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缱绻的记忆海洋中，活跃着许多名人的身影。
不必说那些花枝招展的影坛明星，也不必说骋赛场的体坛明星，单是活跃于人群的政治之星，便把我深深地折服了。
他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布尔什维克，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走后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尊墓碑，一座坟墓，一抔黄土，但他永远活在中国的崇山峻岭和江河大川中，活在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心中。他曾说过“把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撒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
他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记得在小学，我们学过几篇关于周恩来总理的文章。其中《艰苦朴素的周恩来总理》一文中的一段写道：“一盏简陋的台灯，一张陈旧的办公桌，一把青藤椅，如此简朴，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位伟大的总理的办公室。”不错，周恩来总理，他就是一个如此简朴的人。他饱经风霜的蜡黄的肖瘦的脸，总向人们诉说着什么？
斗转星移。一直到如今，还有许多社会学家在研究周恩来总理。他虽不能像毛主席那样满腹诗文，但我们的总理却智慧胜似诸葛亮，气度大于无边海，他曾经说过“吾貌虽瘦，必肥天下。”从这句话里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总理心中完全没有自我，只有天下。
周总理走了，他悄悄的走了，没有一丝叹息。周总理走了，但并未走远。他的思想，精神似天上的星星，永不坠落，永远激励人们——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我心中的明星——周恩来!
我们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生气勃勃的革命精神，却仍然活在我的心中。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在延安的黄士广场上聆听过这位革命家的教诲。而此后十几年却无缘看到他。解放战争后期，我随部队转战华北，那是战斗正酣的时节，作为下层干部，却不知党中央就在身边。
终于，一个难忘的日子到来了。
那是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文代会正在进行。全国文艺界的代表们，正喜气洋洋地坐在怀仁堂里，聚精会神地聆听周总理作报告。报告讲到第三部分《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那时时兴站着讲话，周总理是站着讲的。他手头有个稿子，但并不照着稿子念，而是讲得生动活泼，不断引起一阵阵的笑声和掌声。代表们的脸上充满幸福和喜悦之情。
我坐在前十几排的位子上，正听得入神，忽然心里怦怦地跳起来，总理讲到如下一段：
“……所以，我们就是要写工农兵中的优秀人物，写他们中间的理想人物。魏巍同志所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就是这种类型的歌颂。它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我们就是要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同时，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总理讲到这里，面向台下问：
“哪一位是魏巍同志？请站起来，我要认识一下这位朋友。”
那时我才30岁多一点儿，意外地听到这话，未免有些慌张，便很不好意思地站起来。
“你过去在哪里工作？”他面向着我问。
我匆匆地回答了一句，便连忙坐下了。实际上我只不过站起了半个身子。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又继续他的讲话。
这是我一生得到的最崇高的鼓励，也是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热心关怀的一个例证。
从1954年起，我一连三届被选为全国的人大代表，和总理的接近就多起来了。在“文革”以前的十多年中，我常常参加总理召开的各种报告会、座谈会和文艺界的集会。有时是在紫光阁，有时是在怀仁堂，有时是在新侨饭店、北京饭店，有时是在青年艺术剧院。总理的正式报告郑重些，而小型的会议则很随便。记得有一次在青年艺术剧院，他披着大衣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讲得很轻松。谈到某项工作有关的问题，便问××同志来了没有？下面便回答来了。会场显得很活跃。总理的这种工作方法，使得一些问题及时地得到解决；一些偏向及时地得到纠正。
总理的讲话内容很丰富。除了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常常讲到文艺问题。讲文艺问题时，又常常谈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如何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有关世界观的问题。他的话温暖而亲切，如春风细雨，滴滴入土。仿佛他不是“首长”，而是一位“兄长”。应该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以及比我们年长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在世界观的熏陶中，是受了他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的。
我记得，有一次在讲到如何做一个革命者的问题上，他讲了极为精辟的话。他说，做一个好的革命者要树立起四个观点：第一是革命观点，第二是阶级观点，第三是群众观点，第四是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这无疑是对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最扼要的概括。总理没有专门写过论修养的书，我看这四句话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在世界观上最完备的教科书了。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偏向，就是轻视和模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甚至还有专文来批判阶级观点。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它与阶级观点是两回事，绝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离开阶级观点，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
