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结合作品论述中国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

民间文学在创作和流传方式上的特点：口头性、传承变异性、传统性、集体性
民间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 是和作家文学并行的一种文学，即人民大众的集体口头创作。它既是人民生活、思想情感的自发流露；又是他人关于科学、宗教及其它人生知识的总结；也是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的表现形式。
民间文学的三大价值：实用价值、科学价值、艺术价值。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论述）
钟敬文说：民间文学和一般作家文学，是两株树上开出来的形状和色香各异的花朵。
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1、民间口头作品往往成为作家再创作的题材。民间文学孕育了作家文学，它表面上虽没有采用民间口头作品的内容，但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却接受了民间文学作品的影响,
2、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往往为作家文学所遵循和运用。民间口头文学作品体裁是经过长时间的运用和流传而定型的，它既具有符合表达内容的需要，也具有人们欣赏的审美口味，因之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3、民间文学的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为作家文学所运用。修辞手法：如比兴、双关、韵律是古今民歌常用的手法，也是古典和当代文人诗歌创作的常用手法。艺术表现手法：如白描手法是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主要手法，书面作品中也多运用这一手法。
☆★神话：
神话是关于神的民间故事，是一种原始的幻想性很强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神话的本质：
1、神话的产生源于原始人类解释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愿望，其内容是对当时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变形反映2、原始人用人格化的方法去同化自然力，从自身感万物——神话的“自我中心意识”3、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民间传说
传说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叙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民间故事。它的主人公是人，不是神。中国有数量众多、传播广泛的传说作品，它们不仅有值得重视的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而且有令人倾倒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历久弥新的四大传说，可与任何作家文学名著相媲美。
简而言之：民众口头传承的，以历史、地方风物及习俗为中心的散文叙事作品。
★传说的内容与分类
（一）人物传说：以人物为中心，叙述人物的事迹和遭遇，用生动奇异的情节刻画和渲染人物形象.包括：（1）政治历史人物传说（2）起义英雄传说（3）巧匠名医传说（4）帝王将相传说 （5）神仙传说 （6）文人传说
人物传说中大多是有据可考的历史人物，也有少量的虚构人物，这些虚构人物在民众的心理上却往往将他们与历史人物同等看待，
人物传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间的，不是超自然的。帝王将相、农民起义领袖、文人学士、能工巧匠。
（二）历史传说：
这类传说以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它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片段，而不关心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它的侧重点在记事。
这类传说与人物传说有所交叉，但是两者各有侧重，史事传说重在记事，人物传说重在记人。人物传说中的历史人物一般是著名的人物，而历史传说中的人物是普通的百姓
（三）地方风物传说：
关于特定地方的景物、古迹、特产、动植物的由来、命名和特征的解释性传说。含义主要为以下几点： 1、其内容常表现出当地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 2、这类传说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与生动性 3、这类传说在旅游业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四）习俗传说：
关于各地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的形成原因的解释性传说。（节日习俗传说、 婚丧习俗传说、 游艺习俗传说 ）
1、年兽和贴春联、除夕守夜、放鞭炮风俗的起源
2、端午节纪念屈原。
3、宁波人八月十六过中秋节。传说当年乾隆下江南，准备到宁波过中秋节，不料路上耽搁，迟到一日。但是，皇帝到来之前，大家都不敢过。乾隆下令：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本地就十六过中秋。

☆（传统）生活故事
（传统）生活故事是狭义的“民间故事”，它主要是以日常生活为题材，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主角的民间故事。这类故事大多反映各种生产劳动、家庭矛盾、朋友关系，也有长工与地主斗争等阶级关系的内容，或对社会恶习的讽刺和教训。因为它主要是反映日常生活、世态人情，以及写实的手法，所以又称“世俗故事”和“写实故事”。

