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多次使用“民族”一词。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民族主义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阐释,指出:“民族主义者何?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这是中国人首次给民族主义下的比较科学的定义。这期间,迫于国耻、愤于朝局的拳拳爱国之情,梁启超也将矛头指向原先寄予维新希望的满族统治者,积极鼓吹排满。他在给康有为的书信里写道:“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相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相宜之主义。”
梁启超“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的“大民族主义”是一种多族群—民族主义。
梁启超先生所在的年代,在中国还没有民族概念。更别说普通人对民族的理解,那就更更不用说民族主义是什么了。但毋庸置疑,梁启超把“民族”概念从西方引进功不可没。但是随后他便发现,如果按照西方的民族理论来说,中国这么多人很可能分裂成无数民族。所以,他独道的发现另一种帝国方式的存在可以解决民族问题对中央王朝的冲击。那就是类似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华民族概念。并把国内以前早已有的文化及种族民族形成的格局进行粗略的统一。及汉 满 蒙 回 苗 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