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艺术形象

鲁迅的小说主要收集在《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当中。这两本小说为我们反映了一个古老的封建社会解体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胁迫下夭折了的动荡的时代，集中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造下的罪恶，描绘了在物质剥削和精神奴役下劳动人民的苦难，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鲁迅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道德、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问题。现我就鲁迅笔下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一、 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
鲁迅对中国社会的农村生活十分关注，因为农民的问题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要进行真正的革命，必须唤醒他们，让他们参与到革命中来。他十分重视农村题材的创作，他的小说对农村各阶层人物进行了广泛的描写，揭示了他们的思想、生活及被愚昧的麻木的思想。在所有农民形象中，阿Q是最成功、最不朽的。
《阿 正传》是鲁迅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创造的典型阿Q是世界文学中为数不多的最伟大的典型之一。
阿 Q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精神胜利法，他夸耀虚妄的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醉心渺茫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了”忌讳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遭人痛打后又以“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自慰，他否认现实的失败，不敢正视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用自欺的方法来摆脱严酷的现实加给他的屈辱。他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善于忘却，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在幻觉世界中变现实的 真实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胜利。在被王胡和假洋鬼子打后，虽觉屈辱， 但是，经过一凡思想上的 自慰以后，“反而觉得轻松些”然后再经过忘却“到酒店门口，早已有些高兴了”。从阿Q 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农民的麻木、不觉醒，面对压迫，他们不敢反抗，也没有反抗的意识，只是一味的屈从。阿 的奴性人格还带有两重性，“是羊同时也是凶兽，在强者面前，他表现出羊样的软弱，在更弱者面前，他又变成了狼”。在赵太爷面前，他卑躬屈膝，惟命是从，而对和他地位一样的王胡和小D 他又表现出狼的凶狠，总想骑在他们的头上。而对更软弱的小尼姑，他就极尽侮辱之能事。
阿Q形象及其精神胜利法是当时“国民性”弱点的形象总结，他是在当时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是自然威压和社会不幸在人的头脑里产生的解脱的幻觉。鲁迅创造阿Q这一形象主要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阿Q就是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积淀而成的奴性灵魂的代表。阿Q的悲剧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侧面即人的生存困境难以摆脱。阿Q成为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典型，而精神胜利法也成为一种人类普遍弱点的代表。
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精神胜利法，以其惊人的深度，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全部屈辱的历史。因此，典型的阿 不仅展示了一部封建压迫的中国史，也展示了一部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世界史。
《故乡》中的闰土是鲁迅塑造的又一典型的农民形象。闰土是“我”的少年朋友。童年的闰土的美好形象，通过那一幅美丽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天真、纯朴、机敏、朝气蓬勃而又与众不同的闰土，使我感受到一种全新的生活。然而，几十年后，再见闰土，“先前紫色的脸已变的灰黄”“深深的皱纹”“红肿的眼”“又粗又笨且裂开的手”现实生活的苦难已把闰土变成一个精神麻木的、愚昧的、“象一个木偶一样的人了”。闰土变成这样的原因是旧中国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这些都使他虽奋斗却无望，只能在苦难中麻木的、苟且的生活。见到“我”后的一声“老爷”，反映了苦难和黑暗社会对闰土心灵的毒害。在封建等级观念的荼毒下，使闰土面对少年的朋友，不再感到亲切，而是陌生的高高在上。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希望，拜神也无济于事，他只能麻木地象大地一样默默地饮尽无尽的痛苦生活下去。
作者通过闰土形象的塑造，给我们展示了当时普通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对处于社会底层农民辛苦、愚昧、麻木的生存状态作了现实的描写，深刻的揭示了封建社会中农民所遭受的精神奴役和创伤，表达了对黑暗社会的愤怒控诉。