民间笑话也叫“民间趣事”、“滑稽故事”，主要是讽刺和嘲讽否定性的行为和现象的小故事，是口头的讽刺幽默小品。它只截取生活中的小片段，故事简短，语言精炼而有机锋，结尾总能引人发笑，并使人在笑声中否定谬误和荒唐的言行，反思和警醒，具有较强的娱乐性、喜剧性和教育意义。
★民间歌谣是指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曲调等形式特征。民间歌谣一般是短小的，抒情成分较浓，与叙事成分较浓的史诗、叙事诗是有区别的。民间歌谣由民歌和民谣两部分组成的。
●民间歌谣按体裁分为以下几种：
（一）、山歌（二）、爬山歌（三）、信天游（四）、花儿（五）、民间小调
山歌:人们在山野里劳动时歌唱的曲子，歌词一般为即兴创作，题材极为广泛，看山唱山，见水唱水，歌词质朴、率直，内容多以反映劳动的欢悦、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为主。山歌的音乐曲调一般具有高亢、嘹亮、简洁、爽朗、悠长、奔放、节奏自由等特点。
爬山歌: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汉族居住区。这个被称为“河套”地区的汉族居民，基本上时来自晋、陕地区的移民；爬山调的音乐风格之所以与山西河曲地区的山曲相近，这与这一带农民的“走西口”，把山曲大量带入此地有很大的关系。
信天游：主要流行于陕北、甘肃、宁夏北部汉族农民中的一个山歌歌种。信天游的内容以爱情和劳动生活为主，即兴编唱。
特点：①节奏自由、旋律高亢辽阔、起伏较大。②节奏工整、结构严谨、旋律平稳、表达感情较为细腻。
花儿：又称“少年”，在其对唱中，男方称女方为“花儿”，女方称男方为“少年”，这种对人物的昵称逐渐成为该种山歌的名称，并统称为“花儿”。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省毗邻的广大地区，是居住于这一地区的汉族、回族、土族、撒拉族、东乡、保安等民族，在长期友好的毗邻关系中共同培育的一个歌种。
特点：旋律高亢、悠长，多用假声或真假结合的方法演唱。
☆民间小调是一种在城镇中流行的民歌，故有“里巷之曲”之称。小调又叫“小曲”，它主要产生于民间生活与风俗活动过程中。小调的内容题材相当广泛，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小调的曲调抒情、流利，感情委婉、细腻，结构规整、均衡，节奏匀称、整齐。小调的种类主要有明清俗曲演变而来的小调（孟姜女调、鲜花调、绣荷包调、剪靛花调）、地方性小调和歌舞性小调（花鼓调、灯调、花灯调、秧歌调等）。经典曲目：河北民歌《小白菜》、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江苏民歌《茉莉花》
☆★民间谚语
●民间谚语概念：
民间谚语就是用一句结构完整的话来概括的真理或哲理，是人民口头创作中一种很有特点的民间文学体裁。它形式短小，形象生动，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有不少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知识和生活经验，有的还有深刻的科学性、哲理性和教训意味。
谚语一般不独立存在，而是在人们讲话、写文章时加以引用，谚语有完整的结构和思想，语言巧妙、流畅，是短小的韵文作品，有一定的文学性。
●民间谚语的艺术特点：
1、精练是谚语的最基本的特征。谚语一般只用一、两句话，少则三、四个字，多则十多个字，就能概括一条经验，或说明一个道理。
2、谚语是充满文学性的“论说文”，也是包涵哲理和科学性的小诗，形象性是很突出的。
3、整齐和谐是谚语的另一特点。谚语除少数单句外，大都由两句或四句组成。
4、谚语结构严密，矛盾对立鲜明。
5、谚语富有较强的音乐感。
●民间谚语的基本内容和类型：
民间谚语是人民群众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治谚语
此类谚语鲜明地体现着群众对时事政务的关注与品评。主要表现在反映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的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
二、经济谚语
商业贸易方面知识的谚语。
三、道德谚语
此类谚语关乎人的行为规范、品行修养等方面内容。
四、科学谚语
包括农谚、气象谚语、卫生谚语等。这些谚语总结、保存和传播了观察的结果和生产的经验，是短小有效的教科书。

