《楚辞章句序》的全文翻译

翻译：

以前孔子叡圣明哲，天生卓尔不群，高于侪辈，确定经典学术，删定《诗经》、《尚书》，使《礼》《乐》雅正，制作《春秋》，使后世治国者有所依循。孔子门人三千，个个通晓老师论述六经的微言大义。孔子死后，大义离乱而微言断绝不传。当时，君主昏庸，朝政紊乱，而忠贞之言不被采纳，愤懑之情充斥胸间，时或喷薄而出，于是又作《九歌》及其以下25篇。楚国人民为屈原的高风亮节、瑰丽文采所折服，因而将其作品辗转传播。

原文：

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此文出自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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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背景：

《楚辞章句序》是《楚辞》注本。东汉文学家王逸注。《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原为十六卷，王逸增入己作《九思》一卷，改编为十七卷。书中对《楚辞》各篇作了文字注解，记述了各篇的创作由来和作者经历。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他评价《离骚》“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

《楚辞章句》的每篇前都有序文，另外在《离骚》、《天问》之末还各有一序。这些序文的内容是说明各篇的作者和写作时间，并阐释题意和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些序文集中体现了王逸对《楚辞》的理论认识。王逸用汉代儒家经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楚辞，将屈原独特的人格精神和诗歌艺术都儒学化了。

“楚辞”这一句词不知起于何时。《史记》在张汤的传中已经提到它，可能至晚也是汉初就有的。至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为《楚辞》，从此以后，“楚辞”就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

汉代一般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和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是押韵的散文，它们的句法形式、结构组织、押韵规律都是两种不同的范畴。再从音乐的关系上看，虽然都是不歌而诵，但汉赋同音乐的距离比“楚辞”更远些。

所以司马迁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史记·屈原列传》)可见辞与赋本来是有区别的。由于汉赋是直接受“楚辞”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文体，在习惯上汉代人多以辞赋并称，把屈、宋之辞与牧乘、司马相如的赋等同起来。于是辞与赋的概念混淆了，从此以后，屈原的作品甚至全部楚辞都称之为赋了。

其实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不应混为一谈。至于后人以《离骚》代表《楚辞》而称之为“骚”，如《文心雕龙》有《辨骚》篇，《文选》有“骚”类等。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实不符，都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区别开来。

作者简介：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中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楚辞学者所重。又作有赋、诔、书、论等21篇，及《汉诗》123篇，今多散佚，仅存《九思》，为哀悼屈原而作。明人辑有《王叔师集》。

译文：

以前孔子叡圣明哲，天生卓尔不群，高于侪辈，确定经典学术，删定《诗经》、《尚书》，使《礼》《乐》雅正，制作《春秋》，使后世治国者有所依循。孔子门人三千，个个通晓老师论述六经的微言大义。孔子死后，大义离乱而微言断绝不传。

其后周王室衰微，战国群雄纷争，礼仪道德坍塌崩溃，谲诡奸诈丛生于人心，于是杨朱、墨翟、邹衍、孟轲、荀卿、韩非之流，各自以其所学著书立说，有的传述古人，有的借以显达于当世。

屈原恪守忠义而造人污蔑陷害，心中无限忧郁悲愤，故遵循《诗经》传统而作《离骚》，对君，有讽谏规劝之用，于己，则聊以自慰，抒发郁结之情。

当时，君主昏庸，朝政紊乱，而忠贞之言不被采纳，愤懑之情充斥胸间，时或喷薄而出，于是又作《九歌》及其以下25篇。楚国人民为屈原的高风亮节、瑰丽文采所折服，因而将其作品辗转传播。

原文：

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

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出处：出自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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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王逸（生卒年不详），字叔师，南郡宜城（今湖北襄阳宜城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官至豫州刺史，豫章太守。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中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楚辞学者所重。

又作有赋、诔、书、论等21篇，及《汉诗》123篇，今多散佚，仅存《九思》，为哀悼屈原而作。明人辑有《王叔师集》。

王逸《楚辞章句》所依据的底本，就是刘向所整理出来的本子。《汉书·艺文志》说屈原有二十五篇作品，而王逸《楚辞章句》中归到屈原名下的二十四篇，是《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

另外，还收入了宋玉和一些汉代作家的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其中《九思》是王逸自己的作品，而且也有注，所以有很多人认为这不合情理，由此怀疑这一篇是后人增入的。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逸

