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文学与建安七子
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占据邺城后,在中国北部创造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建安”是东汉末年献帝刘协的一个年号,东汉末,董卓乱后,军伐割据,战事频仍。长安、洛阳皆废毁。献帝从长安到洛阳,又被曹操迎接到许昌。这一年(即196年)改兴平为建安元年。
220年,曹操死,献帝禅位于曹丕。建安文学,通常指从汉末到魏初,这个时期的文学,但并非仅限于这25年。
建安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东汉王朝处在大分裂、大动荡、军伐混战中,在文学上却放射出绚丽的异彩。这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的因素有关的。
建安七子是指孔融字文举,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刘桢字公干, 徐干字伟长,阮禹(王+禹)字元瑜,应扬(王+易)字德琏。
建安七子指: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典出下文:
魏·曹丕《典论·论文》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今之文人:鲁国孔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於学无所遗,於辞无所假,咸自以骋骥騄於千里,仰齐足而幷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然於他文,未能称是。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
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於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於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见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於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於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於上,体貌衰於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曹操是建安风骨的代表任务,怎么能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