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文明的起源为什么不同于东方文明

古希腊文明的“东方起源说” - ---中国网
　　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成的。甚至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常常被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然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就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
　　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怀特海也说：“我们从两河流域的闪族人那里继承了道德和宗教，从埃及人那里继承了实践”（1937）。自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以及印度文明等等——对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
　　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六十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的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荒谬的。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贡献，勿宁说是使哲学发展为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了；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君权神授的概念，君应向神们述职的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今天英国君主的加冕仪式可以说是美索不达米亚仪式的再现；在法律上美索不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希腊和罗马通过与东方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赛格斯（H.W.F.Saggs）在其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的相似，两者的阴府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头大的神”。
　　在希腊哲学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中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的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史实，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在1993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的概念，立即受到学者们的普遍接受，这个新的观点第一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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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种周人的起源和黄种殷民的复兴
在史前时期的中国，存在着三大民族集团。处于西方即黄河中上游高原地带的，是称为河洛文化区的羌狄集团，其象征代表是轩辕黄帝；处于黄河下游东部平原及沿海地区的，是称为海岱文化区的东夷集团，其象征代表是帝俊高辛；处于南方长江流域的，是称为江汉文化区的三苗集团，其象征代表是太皞伏羲。
　　从各地出土的早期文物对比，古人类学研究及DNA等科学检测情况来看，所谓羌狄集团明显带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基本可以确定其族群来源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中亚地区。从中亚到黄土高原，游牧民的文化遗迹由西向东呈阶梯型连续发展，自罗布泊以东开始与东方民族有了陆陆续续的接触，直至到达中原地区与东方主体文明发生碰撞。而东夷集团和与东夷集团关系密切，时常难分彼此的三苗集团，则明显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其外观形象、身体特征与现代汉族人基本一致。因而，我们今天可以推断出，黄帝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始祖是有疑义的，而作为黄种人的汉族代表则更是显得荒诞。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奉祀黄帝为始祖，其根源在于远古时期各部族对中原地区争夺的结果。具体来说，起点就在于周民族的兴起和殷民族的衰败。