民间抒情长诗：
民间抒情长诗，常常是人们在生活中有所感触时所唱，是民众创作并传唱的一种用于抒发感情的较长篇幅的歌谣。
民间叙事长诗概述：
民间叙事长诗是民间诗歌中的叙事体长歌，它是广大民众集体创作、口头流传的韵文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又是民众创作和传唱的一种篇幅较长的叙事性歌谣，因此，也被称之为“故事诗”或“故事歌”。
民间叙事长诗按题材分为两大类：史诗和爱情长诗
史诗是产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结构宏伟、规模宏大、主题庄严的民间韵文叙事体裁，它记叙了一个民族关于天地开辟、人类起源的最初想象，以及民族迁徙、部落战争、英雄婚恋等重大事件，涵盖了一个民族诸如宗教、文化、习俗、信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文学样式。
史诗，可以分为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种。
☆ 英雄史诗是古代产生的赞美本民族英雄、讲述民族早期历史的长篇叙事诗。英雄史诗讲述的故事常常有一定的历史事件为原型，塑造的英雄也是民族精神的化身。故事一般讲述英雄带领本民族人民抗击侵略、保卫家乡、统一各部落（甚至对外扩张）的历程，在情节上有神话、传奇色彩。正如高尔基所说： “因为人民塑造了史诗的人物，就把集体思维的一切能力都赋予这个人物，使他与神对抗，或者与神并列。” “征服大自然的初步胜利，唤起了人们的安全感、自豪心和对新胜利的希望，并且激发他们去创作英雄史诗。”

我国的三大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
★《格萨尔王传》
《格萨尔王传》是中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英雄史诗。它原是西藏民间流传千余年的口头文学，现已整理成书。全书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被称为“中国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的产生、流传、演变和发展过程，是藏族历史上少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多民族的文学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见。从《格萨尔王传》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来看，时间跨度非常之大，有一、两千年之久。

何谓荷马史诗：相传由盲诗人荷马所写，包括两部：《伊利昂纪》（《伊利亚特》24卷，15693行。《奥德修纪》（《奥德赛》）24卷，12110行
世界四大史诗：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

附录：《格萨尔》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历史悠久，结构宏伟，卷帙浩繁，内容丰富，气势磅礴，流传广泛。《格萨尔》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社会的形态和丰富的资料，代表着古代藏族文化的最高成就。史诗从生成、基本定型到不断演进，包含了藏民族文化的全部原始内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美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被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唯一的活史诗，至今仍有上百位民间艺人，在中国的西藏、四川、内蒙古、青海等地区传唱着英雄格萨尔王的丰功伟绩。
与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河婆罗多》相比，《格萨尔王传》有几个明显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一部活形态的史诗
　　史诗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在青藏高原广泛流传。被称之为“奇人”的优秀民间说唱艺人，以不同的风格从遥远的古代吟唱至今。
《格萨尔王传》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
从目前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看，《格萨尔王传》有120多卷、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仅从字数来看，远远超过了世界几大著名史诗的总和。
塑造了数以百计的人物形象
　　其中无论是正面的英雄还是反面的暴君，无论是男子还是妇女，无论是老人还是青年，都刻画得个性鲜明，形象突出，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尤其是对以格萨尔为首的众英雄形象描写得最为出色，从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通过人物本身的语言、行动和故事情节来实现塑造人物形象，是《格萨尔》史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物虽然众多，却没有给人雷同和概念化的感觉。同是写英雄人物，但却各不相同，写格萨尔是高瞻远瞩，领袖气派；写总管王则是机智、仁厚，长者风度。嘉察被写得勇猛刚烈，丹玛则是智勇兼备。人人个性突出，个个形象鲜明：对妇女形象的塑造更是语言优美之至，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召树屯》是傣族一首爱情政治长诗，描写的是关于王子召树屯和孔雀仙女的爱情故事。作品情节曲折，语言优美生动，富有奇丽的神话色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追求爱情不畏艰险的人物形象，歌颂了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对理想的执着追求。

