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的经济政策是什么

一、政策目标选择

（一）调控政策总体目标的选择

2011年12月14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2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方向和主要任务，“稳中求进”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调。所谓“稳中求进”，就是在巩固价格水平稳定这一成果的情况下，实行调整性的政策组合促进经济的增长。张立群（2011）对此的解释是统筹协调好控物价、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之间的关系；孙学工、樊彩跃（2011）认为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重要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寻找新的增长点。

我们认为，2012年我国应警惕通货膨胀，以保增长为主要政策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挤除房价泡沫。因此，我国2012年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

（二）引入供给管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

目前的宏观调控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在保增长和抑通胀二者之间只能保证一个，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也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交替关系。要想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忍受较高的通货膨胀，而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就得忍受高失业。这是需求管理必然的结果。实际上，有一些政策措施是能够同时保增长、抑通胀的。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税收的措施就是如此。降低生产成本和税收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刺激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增加供给，稳定物价，这就同时达到了保增长、抑通胀的目标。这种政策被称作“供给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与以传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特征的“需求管理政策”不同，后者在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同一时期只能保证一个，而且在实现一个目标时必然以另一个的恶化为代价。

苏剑（2008）、刘伟和苏剑（2007）探讨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政策只适应于长期调控，不适合短期宏观调控。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是由这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的规模决定的，而这些因素在短期内都是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因此在短期内总供给是无法调控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正是由于供给管理政策的长期性特点，使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仅限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而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调节效应没有予以充分承认。事实上，供给管理政策不仅能够，而且经常被运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不被人们关注，或者不被视为供给管理政策，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了。总供给是由企业的生产成本决定的，而企业的生产成本却是可以由政府在短期内调控的，政府只要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就可以影响短期总供给。因此，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调控的。

苏剑（2008、2011）指出，调节短期经济波动经常运用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财政政策，比如针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减税意味着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上升，其效应相当于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2）要素价格政策。调节生产要素的价格，比如能源、原材料价格、利率等，都能够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要素价格政策的一种。（3）第四，行政、法律手段。这些手段影响企业在某一市场的准入条件和审批手续办理的难易程度，因此可以达到调节某一行业的总供给的目的。（4）提高企业生产率的政策，比如促进技术进步、改善管理、深化改革等等，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2012年我国宏观经济的政策建议

（一）宏观政策组合

在进行政策设计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下滑虽然有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等因素的负面影响，但主要原因还是政府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因此，要想实现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只要稍稍放松政策紧缩力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幅度的刺激措施。否则就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的局面，房价调控和抑制通胀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因此，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我国应采取“稳中求进”的方针。在这一大背景下，为了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控房价三个目标，我们认为我国应该采取以下的政策组合。

1.货币政策：“总量稳健、定向扩张”

用稳健的货币政策控制流动性的总规模，防止流动性在2011年紧缩后的大规模扩张，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房价，并以定向扩张的货币政策扶持小微企业以及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助于经济结构调整的企业和项目。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基本偏紧，但是是全面性的偏紧，所以造成了中小企业的运营问题。因此进入2012年以后对经济中的流动性应当进行有目的的倾斜，通过利率政策和信贷政策等，对小微企业以及其他符合长期目标的企业予以定向宽松。

2.财政政策：以供给管理型财政政策为主，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总的方向应该是扩张性的，但以供给管理（尤其是降低企业税收）为主。大型的国家财政购买计划可能会使得目前已经过剩的部分夕阳产业再度扩张，不利于经济总体的结构转型和长期稳定增长。而且如果实施大规模刺激需求的财政政策，还可能使经济陷入新一轮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而降低企业税收一方面刺激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供给，从而刺激经济增长，而供给的增加又有助于抑制物价上涨，因此这种政策能够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3.实现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有机结合

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需求，有些改革措施影响总供给，在宏观调控中应该积极、充分地利用体制改革的有利效果，既推进改革，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跟降低企业税收一样，一些体制改革措施可以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刺激供给、抑制物价，有助于同时实现保增长、抑通胀两个目标。

（二）具体调控措施

1、供给管理层面

（1）降低企业税费

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就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减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更多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降低企业税收降低针对企业的各种税收，尤其是要大幅度降低微型企业的税收。我国最近在某些地区试点的营业税改增值税、提高这些税收的起征点的做法就是这种政策。

（2）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1]。其中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过路费、过桥费）使得物流业成本居高不下。

实际上，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但仅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如果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1.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1.8个百分点。在执行上，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会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支出。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

（3）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其他辅助方法

降低企业注册门槛，鼓励各种创业活动，尤其是对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应如此。改进工商管理，简化行政管理环节，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免去可以免去的各种收费。加强和改善经济方面的立法、司法、执法，增加这些方面的透明度，提高执法、司法公平，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同的履行，尽可能降低经济纠纷出现的可能性和处理经济纠纷的成本。