鲁迅对处于黑暗社会中的苦难的农民阶层既充满了同情，又对他们的麻木、愚昧表示出自己的愤怒。鲁迅揭示阿 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不仅是为了控诉，“哀其不辛”更重要的是为了帮助他摆脱这种精神枷锁，“怒其不争”。当阶级革命到来时，阿 必然走向造反。正向鲁迅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命运，也只能如此”。对闰土，他也给予了极大的希望，相信路回走出来的。
二、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可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如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第二类是虚伪、庸俗假道士的知识分子。第三类是觉醒的新式知识分子或革命者，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和《伤逝》中的涓生等。
在知识分子形象的画廊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穷困潦倒的孔乙己。孔乙己是封建文化和制度的殉葬品。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飞机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习惯，同他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他是一个和上层——在物质上，和下层——在精神上，都距离遥远的人。他上不去，又下不来。既不能爬上统治阶层，又只会过寄生生活；既落到了没落的境地，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就注定了他：“弄到将要要饭了。”为了生活，他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结果被毒打致残，屈辱而死。孔乙己在肉体上被封建统治者的棍棒折磨致残，他的心灵则早已被封建文化的 毒汁戕害死了，对加在自己身上的凌辱，孔乙己只有哀求，不能也不敢有一星半点愤怒和反抗的表示。孔乙己带着被摧残的身躯和屈辱的心灵，离开了那个冷酷的世界。孔乙己的一生是悲惨的一生，是腐朽的封建的科举制度造成的一个知识分子的荒谬的一生。作者塑造这一形象不只是为表示对在封建的科举制度下处于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更是对封建社会吃人本质的强烈控诉。
辛亥革命后，从士大夫阶级中分化出来一批逆子贰臣，吕纬甫和魏连殳就是最早的一批觉醒者和败落者。他们都是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的人，都曾是封建道德礼教的背叛者。但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在严峻的现实生活重压之下，他们都不能顺着自己所想的路走下去，而是彷徨、颠簸，无所适从，以至孤独、痛苦，最后在失败中没落、自戕。所不同的是，二人的生活经历不同，造成他们性格发展也不同。吕纬甫是一个热心的革新青年，几经辗转流离，在奋斗中看不到希望，最后颓唐消沉了。现实表明，他不仅匡世，甚至无力自拔，象只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对于他，作者侧重于揭露他自身的性格上的弱点，他不能强烈的与世抗争，而总是敷敷衍衍、随波逐流，内心空虚无聊。而魏连殳和吕纬甫相比，更加阴沉忧郁。这是由他的生活经历造成的，他自幼丧父母，由继祖母养大。从小受到亲族压迫，性格孤独不群，对社会反抗较强烈，对周围的环境怀有深深的仇恨、格格不入。但是，在失业的困顿中，他不得不去“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拜，所主张的一切了”去做了军阀师长的顾问。理想的破灭，生活的煎熬，迫使他由积极反抗变位消极报复。但是，做这些事情，毕竟与他的追求相悖，于是他痛苦、消沉，最后，只能在周围的阿谀颂扬声中，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寂寂地死去。对魏连殳，作者侧重外界压迫的强大，他虽反抗坚决、强烈、彻底，但在强大反动势力的压迫下，还是失败了。
吕纬甫、魏连殳的命运，反映着辛亥革命失败后沉重的历史气氛：软弱的革新力量在习惯势力的压迫下的失败。“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通过他们的失败，鲁迅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没有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孤独的个人奋斗结果只能是失败。吕纬甫、魏连殳的形象，为我们留下了时代的凄切的侧影。
涓生是鲁迅一篇以青年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伤逝》中的主人公，他是受新思想熏陶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在和子君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婚姻自由之后，却不能超越现实，在失业的打击下，在生活面临困顿之时，爱的光辉消失了，于是空虚、灰暗随之袭来，前途渺茫无着，婚姻成为了累赘，只得走向解体。人，必须生活，爱，才有所附丽。通过这一人物形象，鲁迅批判了那些盲目的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软弱无能，从而警惕后人，只有先改变环境，才能改变自己。
在鲁迅的笔下，还有一类就是象高尔础、四铭这样的一批人物形象，他们是新文化的敌人，他们阴险委琐，道貌岸然，看似满腹经纶，德高望重，其实他们什么也不懂，高尔础被聘为历史教员但对历史却一窍不同，不过是一个下流的赌徒。四铭说是应该表彰孝女，而自己却一个子儿也不给，而对用“两块肥皂，咯支咯吱遍身洗一洗”却回味无穷，可看出他的卑鄙无耻。通过这些形象，鲁迅对那些封建卫道士的丑恶嘴脸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三、 鲁迅笔下的妇女形象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妇女一直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她们是中国封建社会受压迫最重、苦难最深重的一族，五四以来，许多进步的作家对她们的命运给予了深切的关注。鲁迅也不例外，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村妇女形象，其中，祥林嫂是最具典型意义的一个。