典雅的乐府与古朴的傣歌
——《孔雀东南飞 》和《娥并与桑洛》的对比解读
《孔雀东南飞》 是汉乐府民歌中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叙事诗杰作。《娥并与桑洛》 是云南傣族地区家喻户晓的长篇叙事诗。
两首叙事长诗, 主题相同, 均为反抗封建家长制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摧残; 情节相似, 为了维护真挚的爱情, 他们都同长辈亲属作了抗争, 最后都双双殉情; 结尾都应用了象征性的手法, 表达理想中的结局。两部作品形同姊妹花, 但因产生于不同的民族, 受到不同民族文化的滋养, 面对同样的矛盾,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却有不同的性格表现, 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审美观。
两首叙事长诗不同点：
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差异：刘兰芝和焦种卿, 娥并和桑洛, 对爱情都忠贞不渝, 但他们的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异。刘、焦性格温和儒雅; 娥并、桑洛性格开朗质朴, 两对青年男女性格的差异, 使两部作品具有不同的风格。
二、艺术表现手法的差异：《�孔雀东南飞》 大量使用铺陈和排比, 有气势恢弘、精致典雅之美。《娥并与桑洛》在艺术上充分运用傣族民间文学，艺术上常用的表现手法, 如比喻、夸张、对比、映衬等, 使得这部长诗语言优美、含蓄, 人物形象栩栩如生。
三、文化特色的审美差异：刘、焦生长的文化背景是以儒家文化为源头的汉末。儒家思想把人看作是社会性的存在, 强调的是社会性而非个性。所以, 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伦理发生冲突时, 他们只能以牺牲个人愿望为代价, 做道德上的完人。桑洛、娥并能够冲破门第观念, 克服重重困难大胆追求所爱, 与傣族文化密切相关。从傣族的历史看, 傣族处在原始社会的时期十分漫长。傣族在远古狩猎时代就形成的共同劳动、共同生存、互相合作和自由平等的原始集体主义伦理观念 。这种开放、不拘一格的民族文化造就了傣族青年团结、勇敢、顽强的美德。
总之, 无论是􀀂孔雀东南飞 还是􀀂娥并与桑洛 ,人物性格和叙事手法都与本民族的文化密切贴合, 都形质兼美地展示了本民族的文化风采和传统观念特征。

民间小戏是中国戏曲的一部分，是指那些在民间流传的通过演员的歌唱、动作、舞蹈、道白等手段来表演小型故事的综合性艺术。
民间戏曲的分类系统我国历史悠久，幅员广大，各民族、各地区民间小戏丰富多彩，我们根据民间小戏的流传情况和传统称谓把它分为六个系统：
（一）花灯戏系统（二）秧歌戏系统（三）道具戏系统（四）道情戏系统
（五）采茶戏系统（六）花鼓戏系统
民间小戏的艺术特点：
1、民间小戏情节单纯、故事集中。尽管人物不多，但有些剧中人物的描绘也很细致入微，栩栩如生。
2、在艺术上，民间小戏也风格多样。善于用喜剧形式表现生活，既有歌舞形式比较明显的抒情喜剧《打猪草》、《小放牛》、《夫妻观灯》、《小喜接妹》，也有以讽喻批评为主的讽喻小戏，也称幽默小戏，如《张连卖布》、《葛麻》、《喝面叶》，甚至还有闹剧，如《当板箱》、《小秃取鼓》、《丑人记》、《打面缸》等。
3、民间小戏多使用乡音土语，纯朴亲切，幽默风趣，能够生动地表现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附录：童话是儿童文学的一种。这种作品通过丰富的想象、夸张和象征来塑造形象，反映生活，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语言通俗生动，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曲折，引人入胜。童话又往往采用拟人的方法，举凡花鸟虫鱼，花草树木，整个大自然以及家具、玩具都可赋予生命，注入思想情感，使它们人格化。



　　请看下面
　　题目：体验民间文学 传承民族记忆
　　作者：陈建宪，男，汉族，湖北省麻城市人，1954年6月生。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俗学专业硕士点指导组组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神话学和民俗学。主要论著有《神祗与英雄--中国古代神话的母题》、《神话解读--母题分析方法探索》、《玉皇大帝信仰》、《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等，译著有《中国文化象征词典》、《世界民俗学》、《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等。

　　一

　　1926年3月10日深夜，鲁迅先生在稿纸上写下了《阿长与《山海经》》几个字。然后点上一支烟，烟雾中仿佛浮现了那个“黄胖而矮”的女工，那个“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的乡下人，那个“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自己没有余地翻身的仆妇。鲁迅先生迅笔疾书，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听见阿长在给他讲长毛的传说，在叮嘱他正月初一早上醒来第一句话一定要说“阿妈，恭喜恭喜”，在对他说：“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当他写下“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灵魂”时，他的眼睛一定湿润了。