在公与私--也就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常常纠缠不清。直到今天，仍有人公开为个人主义辩护，甚至以批判林则徐的“无欲则刚”为名，来批判“大公无私”，认为个人私欲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认为周总理对这个问题讲得是很清楚的。他把人的精神境界分为四个层次：第一类是公而忘私，第二类是先公后私，第三类是半公半私，第四类是自私自利。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当追求高的境界。他对雷锋的题词就是“公而忘私”。但是“大公无私”和“公而忘私”不是人人能做到的，因而又提出“先公后私”。1963年在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中，他提出过“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生活关、家庭关、社会关）的问题。在讲到过“生活关”时，他异常热情地称赞了雷锋，并说：“雷锋日记反映了全心全意为集体的思想，是一部很好的日记体文学。过生活关就是要全心全意为集体，要求我们先公后私，有时公而忘私。”总理没有半句讲到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是合理的。
至于说到世界观的改造，总理真是苦口婆心，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他的名句，我就不知道听了多少遍。这是总理一生很牢固的观念，很重要的思想。他认为，“每个人都要改造，旧社会来的人要改造，新社会长大的也要改造，因为社会里仍存在旧的东西，如果自己不坚定，没有防疫力量，就仍会受到旧思想的传染和影响，所以也要改造。尤其是文艺工作者，作为灵魂工程师，要使人们在艺术欣赏里得到鼓舞，受到激励，奋发起来，就必须掌握最好的思想工具和艺术工具。因此要改造自己，长期改造。”总理所说的改造，并不是专对知识分子，而首先是对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能不受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习惯势力的影响，而且还有封建的影响。所以，无产阶级、共产党要不断地消除自己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把旧的东西剔除掉。只有能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可见总理对党内外以及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是多么地重视！而这一工作由于广大知识分子的自觉进行，是收到了巨大成果的。可是曾几何时，不知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改造”了，好象“思想改造”是一个令人忌讳的词。现在党内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发展得这样严重，不是很令人深思的吗？
1965年夏，越南战争升级，美国侵略者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这时，巴金同志和我作为第一批中国作家派赴越南访问。当时在作家协会负责的刘白羽同志，多次向我提及，这是周总理亲自指定的。秋末，我自越南归来，我的访越通讯还未写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从此，我失去了自由，也就没有再见到总理。
总理得了重病的消息，使全国人民深感不安。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他憔悴的面容，真是优心如焚。总理逝世时，我正在天津，因此没有同总理再见上一面。但是那几天我一看到报纸和《参考消息》，眼泪就倾流不止，不能自已。后来我回到北京，参加了总理的追悼会。开始我强烈地抑制着悲痛，还比较镇静，可是在送灵车驰往八宝山的时候，我却再也抑制不住，十里长街有多么长，我的泪也洒了多么长。
1976年的清明是不寻常的日子。在临近清明节的几天里，我的精神处于一种作战前的昂奋状态。我决定不顾一切禁令，一连三天都到了天安门前。在那花海人潮中，我自感有责任和义务去充当一朵小小的浪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我让女儿贴上了自己的诗句。我觉得不如此就不足以表达我对这位伟大人物的情怀。
毫无疑问，周恩来是中国近代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辉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生前一再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没有不存在缺点的人，但是相对来说，他确实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典型。他，没有私心，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既有多方面的卓越才能，又有高尚品德和宽广胸怀。他为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斗争所造就，又同他一向重视自我改造不可分。我们党拥有这样的人物，实在是我们党和中华民族的骄傲。
太阳落了山，余光渐渐消退；而一个伟大人物的精神财富，却可以长留人间。如果我们愿意中华腾飞，愿意共产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我们便应当认真学习这样的人物。
纵观历史，我们中国有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敬佩的人物，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黄继光等等，现在我就说说敬佩的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从小就是一个破产的封建家庭的弟子，受足了家里长辈们封建思想的影响，但是，他热爱革命的心却没有改变。他这种立场坚定的决心，使我敬佩。
周恩来总理早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身为长子的他只好出面处理家事。由于他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又没有多少钱可以养活他和两个弟弟，所以，他只好向街坊、亲戚借钱。可是，原来与他家很好的一些亲戚却翻脸不认人，世态炎凉呀！而且，他家族里有封建思想的长辈也出面干涉，要他把谁第几天借了多少钱写在一张纸上，改天还得给那一家人磕头，拜圣人，在人家有节庆时，还得再借债给人家买礼物。周恩来在这样的境遇里，硬是把两个弟弟拉扯大了，他自立坚强的意志让我敬佩。