　　从有史可考有据可循的资料上分析，西方人在姓氏制的确立时间上较早。比如沿里海南下的雅利安人的一支达瓦兹，很早就推行了种姓制度。而东方人的姓氏在起源时间上，实际是相对较晚的。只是到了后来，作为西方民族之一的羌人，才带来了姓氏文化。尤其到了武王灭商分封时，以封地为姓氏的现象才大规模的出现。通过考古出土的人物雕像和DNA检测等研究表明，作为古羌狄一支的周人，其主流早期特征明显具有西方印欧人种高鼻深目、头发卷曲、体毛浓密的特点。而他们的始祖后稷，其母名姜嫄，姜羌同源，以羌为姓氏，且嫄即指女性始祖之意，由此可知姜嫄其意就是羌族的繁衍之母。事实上，早期的所谓有熊氏、有虞氏、陶唐氏、烈山氏这些氏族，无不带有印欧语系高加索人种的印记，而东方和南方的九黎、九夷、淮夷、三苗，则蒙古利亚人种特征显著。原始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的古羌人逼近中原，而世代居住于黄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九黎部落，与外来入侵的游牧民不断发生摩擦，终于酿成了著名的涿鹿之战，长年安居的农耕民族不是剽悍的游牧民对手，渐渐败下阵来。从此，中原地区不再是东方民族的沃土，以炎黄名义为首的羌狄部落逐步向中原各地渗透，与当地的农耕民族冲突时断时续，在各类接触中又相互融合。西方各民族在带来自己异域文化的同时，也慢慢接受了东方先进的农耕文明，但是炎帝黄帝作为一种称号，在当时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还是大多局限于西方各族内部，东方民族有自己的民族首领，或者就是原始时期的祖先称号，就象西方羌狄一样，同样也是经过了神化过程的，这就是帝俊。
　　炎黄对蚩尤发动的涿鹿之战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一个里程碑，其意义在于东方的门户从此向西方敞开。而后来的殷周之争则标志着西方的社会文化最终占领了东方的市场。
　　历史上，作为一个发达奴隶制国家的殷商与周围地区政经关系密切，社会交流、人员往来频繁，这是因为周边的小国家都是作为殷商的附属国而存在的，所以各部族之间杂居侨居的情况普遍。比如姜尚，虽然据记载其为殷人，但从他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其祖上当有羌人血统，很可能是世代移民于中原地区的羌族人。不过虽是几代人都接受着东方文明的熏染，但羌人沉淀的基因仍会在很多时候起着显性隐性的作用。所以当他回到血缘更近的周人那里，潜意识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认同感也是很正常的。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姜尚助武王伐纣成功，受封于齐后，自我回归的西方民族刻板拘束的宗教性格得以再现，要残酷血腥地毁灭具有东方民族活泼生动的文化因子、崇尚自由快乐的莱夷文明。
　　殷民族的始祖叫契，就是那个“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有娀氏的孩子。所谓天命玄鸟，指代的是一种鸟图腾文化。东方民族以花鸟为图腾，鸟的形象在其中占了重要的地位。比如东方民族的上帝帝俊，从甲骨文来看，就是一个鸟首人身的形象。据传说帝俊有两个妻子，一个叫羲和，是伟大的太阳之母，就是被羿射死了九只三足乌儿子的母亲，太阳的形象在古人看来就是日中一金乌，由此可知鸟图腾文化象征着夷人对上天和太阳的崇拜。另一个妻子叫常羲，是显赫的月亮之母，生了十二个月亮女儿，这不过是后人对于十二月历的附会。《山海经*大荒东经》描述说：“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郝懿行考证沙即为娑，这段话生动地再现了一幅古代夷人身披五彩羽毛服饰、头上戴着装饰密集的羽毛翎冠，相互盘旋而舞，对天帝和太阳神行祭祀之礼、共同庆祝的热闹的民俗画面。由此而知，作为东夷人一支的殷人，始祖要与天上的神鸟拉上关系，就不难理解了。
　　殷人作为东夷的一个古老部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一直有着显著的地位。殷人善于经营，农牧业发达，手工、商业繁荣，雄厚的经济基础保证了强大的政治地位，在与各民族的往来接触中逐渐树立起威望。同时殷人素以强悍著称，在军事上有很强的战斗力，曾经同有易人的战争就很说明问题。