（4）实行以猪肉价格为主的肉禽价格保护制度

我国近期的通货膨胀中，食品价格占到了很大一部分，通过观察09年12月以来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均基本上高于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时期，居民肉禽及其制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远远大于CPI，峰值达到了33.6%的涨幅，相对应的，本期CPI指数也到了6.5%的峰值。因此可以认为，肉禽价格对我国的通货膨胀有着巨大的影响。

而考虑到我国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肉禽价格的上涨中，猪肉价格对CPI上涨率起到了主导性作用。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对猪肉等肉禽价格的管理措施存在问题。以猪肉为例，在价格上涨时，政府出手稳定价格；而在价格下跌伤及养猪者时，政府并没有采取相适应的措施。肉价涨时政府打压，肉价跌时政府不管，其结果，肉价波动的风险大部分由养猪者承担，这种做法严重打击养猪者的生产积极性，其结果是肉价下跌时，养猪者大幅度减少生产，使得下一期猪肉价格大起；肉价上涨时，养猪者不敢大幅度增加产量，结果肉价大涨的局面加剧。这部分风险又将转化到民生中，造成我国的通货膨胀风险。

要避免猪肉等肉禽价格的大起大落，就要像粮食保护价一样，实行猪肉保护价制度，而且肉禽保护价应该保证养殖者有一定的正常利润。这样就能保护养殖者的生产积极性，保证肉禽生产。供给有保证，肉价自然不会大起；保护价的存在则避免了肉价大落。这从供给层面，对保证民生，调控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也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2、需求管理层面：扩大有效需求

（1）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把我国对部分产品的进口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

我国虽然每年出口规模很大，但进口也不少，净出口的规模其实并不大。2009年我国的进口总额达到了68618.4亿元，接近消费总额165526.8亿元的1/3。刨除通货膨胀因素，我国1990-2009年的进口平均增速为13.5%。这意味着我国的国内需求还是有的，只是有相当一部分需求花在了购买外国产品上，只要能够把这些需求转换为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就相当于扩大了内需。鼓励企业通过引进技术或自主创新的方式进行国产化工作。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转换。

（2）严厉打击生产犯罪和地方保护主义，提高产品标准，确保产品质量和消费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增强我国产品的吸引力和美誉度，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

自从三聚氢胺事件发生以来，我国的乳制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尤其是婴幼儿乳制品受到的打击最大，高端婴幼儿乳制品行业几乎成了外国品牌的一统天下。尽管政府加强了监管，但老百姓依然不买账，究其原因，就在于对生产犯罪的惩罚力度太小，老百姓无法相信生产者不会继续造假。因此，加强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确保消费安全，才能保证我国产品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竞争力，才能扩大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对生产犯罪的打击力度过小，甚至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佑之下犯罪者毫发未损（比如双汇“瘦肉精”事件），必然迫使国内消费者转而消费外国产品，这不仅降低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也会削弱政府扩大内需的其他政策的效果。

具体措施方面，可以考虑借用市场力量打击生产犯罪。比如鼓励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讨回公道，为避免搭便车的情况发生，可以实行最先起诉者优先政策，规定一旦确认生产犯罪，将对犯罪者处以高额罚款，并把对犯罪企业的处罚的一定比例甚至全部归最先起诉者所有。

（3）吸引民间资金进行生态治理和生态开发，用对荒地、荒山、荒漠的长期使用权或所有权吸引私人企业投资

扩大投资的关键是给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国对土地的需求也将扩大，地价将逐步上升。因此，许多沿海城市都已经开始了填海造地的工程。在内地，我国还有大量的荒山、荒地、荒漠，尤其是面积巨大的沙漠。随着地价的上升，距离繁华经济带较近的荒山、荒地、荒漠甚至沙漠就逐步有了开发价值。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主要是由政府进行的，以后可以考虑吸引民间资金，双方共同进行生态开发和治理。

可以考虑如下政策：由政府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配套设施，然后进行招标，本着谁治理谁受益的原则，将该土地一定时期的使用权甚至所有权赋予治理企业，以此来吸引企业进行生态治理和开发，从而扩大投资。参考美国“西进运动”对西部地区的成功开发，有理由相信吸引民间资金对荒地、荒山、荒漠等的开发是切实可行的，也具有很大的长期效应，这部分刺激出的有效需求是依乘数扩散的，如果切实能够成规模开发，很可能会带来我国经济的一个新长期增长点。

3、控制房价，挤压房产泡沫

在房价调控中，应强化住房的居住功能，淡化投资功能，去除投机功能；同时合理调控预期。在2012年，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仍应放在与增长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样重要的地位上，对其进行持续性的科学调控，让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同时又将其对经济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

（1）税费层面调控

首先，按现行所得税法，对住房投资征收利得税，并在此基础上征收住房投资附加利得税，并按持有年限执行累退税率。比如，持有两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100%征收；持有两年以上五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80%征收；持有五年以上至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50%征收；持有十年以上二十年以内，对税后所得按20%征收；持有20年以上，不再征收附加利得税。这样，就可以有效抑制投机性住房需求，只留下居住性和投资性住房需求。