周恩来在十四岁时离开了家乡，到大伯居住的东北地区学习，一次在课堂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谋个人的前途。惟有周恩来坚决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这句“为中华之崛起！”令我折服！
1911年10月10日，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周恩来倍受鼓舞。他找来一把剪刀，带头剪断了象征奴役、屈辱的辫子，表示同清政府决裂，他成学校里第一个剪辫子的学生。他这种革命大无畏精神，让我钦佩。
1994年，周恩来当上中央总理时，他勤俭节约的作风并没有改变。有次，周恩来和一些中央委员出差，在一家饭店吃午饭，吃完午饭后，服务员想把吃剩的豆腐脑倒掉，被周总理看到了，他阻止服务员说：“我们中国刚成立，财力不够，不应该这么浪费，你把它拿去包好，今晚还可以吃。”周总理这种勤俭节约的作风使我敬佩。
还记得我们学过的《一夜的工作》篇课文吗？里面的周总理工作是多么认真刻苦呀，他的办公室多么简陋：一张不大的写字台，两把小转椅，一盏台灯，如此而已。可见，他是多么勤俭。他每天都要批阅许许多多的文件，但他又不是浏览一遍就算了，而是一句话一句话地审阅，他工作是多么认真。他这种认真勤俭、敬业的精神让我敬佩。
周恩来总理所做的一切都让我深深的敬佩，他在广州起义时的领袖风范，他在万隆会议谈判时的英姿飒爽，想到他一生的勤检，想到他因为废寝忘食地工作而病逝，想到十里长街送总理，他是那么的完美。我一直认为周总理是中国最伟大，也最值得人敬佩的人之一。
1976年1月8日，这位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我敬佩的人，在北京去世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奔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地方，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周恩来，这三个普普通通的字眼，组合起来，便成就了无限伟大。无论是哪一个中国人，只要念到这三个字，无不在心中升起一股崇高的敬意。他在死后没有留下一分钱财产，他死后没有一子一女，他死后连骨灰都没有留下！他的一生，既平凡又充满了传奇，联合国的降半旗给他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时隔三十余年，我再次悼念他——我们亲爱的周恩来总理。让我给大家讲几个小故事：
壹·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地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贰·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作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叁·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肆·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伍·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看完了这几则小故事，你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感触呢？周总理的伟大是无法用语言去表达的，我只能说，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我想说，有一种力量叫人格！
让我们鞠三个来迟的躬吧，向我们伟大的总理！同时，也让我们记住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周恩来。
给好评啊！！！！！！！！！！！！！！！！！！！！！！！！！！！！
爱国反清用流血牺牲促进辛亥革命的巾帼英雄秋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值得纪念和学习的女英雄。她的精神感人，她的英名永存！
秋瑾于1875年11月8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秋嘉禾，父亲秋寿南都曾为清朝官吏。1907年7月15日（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拒绝退避，临危不惧，英勇就义于她的祖籍浙江省绍兴市轩亭口。如今，在她的牺牲地高高地矗立着秋瑾烈士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解放后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建有秋瑾烈士墓。孙中山先生曾亲笔为秋瑾题词："巾帼英雄"。周恩来总理生前题词："勿忘鉴湖女侠之遗风，生为我越东女儿争光。
秋瑾原名秋闺瑾，字璇卿，小名玉姑，后又自称："鉴湖女侠"。
秋瑾本是一位性情豪爽，热情奔放，有着远大志向的女子。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封建礼教和传统习俗使她陷入了痛苦的深渊。1896年5月17日，由父母包办秋瑾嫁给了一个胸无大志的纨绔子弟王子芳。
秋瑾在浔溪女校任教仅两月，却结识了3位挚友。当秋瑾向学生讲述外面世界的情形，讲男女平权，妇子解放的道理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围着秋先生，有一个叫吴珉的学生却独自坐在角落里沉默不语。当秋瑾了解到，吴珉原来是一个童养媳时，二话没说，拿上钱就去为她赎身。后来，吴珉一直跟随着秋瑾；秋瑾牺牲之后，她毅然更名为吴惠秋，带着秋瑾交给她的秘密文件离开绍兴参加了革命。秋瑾还与浔溪女校的教务长徐自华（字寄尘）和她的妹妹徐蕴华，字小淑（秋瑾的学生）结为生死之交。在秋瑾最后的两年里，徐氏姐妹给了她许多温暖与慰藉。有一次，秋瑾得了重病，是徐氏姐妹日夜看护。在《病起谢徐寄尘小淑姊妹》一诗中，秋瑾写道：“朋友天涯胜兄弟，多君姊妹更深情。""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徐自华和吴芝瑛等好友，在秋瑾牺牲后都冒着生命危险为秋瑾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修造了坟墓。
秋瑾牺牲后，她的挚友徐自华，吴芝瑛等人冒着生命危险，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墓前修建了秋瑾烈士墓，在她的牺牲地绍兴轩亭口矗立着秋瑾纪念碑，她居住过的和畅堂被人民政府辟为"秋瑾故居"，国家出版了《秋瑾史迹》、《秋瑾集》等，以示永久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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