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九三年》的主要内容概括

高文和西穆尔登的对话是这篇小说最精彩之处了，实在是感动不已。
对于高文的死，还是觉得有些没有必要，令人惋惜。而同时的，西穆尔登也自杀了。这两个共和国中最伟大的人。
两个人代表了不同的理想，西穆尔登最求“绝对的共和国”，培养的是义务兵，而高文则是“理想的共和国”，把人当作公民，把人道主义作为最高理想。悲剧在二人的分野中发生。
正义是什么？公平是什么？法学家有自己的观点，而人道主义者的雨果更有其观点。在其理想中公平是高于正义的。正义靠法律可以得到，而公平则是通向天堂之路。高文上了为敌人准备的断头台，从这个意义上他失败了，并且不为时人所理解，这更是不幸。当我们超越了现实和生命——中国人也讲：人皆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高文的死法在我们的传统看来算不得重于泰山，也非轻于鸿毛。这是为我们的民族所比较难以理解的死法。高文比我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更伟大，那是忠诚高于生命的故事，但是这世界上还有更伟大的，那是人道主义。
高文和西穆尔登的争论具有西方性，很难为传统中国文化所理解，如果说中国中的冲突存在的话，那也主要是“忠孝不能两全”，或者“小家和大家”的冲突。雨果的问题并不在我们这里被看重。
《九三年》里借了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朗特那克讲了贵族制的好处，道德和荣耀。共和虽然来临，但是旧社会并非要彻底消灭。理想世界并离不开“过去的遗产”，在野蛮的基础上，正在建筑着“文明的圣殿”。或者可以这样庸俗地认为：共和国在于使得每个人都变为贵族。人类需要宽恕，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可能不是这样的，宽恕带来了灾害，因此革命应当“绝不宽大”，而保皇党们“决不宽恕”，人们在为了理想而抛头颅，撒热血，这是无比崇高的。而理想的对象也因此被迫或者自愿地与理想的饯行者互相残杀，甚至不同的理想者之间互相残杀。这在中国也已经不是作为旁观者了。中国的惨烈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破坏旧世界并非容易，而一有可能旧世界还会卷土重来，新世界的建设者们，怎么办？
高文和西穆尔登是两种不同的方式，高文上了断头台，西穆尔登自杀。法国迎来了革命皇帝拿破仑，和后来的颇旁。这是革命的悲哀。在巴黎，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路易十六之后，一个一个的上了断头台。
而这并不是全部，我们必须认识到：革命和断头台来自于旧世界。不管革命者怎么看，旧世界孕育了革命和断头台。“凶险的树在不祥的土地上萌芽”。断头台是塔楼的女儿。而人类都是一个人类，上帝之下的人类，生活在美丽自然界的人类。这是永远的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之间经常地互相屠杀。
这些屠杀必须停止，至少必须尽可能地减少、避免。雨果如是说。对象指向所有的人，不分国界和种族，超越历史。但是保皇党并不这样认为，革命者也不这样认为；多少年后，列宁不这样认为，沙皇也不这样认为。历史在不断地重演，继续。在中国，我们认为，“雨果认为暴力不能降服敌人，只有人道的光辉才能战胜邪恶、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对立”，而我们是否认人道主义的，或者说,我们发明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拒绝了雨果的人道主义。
这是雨果的悲哀，血的教训不能给大多数人带来什么。这是人类的悲哀。
我们在继续前行，重复以往的故事。九三年，一次又一次发生了。

雨果在<九三年>中塑造了旺代叛军首领朗德纳克侯爵和他的侄孙、镇压叛乱的共和军司令郭万，以及郭万的家庭教师、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丹这三个中心人物。围绕他们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生动地描写了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生死搏斗场面。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法国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剧作家。他的创作期长达60年以上，作品包括20卷小说、26卷诗歌、12卷剧本、21卷哲理论著，合计79卷之多，给法国文学和人类文化宝库增添了一份十分辉煌的文化遗产。雨果的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1820—182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他政治上保守，文学上受古典主义和他从小崇拜的夏多布里昂影响较深，他曾在《颂歌集》中公开表示拥护波旁王朝。1827—1848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他写有诗歌《东方吟》（1829）、《黄昏之歌》（1835）和《光与影》（1840），剧本《克伦威尔》（1827）和《爱尔那尼》（1830），还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1831）。《克伦威尔》因剧本不符合舞台表演艺术的要求，未能上演，但其《序言》却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重要宣言；《爱尔那尼》的上演成功是浪漫主义在法国胜利的标志。1841年，雨果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848年后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品，诗歌有《惩罚集》（1853）、《静观
　　集》（1856） 展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