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的教案

马说》教案
【教学目的】
1. 了解“说”这种文体的特点，分辨其中的议论和记叙；
2. 掌握文中的字词解释，通假字的用法；
3. 体会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思想感情，了解封建社会中人才被埋没的可悲情况。
【教学过程】
一．回忆“唐宋八大家”，由此引入介绍韩愈。
1．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
又一引题：贾岛的推敲故事联系到韩愈，文名显著。
2．为什么韩愈会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教师介绍：韩愈历来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第一个冲在最前线的战士会受到最高的赞美。在历经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内容脱离了实用的立场，而只是趋于声律和辞藻的华美。文学的真正改革不得不有待于唐代了，以韩愈、柳宗元为首的攻击六朝的文风在建设着实用的散文运动。而韩愈和柳宗元正是以文学创作作为自己改革的有利武器。
※“韩愈在当日对于根深蒂固的骈文阵线的宣战，新散文的建立，确有一种百折不回的奋斗精神。”（《中国文学发展史》）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力反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的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旧时列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摘自《辞海》“韩愈”条）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自称昌黎韩愈，所以后人又称他为韩昌黎。贞元八年（792）中进士后，过了四年才被宣武节度使任命为观察推官，贞元十八年（802）授四门博士，历迁监察御史，因上书言关中灾情被贬为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元和初任江陵府法曹参军，国子监博士，后随宰相裴度平淮西之乱，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宪宗迎佛骨被贬潮州刺史，穆宗时，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等。有《昌黎先生集》。
在中唐，韩愈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文学家。一方面他有大量杰出的诗文作品，另一方面，他作为文坛诗坛的领袖，广交文友，提携奖掖，不遗余力，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志趣相投，风格相近的文人。他不仅大力称赞比他年长的孟郊，还奖拔比他年轻的贾岛，又鼓励李贺这位天才诗人，并为他因避父讳而不得参加科举而大声疾呼；此外，他还与皇甫湜、卢仝、樊宗师、刘叉、李翱等有密切交往。这样，他与他周围的这些文人便形成了一个文学集团，并以他本人为主将，掀起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新诗潮。”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

3．今天，我们就来看看韩愈的文章是如何体现他的“文道结合”的理论主张的。
4．出示课题。
二．解释全文的字词含义，掌握生字生词的拼音。
三．从字词过渡到内容含义：

