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亭》与《红楼梦》
——他们怎样写“情”
刘梦溪
内容提要
《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幷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
《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此外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
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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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作者幷不回避自己的写作曾受到《牡丹亭》的影响。第二十三回标题大书特书：“《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艶曲惊芳心。”而且描写的极细致，写出了林黛玉聆听《牡丹亭》曲文达致共鸣的全过程。
背景是众姊妹和宝玉已奉元春之命，搬入大观园，都是年轻女孩儿，就一个男性贾宝玉。大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结果静中生动、宝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来。于是便读起了《西厢记》。黛玉看到也读，而且读得“余香满口”，两个人“连饭也不想吃了”。正在这时袭人来找，说老太太唤宝玉有事。
林黛玉一个人闷闷地回潇湘馆，路过梨香院，恰好里面正在排练《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两句曲文传入黛玉耳朵，她感到“感慨缠绵”。待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她由不得“点头自叹”。又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不觉心动神摇”。再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她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时黛玉又联想起唐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以及刚刚读到的《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
最后她“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
《红楼梦》里这段情节是描写艺术欣赏达致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起因、渊源影响，主要来自《牡丹亭》的艺术感染作用。
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作者让林黛玉在念酒令时，再次诵读《牡丹亭》的成句。鸳鸯充当令官，一个一个“考”下去，轮到黛玉，鸳鸯说：“左边一个天。”黛玉接念：“良辰美景奈何天。”可见《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对《牡丹亭》是何等地别具慧眼特识。
史学家陈寅恪总是期待“后世相知或有缘”。曹雪芹之于汤显祖的《牡丹亭》，应该不愧为“有缘”的“后世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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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辰本《红楼梦》第三十二回回前的一页纸上，曾引录一首汤显祖的诗：“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此诗见于《汤显祖诗文集》卷十四，题为《江中见月怀达公》（《汤显祖诗文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页531），作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达公”就是真可和尚（字达观、号紫柏），汤显祖的好友，对汤的思想有过重要影响。
抄本《红楼梦》录存此诗，是因为诗的内容和《红楼梦》第三十二回的情节内容互相映衬，故诗前有小引写道：“前明汤显祖先生有怀人诗一截，读之堪合此回，故录之以待知音。”
《红楼梦》第三十二回是有名的“诉肺腑”，即贾宝玉第一次直白地向林黛玉表达爱情，幷郑重告诉林黛玉：“你放心！”这一情节，在《红楼梦》里是极大的关目，是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点。一般读者不一定注意到，宝黛两人在此前经常是吵吵闹闹、哭哭啼啼、互相怄气，但从这第三十二回“诉肺腑”以后，两个人忽然不再闹别扭、吵架了。这是为什么？原来恋爱的双方互相交了底，表了决心，彼此心领神会，只剩下互相“怔怔地”傻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试想，两人话都不需要说了，还需要吵架吗？
甚至黛玉和宝钗的矛盾也因之平静下来。
黛玉得到了宝玉的心，就不必处处以宝钗为意了。宝钗心理纠葛的解决，是第二十八回，贾妃从宫里送礼物，独宝钗和宝玉的一样多。这是个重要“暗示”，说明贾府的权力执掌中枢选中了宝钗做未来的宝二奶奶。当时宝玉大惊，以为传错了，说：“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敏感的林黛玉只好向宝玉发脾气：“我没有这么大福气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而宝钗何等聪明，她岂能不意识到这一特殊举动的含义？这等于元妃的一次公开表态，使得贾母也不便另作主张。此情此境之下，“慧宝钗”还需要放黛玉在心里吗？
宝钗要的是婚姻，黛玉要的是爱情。到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她们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因此就不必互相猜疑戒备了。后来钗黛二人甚至表现得很亲密，弄得宝玉莫名其胡涂，问黛玉：“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几时”？宝钗是在书中第二十八回，黛玉是三十二回。第三十二回就是宝玉和黛玉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所以后来他们的爱情就是“月中无树影无波”了。