　　身为中国最知名的新文学作家，鲁迅先生一生阅人无数，为什么他独对这个普通的村妇寄以如此深深的怀念呢？在这篇回忆录里，鲁迅先生究竟想告诉我们些什么呢？

　　其实，《阿长与《山海经》》是鲁迅先生自己的一次文学“寻根”，他意识到：正是长妈妈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向像他这样的儿童们传承着民族的集体记忆，播撒着文学种子。所以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阿长，没有《山海经》，也就没有文学家的鲁迅。

　　长妈妈在鲁迅儿时向他灌输的那些东西，学术界今天称其为“民俗”和“民间文学”，民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造、传承和享用的生活文化，民间文学则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语言艺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民间文学”是一个社会群体集体拥有、世代相传的文学传统，是这个群体的集体记忆，是“人民灵魂的忠实、率直和自发的表现形式”（拉法格语）。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族群记忆，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作家如果善于学习民间文学，善于在作品中表达和传承自己的族群记忆，无疑更容易获得族群的共鸣和拥戴，也更容易引起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兴趣。

　　二

　　1917年冬天，一场大雪之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与沈尹默在北河沿散步，刘半农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沈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刘半农将章程拟好，蔡元培先生看了一遍，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从此，一场又一场的采风热潮在现代中国兴起，中国文学增加了一个新的文体——民间文学。

　　北京大学的《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发出后，有很多同学投稿，《北大日刊》每天选登一首，总共登出了148首。到1920年冬，北京大学的教授们意识到了民间歌谣的重要价值，于是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歌谣研究会开始印行《歌谣周刊》。由周作人执笔的发刊词说：

　　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在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歌谣周刊》至1925年6月28日共出版了97期，她宣告了民间文艺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出现，这门学科的对象不是作家的个人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和传承的文学作品，如神话、史诗、传说、民间故事、民歌民谣、民间说唱、民间戏曲等。这些作品是全民族的遗产，她们从远古走来，始终伴随着民族历史与民众生活，成为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

　　以这种新的学术视野来出版的《歌谣周刊》，在五四时期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90岁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钟敬文先生回忆起这份刊物时，深情地说了下面的话：

　　我起初接触到这种小刊物时，不用说，心情是很激动的。单是说“喜欢”决不能道尽这种心情。因为除喜欢之外，她还引起了我搜集记录这种资料的意愿和对于《国风》、汉、魏、南北朝古典民歌的联想。我马上在行动上做出了反应。一时间，我像疯子那样，拼命地向周围搜求民歌、谚语和故事。振笔写作关于歌谣的评论文章，并与该刊编辑部进行联系。我给自己未来的学艺生涯朦胧中竖立了方向。[1]

　　民间文艺的发现不仅点亮了青年教员钟敬文的生活，使他在漫长的岁月中成长为中国民间文学的掌门人，也照亮了其他许多人的眼睛，其中有学问家，有政治家，也有文学家。他们从不同角度认识到了民间文学在文化上的特殊价值，并从不同角度努力推进中国的民间文艺学不断向前发展。

　　三

　　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发展的历史上，有两场影响深远的精彩讲演。

　　1928年3月20日，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杭州岭南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讲演。顾先生说：“所谓旧文化，圣贤文化是一端，民众文化也是一端。以前对于圣贤文化，只许崇拜，不许批评，我们现在偏要把它当作一个研究的对象。以前对于民众文化，只取‘目笑有之’的态度，我们现在偏要向它平视，把它和圣贤文化平等研究。”他慷慨激昂地呼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受着时势的激荡，建立明白的意志：要打破以贵族为中心的历史，打破以圣贤文化为固定的生活方式的历史，而要揭发全民族的历史。”[2]顾先生的讲演，继承了五四精神，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族民间文学的一种文化自觉。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情结仍一脉相承，近年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就是首先由知识分子发起然后得到政府支持和民众响应的。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艺术家们20多天的讨论后，作了一场总结性的讲演。他指出文学艺术工作首先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一些人不愿意为群众服务，他们不爱群众的感情、姿态等，“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在谈到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区掀起学习民间文艺的热潮。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音乐系的师生纷纷下乡采风，何其芳主编的《陕北民歌选》，周扬、丁玲、艾青等编著的《民间艺术和艺人》以及《水推长城》、《天下第一家》和《地主与长工》等故事集陆续出版。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贺敬之的《白毛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一批学习民间文艺手法的佳作发表，形成了中国民间文艺发展的一个高峰。

