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陶渊明的归隐

陶渊明的归隐并非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追求本真。他本来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本来就“不慕荣利”，凡事喜欢率性而为。仅仅是为了吃饭，才不得不去做官，而做官的日子对他来说仅仅是“心腹口役”，“心为形役”。做官之后，黑暗独裁、等级森严的官场生活和他的本性之间形成了一对尖锐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辞官归隐，追求本我、本真，还是改变自己，学会阿谀奉承、谄媚求荣，得到一种立足于官场的所谓本领？陶渊明选择了前者。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并不是在逃避现实，而是在追求符合他天性的生活方式。这一点，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足够的对自己的真实、足够的务本求实的品质、足够的独立思考的精神、足够的独立人格的支撑才能做到的。

“乐天安命”的人生情怀非但不完全消极，而且是一种豁达、一种达观，一种智慧、一种真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的感受，如同“哀吾生之须臾，羡长 江之无穷”的感受，如同“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 滚来”的感受，如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受，本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真实的，人人都会有的人生 感受。基于这种感受之上所产生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的人生态度，尽管有消极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豁达、一种达观，一种智慧、一种真实。“乐天安命”的人生情怀，和陶渊明务本求实、不慕荣利、追求本真的人生追求和人生境界是高度一致的，因而也能不因 此 说他不乐观、不积极、不上进。

“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 ......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时所作，以示其归隐决心的。正文前的序言交代弃官的原因，因“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维持生计而出任彭泽令，不久“眷然有归欤之情”。“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以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原拟庄稼成熟再“敛裳宵逝”，后因“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其实，陶渊明归隐田园，是在现实沉浮中权衡利弊后的无奈只举，黄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碧溪诗话》卷八）他的归隐是社会、阶级、思想潮流等诸多因素共同的结果。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清的。

不能像有些人太过聪明，就判断陶渊明是为了沽名钓誉。孟浩然也是田园诗派，但是他生在中央集权兴盛的唐，写诗也是入仕之途，所以他的诗作里时常从风景秀丽田园安适的风格一下子转入感叹仕途、渴望被赏识的现实风格。也就是出世转入世。陶渊明当时的政治比不了汉朝举孝廉、唐朝科举取士，乱世之中，也不会有太多人关注休闲文士，他们更多的需求是懂法家、道家驭人术法、兵法的治人者。再看魏晋南北朝，与汉朝不同，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出现陶渊明这种人，符合当时的文化时代特征，所以说，陶渊明是为了文学而归隐的。不过这后面的更多地属于文学史的内容，不是中学语文要求的。

陶渊明，一名陶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中。他的曾祖父就是东晋著名的大将军陶侃；祖父陶茂作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任安成太守。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到他的少年时代，陶家已经败落，生活贫困。
尽管如此，陶渊明从小还是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他博览群书，养成了寡言少语、厌恶虚荣、不贪富贵的高洁性格。这种个性影响了他的仕途生涯，一生中，只在十三年当中断断续续地做了几次小官。
时局的因素，加上陶渊明一副傲骨，他的辞官念头始终没有打消过。一天，衙役来报：过几天郡里派的督邮要到彭泽来视察。那个督邮陶渊明认识，是个专门依仗权势、阿谀逢迎，却又无知无识的花花公子。陶渊明想到自己将要整冠束带、强作笑脸去迎候这种小人，实在忍受不了。他的倔脾气又发作了：“我怎么能为了这五斗米官俸，去向那种卑鄙小人折腰呢?”
于是，陶渊明离开衙门，板着脸回到了家，冲着翟氏：“收拾行装，回乡!”
翟氏告诉他，稻谷只差几天就要收割了。
“随它去吧!”这回陶渊明已经铁了心要辞职了。翟氏问清原由后，也就不再劝说了，默默地去收拾行装。
第二天，陶渊明乘船离开了彭泽。他出任彭泽令，在任仅八十余日，十三年的仕途生涯终于结束。
从此，陶渊明在家乡过着隐居生活。对于官场，他丝毫没有眷恋之心，辞官后，反而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怡然自得。他每天饮酒，写诗。他归田后的二十多年，是创作最丰富的时期，主要作品有：《归去来辞》、《归园田居五首》、《桃花源记》、《饮酒二十首》、《挽歌诗三首》等等。
其中，《桃花源记》更体现了陶渊明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高度。诗文中通过虚构的手法，把桃花源描绘成一个鲜花盛开，绿树成行，男女老幼，辛勤耕织，祥和无忧的安定社会。陶渊明以此寄托他的美好向往，以及对当时混乱时世、黑暗政治现实的不满。
陶渊明的诗文辞赋，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