四．介绍韩愈写作的背景：
这篇《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795枣800）间。其时，他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提拔，未被采纳。他在京城应试觅官，奔走相告，一共呆了10年之久，最后无限怨郁，离开长安。坎坷遭遇正是他写这篇《马说》的思想基础。这篇文章的另一用意是曲陈心迹，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五．点出全文的寓意，明白文章的“托物寓意”的写作手法。
1．如何“托物寓意”？千里马比喻“有才能的人”，伯乐比喻“圣明的君主”，司马者比喻“不认识人才或埋没人才的人”。
2．作者在文中反映了千里马被埋没的悲剧，为了要提出一个怎样的现实问题？
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借千里马为喻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者埋没人才的行为。
3．这是一篇“说”，你读完后，认为它属于哪一种文体？（议论文）
4．为了达到议论论点的目的，作者用了一种什么论证方法？（比喻）
用了比喻论证的好处有：
【关于韩愈的资料】
□《新唐书·列传一百一》：
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人。七世祖茂，有功于后魏，封安定王。父仲卿，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县人刻石颂德。终秘书郎。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愈自知读书，日记数千百言，比长，尽能通《六经》、百家学。擢进士第。会董晋为宣武节度使，表署观察推官。晋卒，愈从丧出，不四日，汴军乱，乃去。依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调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上疏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初，权知国子博士，分司东都，三岁为真。改都官员外郎，即拜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
华阴令柳涧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报而刺史罢。涧讽百姓遮索军顿役直，后刺史恶之，按其狱，贬涧房州司马。愈过华，以为刺史阴相党，上疏治之。既御史覆问，得涧赃，再贬封溪尉。愈坐是复为博士。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曰：……
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 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且言贼可灭，与宰相议不合。愈亦奏言：…… 执政不喜。会有人诋愈在江陵时为裴均所厚，均子锷素无状，愈为文章，字命锷谤语嚣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节度彰义军，宣慰淮西，奏愈行军司马。愈请乘遽先入汴，说韩弘使叶力。元济平，迁刑部侍郎。
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呗，至为夷法，灼体肤，委珍贝，腾沓系路。愈闻恶之，乃上表曰：……
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将抵以死。裴度、崔群曰：“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来谏争。”帝曰：“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感夭促，言何乖剌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于是中外骇惧，虽戚里诸贵，亦为愈言，乃贬潮州刺史。
既至潮，以表哀谢曰：……
帝得表，颇感悔，欲复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论是大爱朕，然不当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镈素忌愈直，即奏言：“愈终狂疏，可且内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曰：…… 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归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禁其为隶。召拜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
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至，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廷。既坐，廷凑曰：“所以纷纷者，乃此士卒也。”愈大声曰；“天子以公为有将帅材，故赐以节，岂意同贼反邪？”语未终，士前奋曰：“先太师为国击朱滔，血衣犹在，此军何负，乃以为贼乎？”愈曰：“以为尔不记先太师也，若犹记之，固善。天宝以来，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孙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众曰：“无。”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归朝廷，官中书令，父子受旗节；刘悟、李佑皆大镇。此尔军所其闻也。”众曰：“弘正刻，故此军不安。”愈曰：“然尔曹亦害田公，又残其家矣，复何道？”众讠雚曰：“善。”廷凑虑众变，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凑何所为？”愈曰：“神策六军将如牛元翼者为不乏，但朝廷顾大体，不可弃之。公久围之，何也？”廷凑曰：“即出之。”愈曰：“若尔，则无事矣。”会元翼亦溃围出，延凑不追。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
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中丞。绅果劾奏愈，愈以诏自解。其后文刺纷然，宰相以台、府不协，遂罢愈为兵部侍郎，而出绅江西观察使。绅见帝，得留，愈亦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卒，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
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始终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愈官显，稍谢遣。凡内外亲若交友无后者，为嫁遣孤女而恤其家。嫂郑丧，为服期以报。
每言文章自汉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树立，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师说》等数十篇，皆奥衍闳深，与孟轲、扬雄相表里而佐佑《六经》云？至它文，造端置辞，要为不袭蹈前人者。然惟愈为之，沛然若有余，至其徒李翱、李汉、皇甫湜从而效之，遽不及远甚。从愈游者，若孟郊、张籍，亦皆自名于时。
□《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
所谓“古文”的复兴，有赖于韩愈的出现。而说到韩愈，则必须看到他的多面性。一方面，韩愈具有积极维护封建专制和儒家“道统”的热情，而另一方面，韩愈又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表现欲很强的人。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纵肆的诗歌中，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张扬外露的气质，而“花前醉倒歌者谁，楚狂小子韩退之”（《芍药歌》）这一类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谨敛束的形象。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继承道统自命，也可以说是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现。所以，当韩愈投入古文复兴运动时，他的态度与前人实有很大的不同。在以复兴儒学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场上，他确是继承了前人；但他的整个散文理论，特别在变革文风、推进创作方面，却增添了许多新的和更为合理的内容。而古文运动获成功，不仅由于他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写出了许多富于个性、才力和创造性的佳作，从实践上重新奠定了散体文的文学地位。同时，他大力提倡与呼吁文体改革，团结了一批撰写散体文的作家，使散体文创作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文学潮流。
