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故事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我急忙跳下床，跑了出来。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
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

《青春之歌》中的真实的故事

胡开明先生回忆

胡开明

在杨沫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四十二章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夜半更深，一位老人为了掩护爱国学生许宁躲过宪兵的搜捕，毅然决定把这个学生藏进他女儿的被窝。在宪兵明晃晃的刺刀面前，这位老人和他年仅十七、八岁的姑娘，甘冒坐牢的危险，毫不动摇，保护了爱国学生。
有的同志一定会以为这是个虚构的情节。实际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想起这件事，我就以无限敬仰的心情，怀念那位老人和那位姑娘。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后，反动当局加紧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北平学联在清华体育馆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姚克广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中大（中国大学）今天上午已发生搜捕了，各校也很可能紧接着发生搜捕，我们要提高警惕。文件要收藏起来，积极分子应尽量躲避一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散会时外面下着雨。我冒雨回到了东大（东北大学），已是傍晚时分了。当晚我即召集东大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同学开会、传达学联会议的精神。我因为发烧很厉害，头有些晕，只好躺在长凳上开会。大约九点钟左右，一位叫宋伟的女同学跑来告诉我们，说她刚刚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今晚有大批‘客人’要到你们那儿去，你们要准备好好‘接待’。”电话没有留下姓名，讲完这么一句就撂下了电话。当时我分析，这是敌人内部有人同情爱国学生运动，主动给我们报的信，这样今天晚上肯定就要出事了。于是我提出迅速行动，收藏文件，开完会工委会的同学都要离开学校，暂时躲避一下，不要住在校内。可是，当时有的同学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这是逃跑主义，主张在校坚持，集合纠察队准备抵抗。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进行表决，结果是留校坚持的意见占了优势，于是，决定大家都不走了。我因为有病，就由高扬同学搀扶着回了宿舍。他说：“你好好睡觉吧，有事我来告诉你。”
果然，到了凌晨时分，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说完，他就回头跑了。我急忙跳下床，披了一件大衣，光着脚跑了出来。我跑出宿舍已经看不见高扬了，想起不远处有个厕所，靠着学校东面的围墙，于是就朝这个厕所跑去。我从厕所爬到院墙上，观察四周情况。那时天还没放亮，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再往院墙外看，原来是一所民宅，并不是大街。于是只好在墙上再看看动静。
当时正下着大雪，地上积雪已有半尺多厚。我在墙上大概坐了一刻钟，脚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此时天也放亮了。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就从墙上跳下去。不料一跳入民宅，老百姓的狗就吠起来了。原来在学校周围警戒、巡逻的宪兵，一听到院内狗吠声，就过来狠敲大门。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 ”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到了学校的大客厅门口时，押我的宪兵很高兴地对着他们的同伙说：“第一名抓到了！走吧！”这时我往客厅里一看，原来已有四、五十个同学被捉住了（后来据说捕人的黑名单上有七、八十名，那次被抓住了四十多名），拴在一根长绳子上。这时天已大亮，他们也不再继续搜捕了，就把我们押上在校门口停着的大囚车，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但后来不少同学对我开玩笑，说我看望“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因此，以后我就一直不好意思再去了。
解放后，我还挂念着这位老人。一九五○年春，我去北京时，跑到老人的旧址探访。新住户们告诉我说，老汉已去世了，他的姑娘回老家东北了，什么地点不清楚。他们讲，老汉生前，每年夏天在院里纳凉时，总向大家叙述这个故事，夸奖这个学生。
这使我更加缅怀这位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老人。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我急忙跳下床，跑了出来。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
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
《青春之歌》中的真实的故事

胡开明先生回忆

胡开明

在杨沫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第四十二章里，有这样一段情节：夜半更深，一位老人为了掩护爱国学生许宁躲过宪兵的搜捕，毅然决定把这个学生藏进他女儿的被窝。在宪兵明晃晃的刺刀面前，这位老人和他年仅十七、八岁的姑娘，甘冒坐牢的危险，毫不动摇，保护了爱国学生。
有的同志一定会以为这是个虚构的情节。实际上，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而且是我亲身经历的。想起这件事，我就以无限敬仰的心情，怀念那位老人和那位姑娘。
“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游行示威后，反动当局加紧了对爱国学生运动的镇压。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北平学联在清华体育馆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姚克广一开始就告诉大家说：中大（中国大学）今天上午已发生搜捕了，各校也很可能紧接着发生搜捕，我们要提高警惕。文件要收藏起来，积极分子应尽量躲避一下，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散会时外面下着雨。我冒雨回到了东大（东北大学），已是傍晚时分了。当晚我即召集东大救亡工作委员会的同学开会、传达学联会议的精神。我因为发烧很厉害，头有些晕，只好躺在长凳上开会。大约九点钟左右，一位叫宋伟的女同学跑来告诉我们，说她刚刚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今晚有大批‘客人’要到你们那儿去，你们要准备好好‘接待’。”电话没有留下姓名，讲完这么一句就撂下了电话。当时我分析，这是敌人内部有人同情爱国学生运动，主动给我们报的信，这样今天晚上肯定就要出事了。于是我提出迅速行动，收藏文件，开完会工委会的同学都要离开学校，暂时躲避一下，不要住在校内。可是，当时有的同学反对这个意见，认为这是逃跑主义，主张在校坚持，集合纠察队准备抵抗。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们只好进行表决，结果是留校坚持的意见占了优势，于是，决定大家都不走了。我因为有病，就由高扬同学搀扶着回了宿舍。他说：“你好好睡觉吧，有事我来告诉你。”
果然，到了凌晨时分，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说完，他就回头跑了。我急忙跳下床，披了一件大衣，光着脚跑了出来。我跑出宿舍已经看不见高扬了，想起不远处有个厕所，靠着学校东面的围墙，于是就朝这个厕所跑去。我从厕所爬到院墙上，观察四周情况。那时天还没放亮，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再往院墙外看，原来是一所民宅，并不是大街。于是只好在墙上再看看动静。
当时正下着大雪，地上积雪已有半尺多厚。我在墙上大概坐了一刻钟，脚冷得实在受不了了。此时天也放亮了。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我就从墙上跳下去。不料一跳入民宅，老百姓的狗就吠起来了。原来在学校周围警戒、巡逻的宪兵，一听到院内狗吠声，就过来狠敲大门。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 ”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到了学校的大客厅门口时，押我的宪兵很高兴地对着他们的同伙说：“第一名抓到了！走吧！”这时我往客厅里一看，原来已有四、五十个同学被捉住了（后来据说捕人的黑名单上有七、八十名，那次被抓住了四十多名），拴在一根长绳子上。这时天已大亮，他们也不再继续搜捕了，就把我们押上在校门口停着的大囚车，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但后来不少同学对我开玩笑，说我看望“未来的老丈人”去了。因此，以后我就一直不好意思再去了。
解放后，我还挂念着这位老人。一九五○年春，我去北京时，跑到老人的旧址探访。新住户们告诉我说，老汉已去世了，他的姑娘回老家东北了，什么地点不清楚。他们讲，老汉生前，每年夏天在院里纳凉时，总向大家叙述这个故事，夸奖这个学生。
这使我更加缅怀这位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