王逸《楚辞章句序》翻译

以前孔子睿圣明哲，天生卓尔不群，高于侪辈，确定经典学术，删定《诗经》、《尚书》，使《礼》《乐》雅正，制作《春秋》，使后世治国者有所依循。孔子门人三千，个个通晓老师论述六经的微言大义。孔子死后，大义离乱而微言断绝不传。

其后周王室衰微，战国群雄纷争，礼仪道德坍塌崩溃，谲诡奸诈丛生于人心，于是杨朱、墨翟、邹衍、孟轲、荀卿、韩非之流，各自以其所学著书立说，有的传述古人，有的借以显达于当世。屈原恪守忠义而造人污蔑陷害，心中无限忧郁悲愤，故遵循《诗经》传统而作《离骚》，对君，有讽谏规劝之用，于己，则聊以自慰，抒发郁结之情。当时，君主昏庸，朝政紊乱，而忠贞之言不被采纳，愤懑之情充斥胸间，时或喷薄而出，于是又作《九歌》及其以下25篇。楚国人民为屈原的高风亮节、瑰丽文采所折服，因而将其作品辗转传播。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武帝廓清天下杂说以求正道，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大义正道又得以发扬光大。后世的俊彦豪杰，莫不高山仰止，皆望屈子项背各作词章抒写一时情怀，而辞藻体制皆依《离骚》之制。刘向整理校雠经书时，将其分为十六卷。孝章帝即位，着力挖掘弘扬六艺大道。此时班固、贾逵又各以自己所知修改增删以前存疑之处，各自作了《离骚经章句》。而此之外的十五卷则置之不理。还将“壮”误作“状”，像这样违背原义，叙述有失简要精炼处显而易见。现在我又以自己的学识，在已有文献中扒剔钩沉，与笺注解释相结合，作《楚辞章句》十六卷。虽然不敢说能穷尽其深微奥妙之处，但其主旨大略可显现无疑了。

况且，为人臣的准则是以忠心正直为最高，以坚守气节为优秀。故有以逆耳忠言护持其国家，抛弃生命以成全仁义。基于此，伍子胥逃亡江湖而不遗憾，比干遭剖心而不后悔，然后为忠信榜样，得以名扬天下、荣显后世。如果身怀经世之才而不贡于国家，佯狂而无所作为，国动荡时不能扶持，危难时不能安定，一味优柔，顺而从君上，观望而避祸，即使能得百年之寿，有志之士也必以为耻辱，山野村夫必以为下贱。

看我们的屈原，满怀忠贞，品性高洁，正直如箭矢，如磨刀之石，发言美若丹青，在其位之时，竭忠尽智，被黜之后，奔走呼号连性命也不顾。这行为，是旷世未有之高行，这人，是豪杰中的豪杰。而班固说这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纠缠于小人泥潭之中。还认为屈原以椒、兰之物讥刺怨恨怀王，自己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不被容纳，就愤而沉江自溺，这都是污损高尚，尘蒙清洁之举。以前伯夷、叔齐有国而不居，安分守礼，周灭商后他而不食周粟，直至饿死，这难道能说是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吗？况且诗经上怨刺君上的话是这么说的：“哎呀，你这家伙不知道好歹，就需要耳提面命”。讽谏之语，在这儿最为恳切激进。但孔子删定《诗经.》，还是将其作为《大雅》。两相对照，屈原的言语，算得上是温和有度了，这不正是君王昏聩，耳提面命使其警醒吗？而班固之流以为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怨尽他人，实在是有失公允。

那《离骚》行文之时，依托五经以阐发大义。“帝高阳之苗裔”其立意相当于“厥初生民，时惟姜嫄”。“纫秋兰以为佩”相当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昔揽洲之宿莽”，相当于《易》中的“潜龙勿用”。“驷玉虬而乘鷖”，则相当于《易》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就重华而陈词”，则相当于《尚书·皋陶谟》一篇中皋陶在舜帝前陈述其谋。登昆仑而涉流沙，就相当于《禹贡》书中描写的九州水土之分布。所以说，才智超群之人其语言博洽，才华横溢之人其见识高远。屈原的文辞完全称得上博洽高远。屈原自沉之后，见闻广博、学问通达之名儒写作词赋之时，莫不效法其形式，遵照其结构框架，吸取其精微奥妙之处，腾挪其华辞丽藻。正所谓，屈原之文有金玉之质，百代罕有匹敌，名垂千古，永世不灭！
“别是一家”与“自是一家”——从李清照《论词》看苏轼豪放词（累死累活的考据结论）李清照在其《论词》中总结了前人词家创作上的优缺点，并指出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的特点及创作标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她认为，词之区别于诗，在思想内容、艺术风格、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应保持自己的特色。总结起来，主要有一下几点：

