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的摇篮 　　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 　　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迅碰郑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亩颂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 “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 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 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 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 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 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 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 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吵码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著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 “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 “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