《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其中，独孤及对韩愈的影响应该是间接的，因为大历十二年独孤及去世时，韩愈才十岁。但梁肃对韩愈却有直接影响。韩愈《与祠部陆员外书》中曾说到过梁肃对自己及朋友的提携，《唐摭言》还记载韩愈、李观、李绛、崔群在梁肃处游学，三年未得见面，而一见之下，梁肃大为称赏，于是十分推奖他们的文章。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韩愈接受了梁肃的散文理论，则无可怀疑。不过，韩愈的古文理论绝不是简单地抄袭或因循前人的见解，它的实际内容要丰富得多。
第一，韩愈主张写散文“宜师古圣贤人”（《答刘正夫》），但学习古文，并不因为“其句读不类于今”，而是“学古道则欲兼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也就是说，学古文根本上是为了学习“道”。表面看来，这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的思想并没有区别，但是，萧颖士等人所说的“道”只是指伦常教化、道德规范，即儒家学说中的外在伦理规范，而韩愈所说的“道”则兼指（有时偏重）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和人格精神。他在《三器论》中曾说过，“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迟生书》中又说过，“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并反复强调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的论点（《答侯生问论语书》），显然他是吸取了孟子学说的精神，把内在精神看得很重的。所以，他很重视“气”的作用，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就决定于这种精神性的“气”充实与否。
他曾借孟子的话说明，如果人格高尚、志趣充实，文章也会充实，而“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同上）。《答李翊书》中又说：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这当然不是韩愈的发明，但是，韩愈再次提出这些见解却有两重意义：一是他把“文本于道”从外在礼法规范、道德信条对文学的制约转化为人的内在人格修养对文学内容的决定。尽管韩愈所要求的人格修养与内在精神总体上并不与儒家礼法相冲突，但它毕竟使文学趋向自觉的表现而不是被动的诠释。二是韩愈肯定了内在精神与人格修养中情感的地位。
所谓“气”，也包括了“不平则鸣”（《送孟东野序》）、“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送高闲上人序》）、“愁思之声”、“穷苦之言”（《荆潭唱和诗序》）等等“不平有动于心”的个人情感活动及其在各种艺术中的表现。这说明韩愈讲“文以明道”仍是有较大包容性的，它并不排斥、甚至赞许强烈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存在。
第二，学习古人的散文体格，主要应该学习古人“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而不是简单地模拟古文。骈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好用典故，而缺乏创造力的作者便把一些烂熟的套话翻来复去地镶嵌在文中，既无真情实感，又无新鲜的语言。针对这种缺陷而提倡散文的韩愈，便把“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看得很重。虽然他也很重视从古人的作品中学习语言，如《进学解》中曾历数“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但他并不是停留在这些古文的技巧和语言上。在《答李翊书》中，他说自己学文，开始是“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但这时并不能“唯陈言之务去”。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渐渐有了心得，于是“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最后，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养气守醇，才到了化境，可以自如地写自己的话、自己的心了。可见，韩愈要求的，乃是“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学习古文方法和“自树立，不因循”（《答刘正夫书》）的文章语言风格。而实际上他对前代文章的借鉴吸收，范围是很广泛的，其中也包括骈文的成分。
在主张“文以明道”的同时也承认作者个人的内在情感在散文中表现的合理性，在主张“师古人”的同时又强调语言的创新和风格的个性化，这是韩愈散文理论的精华所在。但是，个人内在情感与个性的表现与“道”的要求，并不是很容易统一的，而常常会出现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韩愈在理论上还是把“道”放在首位。他一方面承认人的内在情感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又试图把这些感情尽可能纳入合乎封建伦常的规范中。他说他自己的“道”，乃是“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重答张籍书》），自己的“文”是“歌颂尧舜之道”的文，内容“皆约六经之旨”，虽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但也决“不悖于教化，妖淫谀佞诪张之说无所出于其中”（《上宰相书》）。总之，“道”对个性对情感的宽容，还是有限度的。
至于韩愈本人的创作，又比他的理论更能反映出他作为文学家的气质。其中虽然有大量论“道”言“性”的作品，如《原道》、《读荀子》等，但也有许多既出于真情，又刻意追求艺术性的文学作品。所以，当时人裴度说他“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以为戏”（《寄李翱书》），后来人说他“徒语人以其辞”（王安石《上人书》）、“第文人耳”（宋释契嵩《非韩》）、“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张耒《韩愈论》），尤其是南宋大儒朱熹，更指责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都看到了他在追求“道”与追求“文”之间的脱节现象，看到了他对文学性的兴趣往往超过了对政治伦理的兴趣这一事实。但是，这恰恰是韩愈在文学创作中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在创作实践中，他既投入了丰富的情感，又运用了很高的语言技巧，因而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
韩愈的《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说理文结构严谨，重视行文的气势和逻辑，过去很受一般古文家的称赏，但文学价值并不高。倒是一些议论性的短文，带着充沛的感情，写得真挚动人。如《送孟东野序》为孟郊鸣不平，激动地发泄着对时代与社会埋没人才现象的一腔怨气；《送董邵南序》则借安慰因“举进士，连不得志于有司”而只好去燕赵谋事的董邵南，抒发对才士沉沦不遇、生不逢时的感慨；
而《送李愿归盘谷序》则借赞美退隐者的清高，斥责那些“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的小人的卑劣行径，蕴含了下层文人在社会压抑下一种急于宣泄的“不平之气”。此外，还有一些近乎寓言的杂感，则锐利尖刻、生动形象，往往一针见血，而又不动声色。