汤显祖虽不可能看到晚他百余年出世的《红楼梦》，但他的《江中见月怀达公》诗所表现的“情心”，却可以为宝黛爱情故事的转折预做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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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庚辰本第三十二回引用的汤显祖这首诗，不必是曹雪芹所引，也许是脂砚斋或畸笏叟。第二十一回庚辰本的另页上也有一首诗，叫做《有客题〈红楼梦〉一律》，写的是：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此诗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第二十回回后之附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本第一册，北京，1975年。按庚辰过录本将此附页置于第二十回后而不置于二十一回前，应是抄手误植。
题这首诗的“客”是谁？可能是脂砚斋，也可能是畸笏叟，还可能就是曹雪芹自己。
诗后有批语说：“凡是书题者，[无]不可（以）此为绝调。诗句警拔，且深知拟书底里。”这首诗和汤显祖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诗，可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细详，两首诗又尽有不同。这个不同，正是《红楼梦》和《牡丹亭》写“情”的不同之处。
《牡丹》所写之情是美丽、圆融而又比较容易舒解之情。杜丽娘身处闺房，虽不免为情所困（“在幽闺自怜”），但为时甚暂。她去游园，“姹紫嫣红开遍”的自然景观，既可令她“因春感情”，又可为她暂舒闺房闭处之困。她一个官府小姐居然可以园中畅游，她的处境够优越的了。而且游而能梦，梦而有遇，遇则成欢，杜小姐的情感生活够顺利的了。她自己也承认：“今日杜丽娘有些侥幸也。”玉成此节的条件：是她生在正当红的官宦之家，又是独生之女，杜老爷忙于利禄，母亲对她娇纵溺爱。
这样适宜的“小环境”，特别是构成小环境的“硬件”，《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完全不具备。“寻梦”虽苦，但不小的篇幅都是对前日所遇的“鸳梦重温”，尽情回忆在湖山石边、牡丹亭畔，与“可意书生”的“美满幽香不可言”。她抱怨的是：“梦到正好时节，甚花片掉下来也！”就是“寻梦”不着而焦思，复因焦思而弃世，这个时间也不是很长，不过季春到初秋而已。
更重要的是，杜丽娘死后还可以和柳梦梅“幽媾”，两性之间情感的欢悦过程幷未因当事人之一的死亡而中断。实际上，死后的杜丽娘反而得到了灵魂的自由和情感的自由。她的“肉身不坏”，灵魂可以“随风游戏”，愿意飘到那里就飘到那里，至少可以“常回家看看”。所以从死亡学的观点，杜丽娘不过是“假死”。前生注定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过程是：“前系幽欢，后成婚配。”还魂以后，皆大团圆。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是《牡丹亭》写男女之情的最大特点。
《红楼梦》则完全不如是。
《红楼梦》里的爱情故事，情和欲、灵和肉、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恰好是分离的而不是合一的。《红楼梦》里的婚姻，大都是失败的、残缺的，尤其少有与爱情的结合。
“老祖宗”贾母的婚姻是否美满，不得而知，书中没有交代，反正作为文学角色出现的的她，始终是孤身一人。研究者有的认为张道士是贾母的“老情人”，也许证据还不够充足，不去说他。贾赦和邢夫人、贾政和王夫人等等，都是中国传统婚姻的常态，照例只有婚姻，没有爱情。贾珍和尤氏原本搭配的不错，但贾珍爱的是儿媳秦可卿。贾琏和王熙凤算是比较“般配”的一对了，但他们是权势与利益的结合，各怀鬼胎、勾心斗角，而且都另有所爱。
反之有爱情的，又都不能结成婚姻。
例如尤三姐爱柳湘莲，终因爱而自杀。最典型的是男女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是真爱，爱得如醉如痴，但就是不能结合。只好镜花水月，咫尺天涯。《红楼梦十二支曲》中的《枉凝眉》：“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成虚话。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怎禁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这只曲写尽了普天下有情人爱情与婚姻分离、因而不能结为眷属的苦痛。
换言之，在曹雪芹看来，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他摈弃了以往戏曲小说“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老套。
《牡丹亭》里杜丽娘和柳梦梅的爱情，所以有磨折而少苦痛，就因为有现成的圆满的结局等待着他们，甚至地狱的判官、人间的皇帝都可以站出来帮助他们成全好事。
这与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相比，杜小姐和柳公子够幸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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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男女之间的爱情感受，婚姻与爱情分离，足以成“痛”，情爱与性爱分离，足以为“苦”。现代社会不存在这些问题，婚姻不必是爱情的必然归宿，性爱也可以不与情爱完全结合，因此现代人较少爱情的苦痛。
《红楼梦》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
“金陵十二钗”的命运可以说都是不幸的。
元、迎、探、惜四姊妹，元春号称“元妃”，不过是凤藻宫的一名“女尚书”，是以“才选”，不是以色胜，婚姻、爱情、情爱、性爱云云，根本谈不上。迎春懦弱，人称“二木头”，儿女之情与她无缘；后来嫁给如同“中山狼”般的“无情兽”，把她“作践的侯府千金如下流”。探春远适，那是后话，前八十回的探春，为维护正统地位的尊严，可以不认生母，“绝情”、“忍情”是她的性格特征。惜春好静、喜佛事，后来出家，早已绝了世间情。
李纨守寡，书中说她心如“枯木死灰”。
史湘云爽朗大度，似乎爱自然而不解人事，所以《红楼梦十二支曲》说她“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而且是“云散高唐，水涸湘江”。
薛宝钗只知有“礼”，不知有“情”。
妙玉应该是既解情爱又解性爱的女子，但身处栊翠庵，自己断绝了发舒的条件，结局竟流落风尘。
惟有黛玉，算是得到了难得的情爱，但始终与性爱绝缘。
曹雪芹似乎有意要把情爱与性爱分离开来、对立起来。
如果偶有例外，这两者有某种程度的结合，如司棋和潘又安，结果双双自杀，只能到另一世界实现他们的爱情与婚姻的理想了。
因为在曹雪芹的眼里，一旦拥有了性爱，就已经不是“爱”，而是“淫”。