　　20世纪的中国风雷激荡、天翻地覆。人民大众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千百年来紧密伴随民众生活，直接抒写他们爱憎苦乐与梦想追求的民间文学，也相应受到了极大关注。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到国统区的边疆少数民族调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次大规模民间文艺采录活动，使中国民间文学宝库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界面前。从1984年开始，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共同组织领导，着手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这部规模空前的巨著，由周扬任总主编，钟敬文、贾芝和马学良分别任故事、歌谣和谚语集成的主编。截至1990年，全国共搜集到民间故事183万篇，歌谣302万首，谚语784万条，总字数达40亿。大量的县卷资料本，已在许多省市编印成书。如湖北省在短短几年中印出的资料本就有130余种。一波又一波对民间文艺的采录、整理、研究和利用的浪潮，顺应着20世纪中华民族自我救亡运动和大国崛起理想的主流，成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面旗帜。

　　四

　　民间文学在漫长的时间与巨大的空间中世代传袭的事实，证明她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民间文学充满了自由的欢乐精神。世有假诗文，无假山歌。老百姓的创作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要求，这种本能遵循着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或巴赫金的“狂欢精神”，而与悲观主义绝缘。例如无处不在的民间笑话，就是民间欢乐精神的典型表达形式。笑话中永远充满了乐观的人生态度，敏锐的观察能力与睿智的思维技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欢乐，通过语言艺术加工、生产和消费更多的欢乐。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学的许多体裁，如神话、史诗、歌谣等，都在萎缩和消亡，唯有笑话一枝独秀，仿佛有一个永远开心的精灵，通过酒桌、电脑网络、手机短讯，在灰色的尘世中跳着，笑着，奔跑着，舞蹈着，在麻木的世俗生活上空飞翔。

　　民间文学充满了浪漫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从主题看，民间叙事作品大都具有浓厚的道德倾向，无论恶势力多么强大，善的力量总是取得了最后胜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人物看，民间创作中的正面主人公形象总是完美无缺，美到极致，善到极致，成为民众的道德楷模与精神榜样。从意境来看，现实生活可能沉重乏味，但民间文学中的世界却无比美丽。如同恩格斯在评价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所说的那样：“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3]

　　民间文学充满了飞扬的想象力。众所周知，想象力是人类艺术创作和科学发明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之一。在民间幻想故事中，现实物理世界的束缚被彻底打破，神界、人界、鬼界、精灵界从空间上融为一体，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被连接沟通。人与神直接交流，自然万物随意变化，人、神、精灵不仅精神上互渗，形体也相互转化，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时空背景下，人们的想象力自由翻飞，这对人类尤其是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具有极大帮助。难怪鲁迅先生直到晚年还对美女蛇故事、《山海经》图津津乐道。

　　民间文学还充满了哲理。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两种哲学：一种是学术性的，书本上的，庄严而堂皇的；另一种是日常的，家常的，平凡的。谁要描绘社会，谁就得熟悉这两种哲学，而研究后者尤为必要。在民间寓言中，民众将哲理寓于故事，使听众更易理解和接受。例如有个《抬驴》故事，讲一老人带孙子赶集，当他自己骑驴时，人们说他不知心痛孙子；当孙子骑时，人们又说不尊敬老人；两人一齐骑上去吧，人们说他们不知痛惜牲口；两人都不骑吧，人们又说他们是傻瓜，有驴子不知道骑。怎么样做都不行，两人只好将驴抬起来走，但这样做却更让人们笑话。这个寓言把做人处事要有主见的哲理就讲得非常透彻。还有个《对哄》的笑话，说从前有个小孩常流鼻涕，他父亲叫他把鼻涕揩掉，并答应揩干净后给他一元钱。接下来儿子跑出屋，很快又转回来，找老子要钱。老子见儿子鼻孔下面只剩两道红沟，就笑着说：“我是哄你的！”儿子“哼”的一声，又将缩进鼻孔的两条鼻涕淌到外面来，笑着回答说：“我也是哄你的。”[4]