如《杂说一·说龙》、《杂说四·说马》、《获麟解》等，都是借龙、马、麟等动物的遭遇来写人的，在这些杂感中往往包含了韩愈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或穷愁寂寞的叹息。如著名的《说马》：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在韩愈的散文中，悼念其侄韩老成的《祭十二郎文》尤其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哀吊之文前人多用骈体或四言韵文写作，在整齐的格式中求得一种庄肃之感。而此文全无格式、套语，而且不像韩愈其他文章那样讲究结构。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自身之未老而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之辛酸悲恸；中间一段写初闻噩耗时将信将疑、不甘相信又不得不信的心理，尤其哀切动人。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体文相对于骈体文的优长。
韩愈的记叙文中，如《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叙事中或加渲染，或杂谐谑，也写得很生动传神。像《张中丞传后序》写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援，而贺兰进明出于妒忌，按兵不动，反而设宴以笼络南霁云，这时，韩愈以浓笔重彩写道：
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之泣下。
下面，接着又加上一节：
（南霁云）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
这两段，在刻画南霁云忠勇坚贞品格的同时，把南霁云刚烈的个性也凸现出来了。在《石鼎联句诗序》中，韩愈充分运用欲擒故纵、借外现内的方法，描写才智过人的道士轩辕弥明与刘师服、侯喜二人联诗的戏剧性过程和人物的心理变化。
他先写道士的貌不惊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因而反衬出侯喜等人“视之若无人”的高傲似乎合情合理。但当应弥明之请而联诗后，这种心理上的高傲就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听到写诗，刘师服便“大喜，即援笔题其首两句”，侯喜也当仁不让，“踊跃，即缀其下”，道士却一面“袖手竦肩，倚北墙坐”，一面高吟两句“龙头缩菌蠢，豕腹涨彭亨”，机带双敲，诡谲中暗含讥刺，两人便惊住了；但他们心中仍然不服，还想倚多取胜，“声鸣益悲，操笔欲书，将下复止，竟亦不能奇”，道士则“应之如响，皆颖脱含讥讽”。
直到三更，两人心理上已彻底被击溃，而道士“又唱出四十字”，这时两人“大惧，皆起立床下拜”，道士却已“倚墙睡，鼻息如雷鸣”。这篇文字如同小说，把两个文人酸文假醋的模样、前倨后恭的心理和道士不拘小节、放荡机智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
纵观韩愈的散文创作，其艺术技巧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首先，韩愈很注意语汇的创新。骈文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语言陈旧、套路滥熟、好用典故，而他从前人的语汇中推陈出新，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新词，创造出不少新颖的语汇，使文章常常闪现出妙语警句，增添了不少生气。像《送穷文》中的“面目可憎”、“垂头丧气”，《进学解》中的“动辄得咎”、“佶屈聱牙”、“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道》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送孟东野序》中的“不平则鸣”，《应科目时与人书》中的“俯首帖耳”、“摇尾乞怜”等，都是沿用至今、鲜明生动的词语。此外，韩愈还一反骈文好用华丽词藻的习惯，采摭一些不为人所用或刺激性很强的词汇，如《送穷文》写鬼“张眼吐舌，跳踉偃仆，抵掌顿脚，失笑相顾”，《石鼎联句诗序》写人“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进学解》写治学“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送廖道士序》写山气“蜿蟮扶舆，磅礴而郁积”，看起来未必美，但极其生动传神。当然有时韩愈也不免矫枉过正，用一些冷僻生涩的文字，使文章佶屈聱牙，拗口难通。
其次，韩愈很注重句式的设计。骈文的句式，固然整齐合拍、音节响亮，但缺少变化，气势较弱，韩愈的散文，则极善于交错运用各种重复句、排比句、对仗句，来增加文章的变化与气势，发挥散文句子可长可短的优势，弥补散文缺乏音乐美和节奏感的缺陷。如《进学解》第二段论先生的学业、儒道、文章、为人，四层叙述结尾分别是“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先生之于文，可谓宏其中而肆其外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使四层意思的节奏显得很整齐分明，语气在流畅中重重叠叠，层层加码，为后面突然的大转折作了有力的铺垫。又如《画记》中述画中之人，不避重复地列举了“骑而立者五人，骑而被甲载兵立者十人，一人骑执大旗前立，骑而被甲载行且下牵者十人，骑而负者二人……”等三十二种姿态的一百二十三人；
记画中的马，则一一写了二十七种马的姿态，看起来很罗嗦，但读来却娓娓动听，画上各种人、马姿态毕现，各种长短错落、节奏不一的句式以极其繁复的方式组织在一起，正好令人感受到这是一幅庞大细密、错落参差的宏大图画的布局形式。此外，《送孟东野序》连用三十八个“鸣”，由于句式变化，并不令人感到单调，反而有一种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的气势；前面提到《祭十二郎文》中写初闻噩耗时心理的一段，句句用语助词收尾，但“也”、“乎”、“耶”的不同语气错落相杂，或感叹或疑问，句子忽长忽短，很真实地表现出感情的激烈的起伏变化。
再次，韩愈极为注意文章的结构布局。他有时以重笔陡然而起、突兀而现，抓住读者目光，然后再转入本题，如《送董邵南序》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起首和《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以“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起首；
有时则从远处迂回而来，如《送区册序》先说阳山的究僻荒寒、文化落后，然后借庄子关于逃世之人闻空谷足音而喜的话转接，写出其时其境中与区册交识的愉快。至于《送孟东野序》则是上述两种类型的结合，文章从“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警句振起后，却不引入孟郊之事，而是从物声说到人声，从人声说到文辞，文辞又是从上古说到有唐，一路惝恍迷离，不着边际。最后寥寥数语归结到孟郊，反观前文，既是作者自身人生感想的抒发，又成为本文正题的铺垫。另外，像《原道》那种抽丝剥笋般的层层推进，《原毁》的正反互映、通篇对比，虽是单纯说理文字，文章的道理也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韩愈还有意避免摇曳生姿的文章结构。如《柳宗元墓志铭》写得十分平实，表现出他对这位朋友爱其人格、才华而惜其行事（韩不赞同柳参与永贞革新）、怜其遭遇的心情；《祭十二郎文》也是直抒衷情，不有意为文。但这其实也是对于文章结构的一种精心考虑，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平实就是最好的结构。
韩文具有各种体式，风格也有所不同，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气势雄大、感情充沛而文字奇崛新颖、句式参差交错、结构开阖变化，前人说它“猖狂恣肆”（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当然，韩愈在文章上很用力，“做”的痕迹也是难免的。
当时，韩愈是文坛上的领袖，他不仅自己提出理论，参与实践，而且极力推奖提携文学上的同道，如作《荐士诗》推荐孟郊，写状推荐张籍、樊宗师（《荐张籍状》《荐樊宗师状》），写文为李贺打抱不平（《讳辩》）等。他自己也说交游很广，“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李翱则说他“颇亦好贤”，像“秦汉间尚侠行义之一豪隽”（《答韩侍郎书》），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作家集团，他们在诗文两方面都进行了具有创新意义的努力。在诗歌方面取得成就的人不少，散文方面则除了韩愈外，其他人的成就都不大。如李翱以议论文为主，虽结构整饬，却缺乏文采和气势；皇甫湜的散文则比较重视外在语言形式上的奇崛，但情感力度较弱，气势也不够雄大；樊宗师的散文更把韩愈的语言奇崛险怪推向了极端，虽然“词必己出”，但他忽略了语言交流的通则，走向了晦涩艰深。 给分吧

