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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乔治·爱略特--没有一位生育过子女，其中有两位没有结过婚，这一事实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虽然不准妇女写作的禁令已被取消，妇女要写小说似乎仍有相当巨大的压力。在天才和性格方面，再也没有比这四位妇女更加相异的了。简·奥斯丁与乔治·爱略特毫无共同之处；乔治·爱略特又与艾米莉·勃朗特截然相反。然而，她们所受的生活训练却使她们从事相同的职业；当她们写作之时，她们都写了小说。

小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妇女最容易写作的东西。其原因并不难找。小说是最不集中的艺术形式。一部小说比一出戏或一首诗更容易时作时辍。乔治·爱略特丢下了她的工作，去护理她的父亲。夏洛蒂·勃朗特放下了她的笔，去削马铃薯。虽然她生活在普通的客厅里，被人们包围着，一位妇女所受到的训练，就是运用她的心灵去观察并且分析她的人物。她所受的训练，使她成为一位小说家，而不是一位诗人。

甚至在19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而那些19世纪的小说，虽然它们是杰出的，却受到这个事实的深刻影响：写作它们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当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说就会毁灭。如果剥夺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士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给予他的各种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战争与和平》就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贫乏无味。

然而，《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列蒂》和《米德尔马奇》是妇女写作的。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甚至她们的感情生活，亦受到法律与习惯的严格限制。乔治·爱略特没有结婚，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路易士先生同居，公众舆论为之哗然。在此压力之下，乔治·爱略特退避郊区，离群索居，这就不可避免地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最不利的影响。她写道：除非人们自动要求来拜访她，她从不邀请他们。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军人，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与各阶层的男女交往，对此无人加以非议，而他的小说却从其中获得了惊人的广度和活力。 但是，妇女所写的小说，不仅仅是受到女作家必然狭窄的生活经验的影响。至少在19世纪，它们显示出可能归因于作家性别的另一个特征。在《米德尔马奇》和《简·爱》中，我们不仅意识到作者的性格，正如我们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意识到他的性格，我们还意识到有一位女性在场--有人在谴责她的性别所带来的不公正待遇，并且为她应有的权利而呼吁。这就在妇女的作品中注入了一种在男性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的因素。除非他碰巧确实是一位工人、黑人或者由于某种其他原因意识到自己软弱无能的人。它引起了对现实的歪曲，并且往往导致某种缺陷。

《简·爱》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小说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还在于小说塑造了一个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小说中简·爱对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生动地展现了的那火一样的热情和赤诚的心灵，强烈地透露出她的爱情观。她蔑视权贵的骄横，嘲笑他们的愚蠢，显示出自强自立的人格和美好的理想。她大胆地爱自己所爱，然而当她发现自己所爱之人还有妻子的时候，又毅然离开她所留恋的人和地方。小说表达出的思想，即妇女不甘于社会指定她们的地位而要求在工作上以至婚姻上独立平等的思想，在当时不同凡响，对英国文坛也是一大震动。小说的虚构结尾，描写简爱获得一笔遗产，回到孤独无助的罗切斯特身边。这一情节虽然值得推敲，但是它显露出作者的理想—女性在经济、社会地位以及家庭中的独立平等以及对爱情的忠贞不移。

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小说的真实性和强烈的感染力，还在于小说塑造了一个不屈于世俗压力，独立自主，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