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仙姑为他演《红楼梦十二支曲》，就是警示他情爱与性爱不过是虚妄空幻之事，万不可一意追求。但贾宝玉对这些警示不感兴趣，也就是警幻仙姑发现的“痴儿竟尚未悟”，于是便引领他与秦可卿幽会，幷发表一番惊世吓俗的大议论：
尘世中多少富贵之家，那些绿窗风月，绣阁烟霞，皆被淫污纨绔与那些流荡女子悉皆玷污。更可恨者，自古来多少轻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为饰，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饰非掩丑之语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会，云雨之欢，皆由既悦其色，复恋其情所致也。
试想这是多么大的判断：“好色即淫，知情更淫。”难怪吓的贾宝玉不知所措。
然而警幻仙姑接着又对“淫”字作出了新的诠解。她说：“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淫乱之蠢物耳。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贾宝玉被警幻仙姑称为“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以和“好色即淫，知情更淫”的流俗情事划清界限。
贾宝玉作为文学形象的特点是：“好色”而“知情”，“知情”而不淫。
秦可卿在《红楼梦》中是一极特殊的角色，作为文学形象，她是集情、色、淫、欲于一身的人物。书中描写她“鲜艶妩媚，有似乎宝钗，风流袅娜，则又如黛玉”，所以她的小名叫“兼美”，表字“可卿”。其实她才是情和性、色和欲四者合一的化身，现代一点的话说，就是美丽而且性感。但这样的女性，男性会无法抗拒，按传统的观点，后果不堪设想。她的判词是：“情天情海幻情深，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红楼梦曲》又说：“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
曹雪芹把“情”看做是“孽”的宿“因”，而且尤其是“家事消亡”的“首罪”和“宿孽”。所以他宁愿塑造贾宝玉这样一个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分离的“意淫”的形象。再没有人比贾宝玉更具备“知情更淫”的诸种条件了，但作者偏偏让他走到世俗理念的反面。
至于“造衅开端”之“因”、“家事消亡”之“罪”，何以都和一个“宁”字有干系？这个“宁”字是宁国府之“宁”，还是另有他指？红学专家也被弄胡涂了，至今没人解释得清楚。当然也许不仅仅指“家事消亡”，可能还包含着“国事”——这涉及《红楼梦》有没有反满思想问题，是另一话题，此处不能多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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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写“情”的难能之处，是写出了男女之间的“至情”，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牡丹亭》卷前“作者题词”）。这是汤显祖作为戏剧家的伟大处。
尽管如此，《牡丹》所写仍然是那种比较单纯的男女之情，即前引汤诗里描述的“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树影无波”那种情境之下的“情”。《红楼梦》则写出了男女情事的诸种复杂型态，有“情情”，有“情不情”（脂砚斋评语），甚至包括因“情”而导致的“情的错乱”，以及因“情”而生成的“恨”等等。前引《有客题〈红楼梦〉一律》：“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应是《红楼》情事描写的真实写照。
汤玉茗标榜：“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作者题词”）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传统社会“以情抗理”的宣言。其实他的本意是说“情”可以创造出“理”无法解释的爱情现实，幷非要对“理”的价值作蓄意的贬低。《红楼梦》则可说是向传统社会的“理”发出了比较系统的置疑。
对比两部作品的风格，《红楼》感到压抑，《牡丹》让人欢跃。《红楼》向往自由的爱情、向往人格的独立，但却是被笼罩在宗法制度大网中的向往，现实世界中无法得以实现。
这缘于曹雪芹与汤显祖处身于不同的历史环境。
天启、万历年间的明代社会，城市经济相对发达，物质条件充盈，中上层生活侈糜，加上王学后劲恣肆，知识人士有较大的精神空间，于是谈“情”说“性”成为时尚。袁宏道致龚惟长书提出的人生“五快活”，可见晚明时代性之一般，兹抄录以飨读者。
然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邂舄，烛气熏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宅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一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士有此一者，生可无愧，死可不朽矣。若只幽闲无事，挨排度日，此最世间不紧要人，不可为训。（袁宏道：《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上册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205至206）。
兹可见晚明社会是一道德秩序紊乱的极开放的社会，“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犹嫌不足，还要以“恬不知耻”相标榜、相钦尚，以为知耻者不足以享受到“真乐”。史家称当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诚非虚言矣。
特别是居身繁华之市的士、官、商等中上阶层，对情、性、利、欲的放纵和追逐，是公开的、无所顾及的。所以《牡丹亭》畅意地写情和欲、爱情和婚姻合一的男女之情，是顺理成章之事，当时的作者和读者均不以之为异。
而生活在乾隆统治时期的清中叶的曹雪芹，则没有汤显祖那样的精神气候的条件。清朝文化政策的严酷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朝一代。皇室、八旗贵胄，可以恣意玩乐，士商等民间势力，则蒙受巨大的政治压力。处身高压之下，知识人士要么做顺民，要么被整肃。商人也失去了往昔的自由。所以《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只好写情和欲、情爱和性爱、爱情和婚姻相分离的男女情事，写被压抑的、变态的、错位的爱情。
至于他的这种写法是不是还隐含有对清初诸王南下征歌选色的批评，红学索隐一派的搜求是否也有一定道理，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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