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轲刺秦王的历史评价？

我们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同时也充分肯定荆轲反抗暴秦的正义行动，肯定他大义凛然的英武气魄。
荆轲的甘愿冒死入虎狼之强秦，刺杀秦王，其中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是无可否认的，直到临死他还念念不忘：“必得约契以报太子。”然而，能否把荆轲刺秦王的行动的意义都局限于此呢?当然不能。太子丹初见荆轲时，是希望荆轲为挽救燕国之将亡，反抗暴秦之兼并而出力的。荆轲当时的回答是：“此国之大事，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说明荆轲主要是想报效燕国的。后来荆轲激励樊于期自刎献首时说，可以解燕国之患，而报将军之仇者，也说明荆轲主要还是从国事来考虑的。因此，在荆轲刺秦王的行动中虽然有报答太子丹知遇之恩的因素，但主要还是为了反抗暴秦，挽救燕国以至于六国的危亡。也可以这样说，荆轲报答太子是建立在抗暴秦、救弱燕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报答太子是通过反抗暴秦，挽救燕国来实现的。而这样的行动有其正义性.

荆轲身上体现的以弱小的个体反抗强暴的勇气和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值得千古流芳。在这点上，我们反对电影《英雄》中以“天下”为幌子为暴秦的专制集权辩护、抹杀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行为的崇高价值的立场。然而燕太子丹“至丹以荆卿为计，始速祸焉”的政治决策不能不让后人反思，就象北宋文豪苏洵在《六国论》中所写得：“向使三国各爱其地，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则胜负之数，存亡之理，当与秦相较，或未易也。”
　　荆轲等战国游侠不是凡夫俗子，他们是具有政治价值观和抱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超越物欲，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但作为理想主义者，要想在社会上建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功业，必须要具有勇气和智慧。所谓勇气就是那种明知行动会招致自身的伤亡，也要以微弱的自身与强大的对方挑战的只知正邪、不计损益的高于常人的气概。政治事业是对大道高义的奋争，是拯济天下的伟业，它需要那种“虽千万人，我往也”的执着和勇气，需要那种舍身取义、杀身成仁、论万世不论一生，论顺逆不论成败的节义。真正的政治家是无所畏惧的理想主义者，他不是政客，他要为某种价值观而献身。没有这种勇气、节义，政治家就会成为投机分子，在事业关头权衡个人的利益得失，将一己之利置于政治事业之上。

从燕国的角度讲，有利；但得利最大的却不是它。如果荆轲成功，则天下依旧大乱，燕国不过是一个小国，获利能有几何？且有可能使秦国出兵报复，身死族灭，空使其它大国获利。再说荆轲失败，燕国地图以献，以小国之兵何以挡大秦之虎贲雄兵？荆柯刺秦，不过空使荆轲成名而已。对历史而言，也只有其勇气值得赞叹，其余再无值得赞赏之物。

太子何以怨秦王,只恨荆轲是只羊

风飘飘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