　　在成汤以前上溯到六、七代，殷民族有一个首领叫王亥，在他的带领下，社会发展很快，粮食作物充裕，牛羊成群。王亥精明能干，又富有商业头脑，他见这么多产品用不完，就与弟弟王恒商量，把多余的拿去和北方的有易族进行贸易交换。兄弟二人征求大家的意见，族人正发愁东西如何处理，一听这个方案就答应下来，并且推举兄弟俩带队前往。经过一番准备，两个人率领着一批殷人，带上大量的农作物，赶着牛羊群出发了。
　　有易族居住在今天的河北易县一带，与殷人同源，也是当时北方一个强盛的民族。有易的首领绵臣，得到消息后亲自前往迎接，并设宴款待王亥一行。可在欢宴的过程中，发生了始料不及的事情。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王亥本来出于礼貌的问候却引起了有易族的误解，被认为是对有易人的侮辱，由此而产生起争执，最后一发不可收拾竟动起手来。结果寡不敌众的王亥被杀，王恒被扣押，牛羊物资也被全部没收。噩耗传回到殷人那里，激起整个部族的愤怒，大家推举王恒的儿子上甲微为新的首领，立刻就组织了一只部队前去讨伐有易族。按说有易作为一个强大显赫的部族，是有很强军事实力的，但在仓促出兵的殷人面前，严阵以待的有易却表现得根本不堪一击。两军在易水河畔一交手，有易人就被打得溃不成军，首领绵臣被杀，被扣押着随军出征的王恒也死在乱军之中。易水旁的这次战斗，充分说明了殷族人具有超强的作战能力和雄厚的军事基础。

补充：
　　上甲微虽然打了胜仗，但父亲却在混乱中死了，他把满腔怒火全部发泄到有易人头上，一番清剿过后，有易几乎没了人烟。后来，残存的少量侥幸活下来的有易人，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为躲开殷人的势力辐射范围，只得前往西方避难，经过了艰苦的长途跋涉，最后在陕西甘肃一带找到了一片落脚点。根据各地发音的不同，有易转音成了摇，后来又正式定名为嬴，并且以嬴为姓，嬴实际就是易，以示不忘故土。这个迁徙的民族就是后来秦人的祖先，所以秦国虽然是发源于西方，却是源自东夷民族。
　　从上甲微以后的各代，殷民族不断兴旺，到了成汤时期，殷商确定了自己华夏各民族中心的地位。殷人奉帝俊为上帝，奉契为祖先，按时节祭祀，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周朝兴起。
　　自周原而起的周人，有自己西方的民族传统。他们奉黄帝为上帝，奉后稷为祖先，虽然依附于殷商，却并不认同东方的上帝。他们的相貌外观、体质结构、生活习俗，虽说因为长期混血的原因已有所改变，但骨子里依然处处潜含着来自西方的基因。这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主体意识、主体遗传成分始终以西方为根本。他们来自古代羌人，黄帝才是他们羌狄各族崇拜的对象，是他们的不可动摇的认同点，是羌狄各部相互联系的纽带。虽然羌狄集团始终处于人数上的劣势，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地位，但即便是附庸东方的关系，也只不过是松散的表面意义上的宗主名义，并不是完全的统治关系。东方的帝俊信仰，并不足以动摇他们的根本。
　　《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四方，四蛇盯绕。”《西山经》又说：“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轩辕之丘，无草木。洵水出焉，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黄。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是山也，万物无不有焉。”从书中的记载分析，加以对古代中亚地区的地质地貌构成研究，所谓轩辕之丘大致应位于今天锡尔河上游的费尔干纳盆地一带，黑水即为锡尔河古音而来。近代考古研究证明，史前的印度—卡菲尔—伊朗人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对马进行了驯养，并且两轮和四轮马车大量出现。而费尔干纳作为雅利安人的主要栖息地之一，牧马业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伴随着辐轮战车的发明，加之中亚地区气候环境的改变，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各部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军事入/侵。由里海西进的部族有赫梯人、赫楞人、凯尔特人等，陆续抵达小亚细亚和欧洲；南下的一支古提姆人侵入美索不达米亚，推翻了阿卡德王国；另外有两支分别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河谷，攻占了伊朗和印度北部地区；而东进的一支，无疑就是后来出现在东方的吐火罗语属的羌狄集团。