　　这个搞笑的场面，让人们对“子学父样”的生活哲理留下难忘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在民间文学中，哲理与诗意常常能非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宁静的原始森林中，池中的天鹅脱下羽毛衣，变成了绝色的仙女；小小的青蛙儿子，不仅能帮父母干农活，还以哭、笑、跳等方式娶到了最善良美丽的姑娘，待他脱下蛙皮，又变成了一个年青英俊的天神；从灰鹤口中救了条小白蛇，却得到了一颗能听懂所有动物语言的宝石……民间童话像一个顽皮的小天使，用他的魔棒随心所欲地变出各种神奇的时空幻象，但仔细咀嚼，这些象征又是那么合于情理，那么美丽动人！

　　民间文学也有高超的语言技巧。掌握文字需要接受相当的训练，口语却是庶民与生俱会的本领。民间社会中，许多普通人都有极好的语言天赋。我们看一个例子：

　　一个好吃的人，瞄中哪碗菜了，哪碗菜就只有他的搞场，旁人很难吃上嘴。这天，他在人家屋里做客，瞄中了一大碗鸡汤。鸡汤碗里只放了一把汤瓢，他拿起连舀直舀，硬不松手。满桌的人都把他望起，他才勉强停住，将汤瓢放回碗里去。刚刚放稳，他又去拿。坐在他对面的那个客人好气又好笑，也伸手去拿时，迟了，汤瓢又被他捏在手里啦！拿到了他还跟对人家讲客气话：“你看我拿得到哩，你不屑跟我递得口沙！”

　　又舀。舀了又做样子把汤瓢还原。才还原又去拿。这一下，对家的手快，将汤瓢抓到手了，满桌的人都看他再怎么讲。他说：“嘿，你已经拿到手啦？我正想给你递过来的呀！”[5]

　　这是湖北省五峰县白鹿庄农民故事家刘德培讲的一个故事，故事只有200多个字，焦点集中在餐桌上的“汤瓢”之上，几个动作和对话，就将好吃者的形象活画了出来，其白描技巧令人叹服。如果加上讲述者的语音、动作、表情，与听讲者的现场气氛互动配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可以想见。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语言的丰富表现力。

　　民间文学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比如形象塑造，许多民间文学形象，如灰姑娘、狼外婆、天鹅仙女、龙王龙女等，都已成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谈到叙事结构，民间笑话特别值得研究。凡是有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在几十个字最多千把字的篇幅中，设置包袱，交代矛盾，刻划人物，将故事推到高潮，最后给人一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局，没有高超的构思情节、驾驭语言的艺术，是不可能做到的。但民间笑话的创作者们善于截取生活中的典型片断，如一个动作，一句富有智慧的话语等，精心布设“包袱”，造成瞬间急转的效果，使人不能不哈哈大笑，这是非常难得的技巧。在题材、形象、情节、场景、语言以及伦理价值、审美情趣等方面，民间文学都能给作家文学和通俗文学提供取之不尽的丰富滋养。所以，人们常将民间文学形容为培育伟大作家的土壤和乳娘。

　　五

　　民间文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由于文化语境是民间文学创作与鉴赏的重要因素，因此学习民间文学必须将“体验”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这是与作家文学不同的地方。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书面文学以文字为载体，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是一种单向的信息发送与解码过程。而民间文学以口语为媒介，讲唱者与接受者必须在特定的生活语境之中，面对面地保持着信息的双向交流，才能完成审美过程。因此，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归纳说：“口语文学不但是传诵于听众之前，实际上也经常是表演于听众之前的。书写文学有戏剧的创作，但是文字的剧本与实际表演之间是很有不同的，口语文学则没有这种差别，口语文学中的很多情节，需要传诵者的当场表演，传诵者的面部表情与身体动作经常构成作品的一部分。……例如某些特别的动物，可怖的鬼魅以及逗人发笑的滑稽者都有其代表性的声音，这些声响的意义，要比任何冗长的说明都有更大的效力，更能动人心弦，所以难怪口语文学的传诵常常是一遍再一遍，即使听过数十遍的人仍然乐之不疲。但是，书写文学与之相比则没有这么大的效力，一篇好的作品虽被形容为百看不厌，但实际上看上三两遍就很少再被重复地读了。”[6]