一、高雅
李清照批评柳永词“虽协音律，而词语陈下”，反对以俚词俗语入词。主张为词应像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文人的清高情趣和格调。
二、典重
李清照不满贺铸作词“少典重：，认为作词应当端庄典雅，不宜轻佻为之。
三、浑成
李清照重视文学的整体性，批评张先、宋祁有佳句而无佳篇，“破碎何足名家”。认为词应有整体的意境，浑然一体。
四、协乐
李清照认为词要严格遵守五音六律及清浊轻重，反对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作词不协音律，并讥其为“句读不葺之诗”。
五、铺叙
这是由于当时长调慢词盛行，故而李清照认为词要注意铺陈，不满晏几道多为小令而少铺叙。
六、故实
故实即运用典故，用典得当可以增加作品的典雅，充实作品的内涵，李清照批评秦观“少故实”，而黄庭坚“尚故实而多疵病”。
总的来说，词“别是一家”的观点是要维护词的艺术体性和文人词的传统风格，主张在内容与形式上既与诗有所区别，又不流于浅近卑俗，脱离市井坊曲的俚俗之词。而以上数条原则中，又以“协乐”问题最为突出，争论也最为激烈。李清照在《论词》开篇以李八郎的一段轶事表达了作者对词在音乐方面的艺术要求，认为“可歌”是词的最基本的特点。她反对苏轼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苏词“往往不协音律”。
的确，苏轼的词常常突破音乐的束缚，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偏重其文学属性。清人王又华《古今词论》引毛先舒言曰：
“东坡‘大江东去’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论调则当于‘是’字读断，论意则当于‘边’字读断；‘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论调则‘了’字当属下句，论意则‘了’字当属上句；‘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字亦然。又《水龙吟》：‘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调则当是‘点’字断句，意则当是‘花’字断句。”
点明了东坡词的不合音律。然而，东坡虽亦自云不善歌，但其许多作品仍然是叶律可歌的。这一点从他部分词作的题序以及前人文献资料的记载中均可得到证实。那么，苏轼既然并非不通音律，他的词不能严格遵守音律的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使词趋向文学化而非音乐化。宋赵令畤《侯鲭录》引黄鲁直云：
“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协。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复齐漫录》引晁补之语：
“东坡词，人谓多不协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
王灼《碧鸡漫志》云：
“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陆游《老学庵笔记》云：