　　史前的古羌族，其游牧民特性、生活习惯、语言结构、民风民俗与印欧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墓葬发掘结果比较，大量的遗骨研究显示他们是狭面高额深目、身型高大的白色人种，提取的DNA样本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而少量具有蒙古利亚特征的尸骨经核实其身份是作为奴隶而出现的，并且经常被当作殉葬者，他们很可能是在入侵过程中被古羌人掳掠去的。而在更早的时期，古羌人与印欧人同样都实行火葬。从出土文物来看，用陶轮制作的尖底水纹陶器，正是中亚古吐火罗人特有的原始工艺之一，带有明显的克尔木齐文化痕迹。上古时代，羌人语言本属印欧语系早期的吐火罗语属，使用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中原地区汉字的前身甲骨文的影响，才慢慢接受了单体象形文字，并转为单音节语，由周人最终确定下来。通过对语言学的比较研究证明，在汉语中存在许多印欧语借词，并且有着某种结构上的类似性。比如水这个词，经一些专家考证，其读音并非东方民族的原始发音，而是从印欧语中sil发音转化而来。而更说明问题的，就是所谓黄帝这个称号。
　　在古代印度神话中，魔鬼有一个共称，叫Asuras，中文译名阿修罗，与之相对立的天神，叫Devas，中文译为帝释天。而在相邻的古代伊朗人那里，事情却发生了颠倒，Asuras的伊朗对应词是Ahuras，中文应译做阿胡拉，是代表光明、保护人民、惩治邪恶的神祗共称，而Devas的对应词Daevas，则被当作魔鬼的共称。按说古代伊朗人印度人同源，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但当时的情况是，两个部族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在仇恨日益加深的境况下，都自然而然地升格自己的保护神，而不断地往对方的保护神身上泼脏水，最后竟上升为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
　　在早期雅利安人的多神崇拜中，Ahuras确是一个重要角色，即是光明的象征，兼有司值雷电之职，威力可谓无比。通过对早期印欧人的语言学进行研究对比，阿胡拉这个词源于发音应为Hiulran的词语，意指光明。在上古时代，印欧人在H和S的发音上不分，后来因为部族的不断分化迁移，导致读音在各地出现差异，但词源是一致的。这个词又指代闪耀着剧烈光明的雷电，当被作为人格化的神祗后，雷电划破天空，就当成了Hiulran闪现的象征。从印欧语系各部族语言的演化过程，都可以追溯到Hiulran的印记。自伊朗的Ahuras，到北欧的Thor，证明了这个词语或者神祗在印欧人中的影响力。而在古羌人的原始信仰中，这样一位著名的天神是不可能被忽视掉的。
　　综合印欧语系各语种演化渐变过程，结合吐火罗人羌人周人的社会发展轨迹，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最后作为单音节汉字确定下来的黄帝这个称谓，帝是指明他的身份地位，而黄正是发源于远古时期Hiulran这个多音节词语，是它的单音节转音。在早期的羌人那里，这个词不单用做至高无上的天神之意，还指代与天神沟通交流的民族的领袖，也就是他们的大祭司，发“许”声读音。这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传说中的黄帝怎么会兼有上帝和氏族领袖的多重身份，原来领袖就是天神在下界的化身。如同“MA”这个词一样，Hiulran这个伟大民族的光荣代表，伴随着各部族的繁衍迁徙，从中亚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至于轩辕和公孙这两个词，只是Hiulran这个词源在不同地区各个时期的不同读法，轩辕系转音，公孙为析音，象吐蕃人传说中的格萨尔，即接近于甘南地区古羌人的公孙发音。不同的部族辅以自身的经历，对崇拜对象不断叠加神化，虽然事迹上有了差别，戴上了五颜六色的装饰，原点却是一致的。
　　从武王开始，姬周取代了殷商，周文化也开始取代殷文化。黄帝作为周文化的标志之一，随之推广到全国各地。周初的分封，使羌人和与羌人关系密切的部落贵族作为统治者，控制了各地的上层建筑。本来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文化上的推广必然会招致原住民的抵触，但作为东夷文化核心的殷人被集中在宋卫两个国家，而其他东夷部落本来就结构松散，缺乏凝聚力，加之长期与殷人相互排斥，甚至有很多部落在灭商的过程中就是作为周人的同盟者出现的，所以周文化的普及并没有遇到过多的阻力。战争过后，境内的大部分东夷人在生活质量上非但没受到影响，反而因为摆脱了殷人的盘剥而有所提高，这又间接为周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环境。而少数固守夷人文化的部族，或是因为地处周朝疆域之外，对中原没有影响力，并且被周代统治集团极力贬为不登大雅之堂的蛮/夷习俗，或是在周文化的强势包围中难有作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被湮没掉。至此，溯源于中亚文明的黄帝，作为中原社会的主流文化被延续下来。