　　从创作过程来看，民间文学创作者也受特定文化“场”的影响。由于民间文学是在集体场合（至少两个人）讲述或演唱的，因此讲述者必须根据现场情境和听众的反馈，不断对所讲内容加以调整，以适合于听众当时的需要，吸引听众的兴趣。有时，讲述者与听众之间还常常互换角色，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心理认同障碍。民间文学的创作和鉴赏在同一过程中完成，有明晰的对象性。而书面创作时，作家面对的是一张稿纸，所以他的创作过程，只能以自我的心理经验为基础，以想象中的读者为对象。

　　在民间生活中，一群人围在一起讲故事时，常常会互相“掰”人。所谓“掰”，就是巧妙地将听故事者编在故事中加以捉弄。例如有个故事讲一个农民进城，为了搞好各种关系，以乌龟作礼物。乌龟有大有小，农民根据关系重要的程度，在龟甲上贴一纸条，写上XX人、XX人。后来在车上口袋不小心被打开，乌龟跑得到处都是，农民边捉乌龟边将纸条重新贴上，边贴边说：这是XX，这是XX。讲故事的人，会将这个XX，故意置换为听者的名字。听的人一般不会生气，反而会为这种机智哈哈大笑。这种鉴赏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和特定的亲密程度中才能实现，而故事本身也会更加接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在民间的对歌和舞蹈活动中，常常会出现歌手和舞者间的对抗，而旁观者会为此起哄，鼓劲。这种对抗很少会形成真的心理伤害，常常是以非常友好的形式结束。许多民间歌舞活动，都有着强烈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像西南少数民族的三月三，西北的藏族、蒙古族和维吾尔族等族，节日里常常是全民性的歌舞活动，只有在那种狂欢的氛围中，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民间文艺的巨大魅力。神话的讲述离不开特定的仪式，民间传说则常常与相关的风物粘附在一起，从书面看到的黄鹤楼故事，总不如看着黄鹤楼讲述起来更有兴味。

　　总之，民间文学离开了特定的文化空间，就像一条从水中捞起来的鱼，躯体虽存，却不能自由自在地冲波击浪，无法展现那优美的体态与灵动的身姿。因此，理想的民间文学学习方式，不是仅仅通过文字诉诸想象，而是身临其境，调动全部感官，在参与中体验民间文学给人带来的愉悦与快感。有志于学习民间文学的人，要多在“体验”上下功夫。所谓“体验”，是个体通过亲历某件事，获得相应的情感经验和认知结果的活动。体验式学习的途径最好是直接到民间采风，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将田野作业作为必修之课。同时，以民间文学作品为中心，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生动再现民间文学的丰富形态及其民俗语境，创设身临其境的场景，也是一种辅助性的办法。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说：“民间文学不仅是最为通俗生动的艺术形式，它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但是，近20年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一个农耕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在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为铺天盖地的大众传媒挤压和取代的条件下，如何继承和发展民间文学这笔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考验着我们民族的智慧。

　　我们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注释：

　　[1]钟敬文：《《歌谣》周刊·我与她的关系——纪念该刊创刊70周年》。

　　[2]顾颉刚：《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民俗》周刊第五期，1928年4月17日。

　　[3]恩格斯：《德国的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四卷，第401页。文艺艺术出版社。

　　[4]《湖北民间故事传说集·孝感地区专集》，李守义搜集整理，1982年印。

　　[5]《汤瓢》，见《新笑府——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故事集》，王作栋整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6]李亦园：《从文化看文学》，见叶舒宪编：《性别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来源： 《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