这篇短文是韩愈诸多散文中颇为著名的一篇。时至今日，可以说是雅俗共赏，有口皆碑了。究其原因，也不过是两条：一是文字表达上的通达精练，因而易于理解，便于流传；再是思想内容上的典型、深刻，一针见血，所以历来要引起大批自强不息者们的强烈共鸣与掌权握印者们的援引。

当然，伯乐相马的故事中国古来就有，本属“陈言”之列。古传说中把“伯乐”归为二十八星宿里掌管马匹的神只，原本反映出农业时期牲畜的重要性。到了春秋秦穆公之时，人们便已开始把善于相马的人称为伯乐了。韩愈以旧瓶装新酒的革新精神发前人所未发，仅以区区百余言的一篇小品，便把千里马与伯乐之间的辩证关系，把“千里马”们的不幸际遇活生生地摆到了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面前。终于使连绵不断的炎黄子孙在凡遇到有关“人才问题”的时候，都不能不涉及到这篇语势凌厉，悲愤感慨的小品及其一句千金、不容置辨的思想内涵。

关于这篇文章的写作年代，各家均未注明。但若从作者一生的经历看，似应列在第二时期——即应试求官的阶段中较为合适。韩愈此期三次下场，三次上书都被冷冰冰的命运挡了回来。于是在长安坐了十年冷板凳的他就有了《感二鸟赋》及《祭田横文》等“不遇时之叹”与在《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文中流露出来的怨气和牢骚。

在韩愈所处的中唐时代，尽管科举制为中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参政的道路，但是把持朝政的门阀贵族们仍然坚持朝廷上的重要职任必须在公卿子弟中选择，而绝难让这些白衣秀士们厕身其间。所以，虽然韩愈一生经历了唐代的五位皇帝，但不管他何时发出这种对于埋没人才问题的呐喊，都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都是带有必然性的。