其次，全面征收物业税，把投资性住房逼向房屋租赁市场，抑制房租，并给地方政府提供稳定的税源，预防地方政府财政危机。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份来自于出售土地使用权，这就形成“房地产绑架地方财政”的情形，而全面征收物业税，有利于开拓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不仅对房价起到调控作用，还能消除房产调控的后顾之忧，并预防地方政府债务危机，一举多得。如果在持有环节不征税，那持有者就几乎没有持有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等因素，租出住房的积极性就不高。因此，实行物业税可以为市场提供更多的租房选择，抑制房租大幅上涨，为改善民生起到重要作用。之所以要全面征收物业税，就在于一个人可能在许多城市都有住房，对其持有的部分住房征税将造成地方政府间税收利益的分配不公。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一个住房所在的政府为这套住房及其所有者提供了保安、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服务，因此所有者应该缴纳税收。

（2）选择执行限购政策，尽量避免用提高利率、提高首付等手段控制房价

由于限购政策在根本上还是违背市场的选择机制，长期实行会给社会带来福利损失，因此如果上述税收政策能认真贯彻实施，就不再需要限购手段。但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政策可能的滞后周期，上述政策不是短期内就能出台的，因此，限购政策就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直到住房税收体系完善为止。

而控制房价的目的首先是民生范畴的意义，提高利率虽然可能有助于抑制房价，但却提高了房贷和月供，这部分支出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刚性需求”中的工薪收入者。工薪收入者的住房支出可能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然而提高首付则直接限制了工薪收入者的购房能力，对“刚性需求”有大的挤出效应，与调控目的不符。因此房地产市场的直接调控中，还是应选择好调控指标和手段，以防出现与调控初衷背道而驰的现实。

（3）合理调控房价预期

应该注意到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房价调控目标及政府对该目标的表述方式对老百姓房价预期的影响。房价调控是政府调控者与老百姓之间的博弈，政府对老百姓的房价预期有很大影响，而预期对房价则具有正反馈作用。比如，我国政府去年宣布的房价调控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这就导致老百姓认为，即使政府的调控目标实现，也只不过是房价增速下降，而房价还会继续上涨，因此老百姓就会抓紧时间购房，结果就导致房价过快增长，政府的调控目标就实现不了。因此，在老百姓的预期作用下，如果政府宣布的目标是“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最终结果必然就是“房价过快增长”。目前，我国的房价下降的预期逐渐形成，这也将有一个正反馈机制，政府应注意谨慎选择宣布房价调控目标，以免房价下降过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阶段，应该继续坚持“让房价回到合理水平”这样的目标，利用预期的正反馈机制，让房价降下来；随着房价的缓慢回落，逐步调整政策目标和明确合理房价区间，让老百姓形成“房价稳定”的预期。当然，老百姓房价预期的最关键决定因素还是之前所说的政府采取的其他实质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利得税、物业税等，这些政策的选择应考虑到其对老百姓的预期的影响。

（4）加强保障房建设，优化保障房结构，对保障房合理定位，完善保障房分配制度

对于极低收入群体，应以保障房来满足其住房需求。同时从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调控房价所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很大一部分可以通过保障方的建设来弥补。可以说，保障房一方面从住房需求角度满足了极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同时又作为调控政策对刺激实体经济方面的“缓冲垫”，防止房地产市场调控对其上下游企业造成的巨大冲击。

但一方面，现在保障房太少，另一方面，保障房分配制度有缺陷，导致许多高收入者得到保障房，而极低收入者反而得不到。我们可以在保障房的户型、面积等方面进行专门考虑，以挤出高收入者对保障房的需求。比如，可以考虑保障房面积分20平方米、30平方米、50平方米三种，小面积的给单身使用，中等的给没有孩子的两口家庭使用，大的给三口之家使用。使用者可以申请购买，也可以以保护价租赁。而且保障房不得在市场上出售，也不能出租，只能按原买入价（可以进行通货膨胀调整）卖回给政府主管机构，一个家庭买了商品房之后必须把保障房卖回给政府。这样，高收入者就没有了获取保障房的积极性。第一，户型小，不符合高收入者的需求，而低收入者则能够接受。第二，不能在市场上出售，意味着不能取得投资收益，投机者也不需要。第三，一个人不会永远都是低收入者，随着年龄、资历、经验等的增加，人们的收入水平会提高，比如刚毕业的学生肯定买不起房子，只能住保障房，随着收入的增加，就能买得起更好地房子，于是就会搬走，保障房腾出来给新的年轻人使用。也就是说，保障房就是仅能满足人们的最基本的住房需求的住房，保障房的条件不能太好，否则就会产生寻租行为，保障房可能就到不了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对住房有更高需求的人可以进入商品房市场，用市场价格满足自己的居住需求。

建议你看看“十二五规化”以及当地发改委部门的相关公布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