　　东夷和与东夷相关的文化系统虽然因为历史的原因而衰落，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仍然可以找到零星遗留的残片。从流传的羿射九日、嫦蛾奔月的民间故事，到萨满文化在一些地区的流传延续，无不加盖着东夷文明的印戳。而与东夷同根同源的三苗和与三苗有着传承关系的楚文化、百越文化，还是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也从一个侧面对东夷文明有所映射。
　　另外，有一个十分令人关注的现象，就是远在美洲大陆的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通过各种考古发掘资料整理，种种迹象表明，奥尔梅克文明与殷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300年间，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生活着奥尔梅克人，就是后来玛雅人的前身。奥尔梅克人创造了高度的社会文明，建造了印地安人最早的太阳神庙。考古学家在神庙遗址的挖掘工作中，发现了六块平首微弧的玉圭，根据碳14数据的相关测定，时期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与神庙修建时间相吻合，它们被奥尔梅克人用来当作祭祀祖先的牌位。而让人疑惑的是六块玉圭上镌刻着殷商的甲骨文，通过解读得知，上面的文字是殷人远祖、高祖、先王的名号谱系。为什么奥尔梅克人会在神庙中心祭祀殷人的祖先，人类学家从当地印地安土著的历史传说中寻到了端倪。
　　经过整理分析当地印地安人的民间传说，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他们的祖先在远古的时候，由西方故乡通过天之浮桥岛来到这里，后来因为自然灾害等原因（主要是地震海啸大风等灾害频发），部分居民随同大巫师返回故地，另外有一部分人则被留守下来。时间大约在距今三千年前，当初前往天国的后裔因为故乡国破又回到了这里，并与当地人汇合，共同营建新的国家。留守者的后裔称返回来的首领（同时也是个巫师）为奎兹柯亚特，意即从外面回归的尊者。这个受尊敬的巫师被当作金星神羽蛇神的化身而受到推戴。关于此次回归，印地安人有世代相传的诗歌做了描述，大意如下：天国敌破家难回，亡命海外寻夷（印）乡，二十五族为兄弟，跟从侯喜过天之浮桥岛，途中艰险不能忘，分发麦黍众相亲，天国再建冬复春……。至此，结合公元前1000年左右殷商灭亡时的情形，大致可以推断出奥尔梅克文明与殷文明的相互联系。
　　在周武王伐纣前夕，殷军主力正被派往东部，由攸侯喜率领在淮夷地区平叛。当纣王自/焚国家灭亡的消息传到后，攸侯喜知道平叛部队随时会面临着淮夷和周军合围的险境。在进不能进退无可守的严峻形势下，攸侯喜不愿坐以待毙，毅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带领殷军民东渡出海，回到夷人祖先在海外的故乡。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因为年代太久远，海外的家乡究竟在哪里，路线又如何走，确实是一个难题。但留下又如何呢，走至少还保存着希望，路途必定会是艰辛的，但路途的艰辛阻拦不住逃跑的决心。所幸的是在他们中间，还保留着一代代巫师流传下来的有关祖先迁徙过程的记忆，于是东征的殷军及随军眷属共二十五万人，分做二十五部，乘艨艟帆舰和涕竹舟，依先人所传下的迁徙路途中的星象变化和地貌标识，先是向东直航，绕对马往北，经虾夷三千列岛，再东向过夷南干诸岛抵达北美，弃舟登陆后南下墨齿之地，即与奥尔梅克人相遇。攸侯喜以少昊金星羽蛇为号召，印证了两族同源，随即被奥尔梅克人尊称为奎兹柯亚特，当作回归的少昊金星化身而拥戴。从日本、堪察加、北美等地出土的殷代青铜刀、青铜面具、陶器，到尤卡坦半岛的玉器，成为这次大迁徙的有力佐证。可以想见的是，这是一次艰苦悲壮的长途跋涉，能够安全抵达目的地的殷民想必所剩无多。但这也是一次成功的迁徙，它使殷商文明在美洲的土地上再次延续。为怀念故国家园，攸侯喜带领殷人与奥尔梅克人仿安阳格局建设都城，新都命名为家，经专家解析，慢读析音为文塔，都城旁的河流仍叫洹河，慢读析音为科潘。城中新建太阳神庙，民众依时节而聚，由巫师引导，尊崇拜帝俊古制，或是头戴翎冠，或是身披五彩羽衣，祭祀上天和太阳神，直至现在，很多印地安部落还有此遗风。最初的祭品是有着鲜艳羽毛的鸡，印地安口音读为“ki”。平日里大家或是种植谷物，或是冶炼青铜器具，或是身背夷人长弓四方渔猎，新的国家就此而诞生。
　　奥尔梅克文明是美洲最古老最显赫的文明，它是印地安人的骄傲，是东夷文明的再现，是殷商文明的再生，它是我们东方民族和印地安人的共同宝贵财富。事实证明，坚韧的民族一定会通过历史的考验见证出伟大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