对待韩愈的散文，后人多有评价，其中褒贬俱有不一而足。但是对于这篇“马说”却是一致推崇的。首先，这是一篇一气呵成的比喻文章，全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比善喻。字里行时洋溢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浩然之气。作者所谓“气盛言宜”的创作理论在本篇中得到了痛快淋漓的体现。该文通篇以马喻人，然而由于引得得体，用得贴切，便使读者从中觉不出一点离皮离骨的地方，反倒有一种人马合一，身临其境的感觉。尤其是使那些深有感触的读者们不由联想到自己“祗辱于奴隶人之手”时的种种不幸，产生出与作者之间在心灵上的迅速沟通。而顺势读将下去，更觉心舒气顺，意气昂扬，经日积愤为之一吐，阵阵快感油然而生，陡起凌空飞跃，万里急驰之心。一篇小品能够取得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若非胸中广有丘壑的大手笔是无法达到的。

从结构上分析，作者利用三个自然段简单明白地表明了三层意思：一是慨叹伯乐的罕有；二是描述了未以千里称的骏马的悲惨境地；三是对于那些阻塞贤路的昏庸之辈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全文虽不长，但其中有慨叹，有讽刺，有设问，有怒斥，具有七开八合之变与百转千流之态。开篇第一句“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便以其内在的深刻逻辑性紧紧地扣住了读者的心扉。其原因就在于这出语不凡的开篇并不是那样“一夜北风起”式的长诗之平起，而是一篇论文的提纲挈领之言。人们一般的认识，是千里马并不因为伯乐的出现与否而决定其有无，而伯乐之所以重要则是因为他可以发现千里马并使之为世所用。这里，作者有意避开了这种叙述方式，却从斜刺里猛地杀出这样一句，从而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如此，则既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又从正面推出了作者名为论马，实则论人的真正用意。再读至“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读者心中便豁然开朗了。原来作者是在阐明一个道理，即必须先有能够识别千里马的人，然后才能在万千的马匹中鉴别出日行千里的良驹。否则，即便有了这种好马，还不是等于无吗？

韩愈的这篇《马说》之所以具有广泛的影响，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韩愈在写作技巧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本文的逻辑性很强，一环紧扣一环，而且是一波三折，反复论证，具有明显的雄辩家的风格。因此也就容易让人点头称是。从行文风格上看，“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并未将前人的遗产弃之不顾，而是兼收并蓄，取其所长，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路子。在《马说》这篇短文里，他从正面立论，指出了伯乐与千里马之间的主次关系。然后展开议论，围绕着千里马一展雄风所需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进行论述。紧接着又从饲马人的角度进一步阐发，提出了策必以其道，食必尽其食，鸣必通其意的具体方式方法。由此，就充分运用了比喻论证的文学手法，取得了分析透辟，寓意深刻，笔锋活泼，层层深入的客观效果，形成了极为丰沛的感染力与艺术氛围。

中国文人自屈原起便经常使用引物取比的文学方式来托物言志，借物抒情。其中达到“切至”程度的名篇佳作可谓多矣。但是通篇只围绕喻体进行描述阐发而一字不涉本体的却在少数，尤其像韩愈的这篇文章，以千里马比在野的智士仁人，以伯乐比当权的达官显贵，用千里马的命运取决于伯乐的是否出现，比喻才智之士的前途取决于当政者的是否识别贤愚，所比之处都是十分熨帖而恰切的。因此，尽管作者不是从正面直抒胸臆，大声疾呼，但实际上却有如洪钟巨响，影响又深又远。虽然是借彼兴此，以表心迹，但每一位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到作者的真正用意与撰文初衷。一篇比喻文章可以达到这种毫无晦涩难懂，反觉韵味横生，主体丝毫未露，但说理透辟通脱，针砭时弊如此辛辣，且决无显山显水之嫌的艺术水平，确是我国古典文库中一件难得的珍品。

我介绍个板书给你`我们老师上完课我记的``要是对了就给我分哈`谢谢咯`

第一段：千里马被埋没是不可避免的（从祗辱于奴隶之手 骈死于槽枥之间看出）
第二段：千里马被埋没的根本原因（从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看出）
第三段：讽刺饲养者的无知（从其真不知马也看出）

寓意：要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
创作目的：千里马缺少伯乐，贤人缺少民君 这个社会缺少民主 渴望统治者能善于发现人才 重用人才
情感：作者怀才不遇 对统治阶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