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洪迈编的《万首唐人绝句》里,这首诗的题目为《夜雨寄内》,意思是诗是寄给妻子的。从诗中“巴山”一语看来,诗写于巴蜀之地。李商隐曾经应聘到四川,任东川节度柳仲郢的幕僚,时间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于此一年,李商隐的妻子却已故去。给李商隐诗集作笺注的清代人冯浩,尽管认为诗题不必改作“寄内”(因为“集中寄内诗皆不明标题”),但内容却是“寄内”的。为此,他把诗的写作时间,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按冯浩考证,李商隐这一年是在桂州(今广西桂林)郑亚的幕府。当年郑亚由于政敌的诬陷,被贬为循州刺史。李商隐未去循州,由水路经长沙,于次年回到长安。冯浩认为在归途中李商隐曾经“徘徊江汉、往来巴蜀”,“于巴蜀间兼有水陆之程”。《夜雨寄北》就是写在归途中经过巴蜀时。近人岑仲勉、陈寅恪曾经指出关于巴蜀之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其实,冯浩也没有说得太死。他含糊地说,李商隐这时到过巴蜀,“玩诸诗自见,但无可细分确指”。可见,通常把《夜雨寄北》,说是李商隐寄给自己妻子的;这一说,似还可再斟酌。
李商隐的一生是不幸的。他刚刚踏入仕途,就被卷进了牛、李的朋党之争中。(牛,牛僧孺;李,李德裕。朋党,官僚集团。)852年随柳仲郢入蜀,实属迫不得已。仕途多艰,妻子早逝,心境是悲凉的。几年以前,当他在徐州卢循正幕府时,他颇为踌躇满志。“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赠四同舍》)到四川以后,这种乐观情绪消失了。“三年苦雾巴江水,不为离人照屋梁。”(《初起》)他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甚至与同府的幕僚也没有什么交谊。《夜雨寄北》,写得一往情深,而且诗寄的“君”,关切地问着他的归期,他也盼着与“君”“共剪西窗烛”。这个“君”,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以往过从较密;二,此刻仍有诗书交往;三,彼此心心相印。从现存的李商隐的诗文看来,有一个人可以成为这样的“君”,那就是晚唐的词人温庭筠。李商隐在徐州幕时,温曾有诗“秋日旅舍寄义山李侍御”。李商隐在四川时,也有三首诗寄赠温。温的出身较李要名贵些,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裔孙,但他也同样受到牛党令狐绹的排挤和压抑,晚年才做了方城尉与国子助教。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大概可以说,《夜雨寄北》,是李商隐在梓州幕府时写给温庭筠的。这样,或许能更为精细地品味出诗中蕴含的情感内容。
“君问归期未有期”,诗一开始,就摆出了不可解脱的矛盾。归期的希望与未有期的失望,两相对立。悲怆沉痛,笼罩全篇。“巴山夜雨涨秋池”,表面上看,是即景点题。但是这一景象把归期未有期的沉痛情绪,渲晕得更形象、更浓郁了。独在他乡异域的巴山,是秋天,又是深夜,则森又是夜雨。这一情境本身就是令人伤感的。尤其是“涨秋池”三字,秋雨绵绵,把池水都涨满了。诗人抓住了这一精细的而又富于生活实感的画面,调动读者的想象,似乎秋池里涨的不是秋水,而是诗人难以解脱的痛苦。
绝句虽属短制,但也讲究结构的技艺。前人有言,绝句大抵起承二句困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这首诗的第三句,就显示了这种工夫。“何当共剪西窗烛”,宕开一笔,从眼前跳脱到将来,从巴山跳脱到北方(长安),用示现的修辞方法,写出诗人的遐想。“共剪西窗烛”,可能溶化了杜甫《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的诗境,但是由夫妇化为友朋,活用了,情味更浓。“何当”二字,意思是“什么时候才能孙庆亩够”,照应首句“未有期”,既有热切地盼望,又有难以料定的惆怅。在情意上,与前两句,似断非断。
第四句显得更为精彩。“却话巴山夜雨时”,是承“共剪西窗”而来,为顺流之舟。在短小得只能有四句的绝句体裁里,毫不可惜地运用了重复句意,不能不谓之大胆。然而,再次出现的“巴山夜雨”,无单调之嫌,文意反而曲折深厚。如果说,前一句“巴山夜雨”是以景写情,那么这一句的“巴山夜雨”却是以情写景。它与“西窗剪烛”,组成一幅温暖的动态画面,表现了诗人对于归期的向往,对于“君”差拍的深厚友情。这给诗中增添了欢欣感。这种欢欣只是一种难以卜料的期待,因而示现于将来的欣慰,又加剧了眼前归期未有期的痛苦。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情感不断起伏、跳跃,但是通篇的情感色调又是和谐、统一的。
李商隐的诗,特别是他晚年的诗,感伤情绪很浓。这种感伤反映了时代的黑暗,反映了他个人遭遇的不幸。《夜雨寄北》,虽然有些欢欣的折光,总的看来,也是感伤的。只是这种感伤表现得很曲折、很深沉。一句“巴山夜雨涨秋池”,隐含了多少丰富的潜台词。这里似乎不是由于夫妻分离而感到的痛苦,实在是深深包含了诗人此时此地回顾一生的哀愁,隐含着对于现实的愤懑与绝望。
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语言是朴实的,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这首《夜雨寄北》,表现了李商隐诗的另一种风格:质朴、自然,却同样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