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呼格吉勒图案，大家说说刑讯逼供……的冤案，怎样才能减少。

　　司法问责制度，根本上是为了减少和杜绝冤假错案的发生。那么，万一案子判错了，怎么办？中国古代在这方面有详细的规定，主要有同职公坐、援法断罪、违法宣判、出入人罪、淹禁不决五种情况，分别论罪。其中，最突出的是“同职公坐”责任。
　　所谓“同职公坐”，是指所有参与具体办案的人员，在判决书上均要签字，如果将案件错判了，均负有连带责任，即过去常说的“连坐”。《唐律疏议·名例》“同职犯公坐”条：“诸同职犯公坐者，长官为一等，通判官为一等，判官为一等，主典为一等，各以所由为首。”可见，即便无私心、无腐败，仅仅是工作失误，从上到下四级责任人都要接受相应的处罚。
　　如果非工作失误，采取虚构事实、增减案情的办法，将案子错判，有罪者判无罪，无罪者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即所谓“出入人罪”，惩罚更重，法官要遭“反坐”：判处和犯人相同的罪行，即误判犯人死刑的，出事法官也犯死罪，且竖悄“死罪不减”。
　　“反坐制度”继承了先秦判罚不公“其罪惟均”的刑法思想，此制度在汉代即施行，汉禅侍顺帝建康元年（公元144年），零陵太守刘康，因为“坐杀无辜，下狱死。”
　　法官依法审案，“援法断罪”，否则问题也严重。据《商君书·赏刑》，先秦时如果法官不执行君主法令，将被判处死刑，而且父母、兄弟、老婆都跟着他倒霉。这一点进入封建时代后，有所减轻，但也要领“笞刑”，唐、宋及明、清法律中都规定，“违者笞三十”。

但现在情况是，冤假错案往往引发全社会关注，但错案追究往往不了了之。比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昭雪后，有关部门说是要启动错案追究，但公众至今不知道追究了谁。浙江张氏叔侄杀人案去年被纠正，浙江方面也表态展开调查，但一年半过去，结论杳如黄鹤。
　　在任何冤假错案中，都可能存在三种责任：国家或曰制度责任、领导责任与办案人员个人责任，三种责任各有份际。在近几年来有关冤假错案的责任讨论中，很多人将责任推给体制、制度、政策，比如“严打”、“命案必破”，而对责任人抱持无限同情。这不是一种明了责任的认识。
要防止冤假错案，国家、领导与办案人员各有职守，只有各尽其责，才能使结果符合社会期待。错案的发生，国家自然要承担应当承担的责任。但办案人员的个体责任不容推卸，就算是“严打”、“命案必破”政策，也是以“依法”为前提，它可没教谁去刑讯逼供、颠倒黑白。
　　防止冤假错案，当然不是事后追究这么简单。良法与好制度总是必要的，甚至舆论监督也是纠错机制之一，我们需要穷尽一切可能的手段。错案既已纠正，该落实的错案责任就得落实到人。谁对冤假错案负有责任，包括政法委领导、公检法工作人员，都应当受到追究。特别是对徇私枉法者、刑讯逼供参与者和渎职人员，必须一余袭渣查到底，坚决给公众一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