“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晁以道云：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
可见，当时及后世的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苏轼以其豪放不羁的个性把词从音乐的附属中解脱出来，使词既有能歌的特点，又与诗一样成为独立的文学体式，不为音律、曲调所驱使。在这一点上，与极力维护曲子词体式特征的李清照相左。
另一方面，李清照在《论词》中提出的作词要求规定了词的风格、意境乃至内容范畴，即高雅庄重、婉约矜持的风格，认为此乃词之本色，也就是词“别是一家”的主要特色。殊不知词自唐代以来，同时有两个系统，一为民间词，一为文人词。民间词以清光绪年间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数百首唐五代曲子词为代表，题材广泛，风格各异。近人王重民辑《敦煌曲子词》时说：
“（敦煌曲子词）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言闺情及花柳者，上不及半。”
其中除缠绵悱恻的风格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作品。如：
生查子
三尺龙泉剑，匣裹无人见。一张落雁弓，百枝金花箭。为国竭忠贞，苦处曾征战。先望立功勋，后见君王面。
定风波
工书学剑能几何，争如沙塞骋偻罗。手执绿沉枪似铁，明月，龙泉三尺斩新磨。
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间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
剑器词
皇帝持刀强，一一上秦王。面贼勇勇勇，拟欲向前汤。心乎三五个，万人谁敢当？从家缘业重，终日事三郎。
菩萨蛮
枕边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砣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些词作，有的词情壮烈，有的气势豪放，更有《菩萨蛮》直快袒露，与《上邪》异曲同工，充满了民歌情致。
而文人词作为另一个系统，约自盛唐始。黄升《花庵词选》以李白《忆秦娥》、《菩萨蛮》二词为“百代词曲之祖”。中唐前后，文人填词之风渐开，许多文人创作了清新明朗的词章，如：
李白 忆秦娥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张志和 渔父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戴叔伦 调笑令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 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
白居易 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岀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这些词作，既继承了民歌明快舒朗的情趣，又带有浓厚的文人韵致，有的雄浑跌宕，有的爽朗潇洒，有的悲凉慷慨，有的悠然自得，与诗的风格并无明显分制。
晚唐温庭筠是第一个致力于填词的文人，他引晚唐绮丽婉媚的诗风入词，创作了许多风格绮靡的词。其时编辑的《花间集》就是以这种风格为主的。其中又以温庭筠的词作数量最多。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
“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认为词是用于酒筵歌席间供歌妓演唱以资宴饮之欢的，主张词为艳科，应上承齐梁宫体，下附里巷倡风，亦即以绮靡冶荡为本。
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的词人，多以婉约的词风为本，形成了文人词艳媚的风格特点，并将其视为词的正统，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一直延续后世，成为主流，从而影响了李清照的观点。
而苏轼却一反当时的传统，创作了与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风格迥异的词。他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李清照说词“别是一家”，强调词与诗的区别；而苏轼说他的词区别于柳永的婉约词，“自是一家”。他的词写来是供“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的，是“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的，而不是柳词“只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胡寅《酒边词序》中说：
“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好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
很明显，苏轼的豪放词并没有依从当时词坛已将词的风格定位在婉约上的观念，而是直接继承了晚唐以前文人词的风格并加以发展，将词回归到诗词未分的阶段，正是时人所说的“以诗为词”。
更重要的是，苏轼还扩大了词的描写领域和抒情范围。除描写男女爱情和离愁别绪的词作外，苏轼还创作了表现劳动者生活、抒发为国建功立业之激情，以及感叹人生情怀、歌颂友人情谊等各种内容的作品，并将宋诗的“理趣”引入词中，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展示了他广阔的视野、丰富的阅历和浓郁的生活情趣，使词走出了深闺小院，而境界更为开阔。
清人刘熙载云：
“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
李清照及持有保守观念的人以婉约词为词之正宗，而斥苏词为变体，可知大谬不然。
【附】：李清照《论词》全文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离骚经序曰：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与楚同姓，仕於怀王，为三闾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离骚经，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投而死也。

离骚经的序言中说 ：《离骚》是屈原所写的。屈原与楚国姓氏相同（即屈原是楚国人），在怀王手下做官，官拜三闾大夫。同朝的大夫上官靳尚嫉妒屈原的才能，共同向怀王诋毁屈原。 怀王于是就把屈原流放了。屈原于是作了《离骚》，但屈原因为自身的高洁而不能忍受长久的生活在混浊的世界，于是去了汨罗，自己投河而死了。

　　楚辞章句序
　　<后汉>王逸
　　昔者孔子叡圣明哲，天生不群，定经术，删《诗》《书》，正《礼》《乐》，制作《春秋》，以为后王法。门人三千，罔不昭达。临终之日，则大义乖而微言绝。
　　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遭时闇乱，不见省纳，不胜愤懑，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以相教传。
　　至于孝武帝，恢廓道训，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则大义粲然。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虽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可见矣。
　　且人臣之义，以中正为高，以伏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已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荣显而名著。若夫怀道而迷国，详愚而不言，颠则不能扶，危则不能安，婉娩以顺上，逡巡以避患，虽保黄耇，终寿百年，盖志士之所耻，愚夫之所贱也。
　　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而班固谓之露才扬己，竞于群小之中，怨恨怀王，讥刺椒、兰，苟欲求进，强非其人，不见容纳，忿怼自沉，是亏其高明，而损其清洁者也。昔伯夷、叔齐让国守分，不食周粟，遂饿而死，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且诗人怨主刺上曰：“呜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讽谏之语，于斯为切。然仲尼论之，以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宁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携其耳乎？而论者以为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殆失厥中矣。
　　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厥初生民，时惟姜嫄”也。“纫秋兰以为佩”，则“将翱将翔，佩玉琼琚”也。“昔揽洲之宿莽”，则《易》“潜龙勿用”也。“驷玉虬而乘鷖”，则“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故智弥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识远。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