祥林嫂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劳动妇女，她淳朴、善良，但有愚昧、麻木，对生活没一点奢求，食物不论，力气不惜，繁重的劳动，“她反满足”。她第一次来鲁家，虽面对年轻丧夫的不幸，她仍隐忍自守，勤勤恳恳的干活，面对人家对她劳动力的剥削，没有一点不满，反倒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但黑暗的封建势力并不会因她的隐忍而放过她。她被夫家横暴地用绳子捆住，塞进花轿，硬逼着再嫁。其实，再嫁对祥林嫂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但祥林嫂受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思想毒害至深，她奋力反抗“一头撞在香案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就这样违反圣人从一而终的礼教、败坏风俗的罪名有落在她的头上了。当他第二次来鲁家，穿着打扮和第一次来鲁家一样“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但两颊已失去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 这时，她的第二个丈夫死与流役，儿子葬身狼腹，被大伯赶出了家门。但她的不幸，并未引起人们的同情，对她丧子的悲哀，“大家咀嚼鉴赏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的烦厌和唾弃”。而在封建卫道士眼里，她却成了伤风败俗的不详之物。鲁四老婆的一声“祥林嫂，你放着罢！”让她感受到自己已和原先不同，镇上人们冷冷的笑容，还不足以彻底摧毁祥林嫂，在一个微雪点点的年关，柳妈告诉她一个“她在村里所未曾知道的”大罪名。因为她嫁了两个男人，将来到阴司去，“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分给他们”。死亡，对祥林嫂来说，不仅不能摆脱苦难，却是更大恐怖的开始。这个被践踏了一生的奴隶，还必须到土地庙去捐一条门槛，当自己的替身，“让千人踏，万人跨”，以赎这一世的罪名。当历年劳动换来的工钱和急得流泪的哀求换得了求捐门槛的恩准时，她产生了希望：“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但是，封建卫道士连这一点临终的慰藉也不留给祥林嫂，鲁四老爷的断喝，宣判了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不赦的死刑。当全部精力被榨取干净后，她被赶出了鲁家，沦为乞丐。她竹篮中那个空的破碗，盛满了人间的冷酷。无尽的苦难和凌辱吞没了她的一生，阴森的恐怖带着她走向死亡。在人们“致敬尽礼，迎接福神”的祝福爆竹声中，祥林嫂在族权、神权、夫权的绞架下，默默地死去，“被无常打扫的干干净净了”。在整个被迫害的过程中，祥林嫂都默默无言的忍受着，没有一点怀疑，没有一点反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祥林嫂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无知，封建礼教对她的毒害，是多么之深。祥林嫂的形象，是对雪腥的封建礼教的永垂千古的控诉！
《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笔下的另一个劳动妇女形象。她与祥林嫂不同，她不屈服与封建族权、夫权对她的压迫，而是敢于大胆的反抗，对公公，她敢骂他是“老畜生”，对丈夫，她骂他是“小畜生”。对夫家给予她的凌辱，她不愿默默忍受，而是要和他们理论，讨回公道，决不与他们善罢甘休。但是她没有认清她所处的环境，她没有意识到，和她对垒的不是她的丈夫和公公这些个别对象，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这就决定了她个人的反 抗必然失败。在七大人出面调停的客厅上，爱姑面对高深莫测的封建势力，感到孤独无助，虽然她做了最后的奋斗，但在七大人的威慑下，她还是完全屈服了。《明天》中的单四嫂子在丧子的痛苦中独自忍受着无尽的煎熬，她看不到明天的希望，找不到生活的目标，只能在孤独和空虚的痛苦中等待着明天，但明天将会是什么样呢，一片渺茫。祥林嫂、爱姑、单四嫂子三个形象，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命运各异，性格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在对待封建礼教的态度不同，但她们都是受压迫者，都是几千年黑暗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通过她们，鲁迅不仅揭示了旧中国妇女苦难生活的根源，揭示了封建制度的罪恶，还深刻的剖析了她们不堪忍受的生活地位和他们愚昧、无知之间的矛盾，对他们的前途表现了深切的关注。
子君是鲁迅笔下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型女性，她冲破封建专制家庭的牢笼，不顾社会的冷眼，建立了自己自由的婚姻。但是，由于她把争取爱情和婚姻的自由当作终极的奋斗目标，她的奋斗精神，也必然随着目标的实现而消失。她收起了奋飞的翅膀，饲小鸡，喂小狗，把自己束缚在平庸的安乐窝中。爱情，由于理想的沉沦，就不能更新、生长、创造；经济的压力使得原来凝固的爱情终于破裂。子君从封建家庭中冲出来，又终于回到封建家庭中去，在威严和冷酷中，走完她的人生。通过这一形象，鲁迅告诉人们：娜拉的出走不是妇女解放的结束，而是问题的开始。“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
对这些生活在封建男权社会中的受剥削、受奴役、受压迫的妇女，鲁迅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以一种特别的敏感力去感受她们的痛苦和无奈，真诚同情她们的贫苦、非人的生活。但同时对她们意识深层的奴性进行了批判。

鲁迅先生极为重视人物的肖像描写，在他的笔下，每个人都像活在你的面前，而又无一不切合他们的性格、境遇，无一不折射出时代的、地域的特色，无一不展现着人物的精神风貌，这对于描写人物习惯于公式化、脸谱化的习作者来说特别值得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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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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