　　译文：
　　以前孔子叡圣明哲，天生卓尔不群，高于侪辈，确定经典学术，删定《诗经》、《尚书》，使《礼》《乐》雅正，制作《春秋》，使后世治国者有所依循。孔子门人三千，个个通晓老师论述六经的微言大义。孔子死后，大义离乱而微言断绝不传。
　　其后周王室衰微，战国群雄纷争，礼仪道德坍塌崩溃，谲诡奸诈丛生于人心，于是杨朱、墨翟、邹衍、孟轲、荀卿、韩非之流，各自以其所学著书立说，有的传述古人，有的借以显达于当世。屈原恪守忠义而造人污蔑陷害，心中无限忧郁悲愤，故遵循《诗经》传统而作《离骚》，对君，有讽谏规劝之用，于己，则聊以自慰，抒发郁结之情。当时，君主昏庸，朝政紊乱，而忠贞之言不被采纳，愤懑之情充斥胸间，时或喷薄而出，于是又作《九歌》及其以下25篇。楚国人民为屈原的高风亮节、瑰丽文采所折服，因而将其作品辗转传播。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武帝廓清天下杂说以求正道，使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经章句》，大义正道又得以发扬光大。后世的俊彦豪杰，莫不高山仰止，皆望屈子项背各作词章抒写一时情怀，而辞藻体制皆依《离骚》之制。刘向整理校雠经书时，将其分为十六卷。孝章帝即位，着力挖掘弘扬六艺大道。此时班固、贾逵又各以自己所知修改增删以前存疑之处，各自作了《离骚经章句》。而此之外的十五卷则置之不理。还将“壮”误作“状”，像这样违背原义，叙述有失简要精炼处显而易见。现在我又以自己的学识，在已有文献中扒剔钩沉，与笺注解释相结合，作《楚辞章句》十六卷。虽然不敢说能穷尽其深微奥妙之处，但其主旨大略可显现无疑了。
　　况且，为人臣的准则是以忠心正直为最高，以坚守气节为优秀。故有以逆耳忠言护持其国家，抛弃生命以成全仁义。基于此，伍子胥逃亡江湖而不遗憾，比干遭剖心而不后悔，然后为忠信榜样，得以名扬天下、荣显后世。如果身怀经世之才而不贡于国家，佯狂而无所作为，国动荡时不能扶持，危难时不能安定，一味优柔，顺而从君上，观望而避祸，即使能得百年之寿，有志之士也必以为耻辱，山野村夫必以为下贱。
　　
　　看我们的屈原，满怀忠贞，品性高洁，正直如箭矢，如磨刀之石，发言美若丹青，在其位之时，竭忠尽智，被黜之后，奔走呼号连性命也不顾。这行为，是旷世未有之高行，这人，是豪杰中的豪杰。而班固说这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纠缠于小人泥潭之中。还认为屈原以椒、兰之物讥刺怨恨怀王，自己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不被容纳，就愤而沉江自溺，这都是污损高尚，尘蒙清洁之举。以前伯夷、叔齐有国而不居，安分守礼，周灭商后他而不食周粟，直至饿死，这难道能说是欲求高位，而怨尽他人吗？况且诗经上怨刺君上的话是这么说的：“哎呀，你这家伙不知道好歹，就需要耳提面命”。讽谏之语，在这儿最为恳切激进。但孔子删定《诗经.》，还是将其作为《大雅》。两相对照，屈原的言语，算得上是温和有度了，这不正是君王昏聩，耳提面命使其警醒吗？而班固之流以为是炫耀才能，捧扬自己，怨尽他人，实在是有失公允。
　　那《离骚》行文之时，依托五经以阐发大义。“帝高阳之苗裔”其立意相当于“厥初生民，时惟姜嫄”。“纫秋兰以为佩”相当于“将翱将翔，佩玉琼琚”。“昔揽洲之宿莽”，相当于《易》中的“潜龙勿用”。“驷玉虬而乘鷖”，则相当于《易》中的“时乘六龙以御天”。“就重华而陈词”，则相当于《尚书·皋陶谟》一篇中皋陶在舜帝前陈述其谋。登昆仑而涉流沙，就相当于《禹贡》书中描写的九州水土之分布。所以说，才智超群之人其语言博洽，才华横溢之人其见识高远。屈原的文辞完全称得上博洽高远。屈原自沉之后，见闻广博、学问通达之名儒写作词赋之时，莫不效法其形式，遵照其结构框架，吸取其精微奥妙之处，腾挪其华辞丽藻。正所谓，屈原之文有金玉之质，百代罕有匹敌，名垂千古，永世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