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具体意思。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者，弘扬之意。人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从而由浅入深地认识“道”提高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苦闷、挣扎、思考，并不断欣喜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如噩梦惊醒，有苦，云开雾散，阳光普照，内心升腾出无以言表的畅然之气，有甜，继而倍增前进的动力，直至达到觉解的地步，获得永无穷尽的人生快乐，进而胸装天地众生，仁者爱人，大济苍生，此所谓“人能弘道”者也。
　　如果仅仅将“道”作为装点门面、哗众取宠的工具，并非真的去顿悟天地，领悟人生之真谛，并非真心诚意地做仁者之事，那么这就是名副其实的道貌岸然，非但无法畅然人生之正气，获得人生的快乐与真谛，而且必将在浑沌的人生困境中，在“人生是苦难”的低级层次中，苦苦挣扎，必将与生命、人性的美好、伟大无缘。
　　洪秀全是一个典型，儒学之于他不过是升官发财的工具，他并未悟得儒学“天人合一”的人生真理，并未觉解生命的真正高贵，并未认识到“弘道”的中华文明的强大力量，因此多次科举落第之后竟跪拜在“上帝”的脚下，扯起反清、反孔的大旗。当他只顾及民族的主权、族权，丢弃了辉煌数千年、慰藉中华民族心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文明精神的时候，却不曾料想，曾国藩仅仅举起捍卫儒学之大旗，便顺其自然地合众人之力消灭之于无形，何也？
　　洪秀全参加科举，试图藉此“以道弘人”，藉此升官发财，并非“弘道”，“弘人”而不得便背叛之，毁灭之，完全忽视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传统，忽视了这传统所拥有的伟大力量，因此他的灭亡乃自取其辱，害人害己害民族，决非偶然。
　　如今，文明传承机制破碎不堪，文明断层赫然，别有用心者自挖祖坟，数典忘祖，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弘道”难上加难，承继文明精神者少而且难，偶有论道者，“以道弘人”道貌岸然，惹人厌烦，想我浩浩荡荡中华之伟大文明，之伟大文明精神，难道真的后不见来者？
　　如今，即使有好学者，文明的启蒙机制已经不复存在，启蒙理念已如历史的尘埃，生存环境已经面目全非，利益驱动的外来劣质文明已经统治大多数人的灵魂，而且甚嚣尘上，谬误被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孰能轻易通透文明之精神，获得人生之快乐，人生之永不枯竭的动力，而不寂寞，而不众叛亲离？孰能自觉“弘道”而非“弘人”？从而迎来“大道之行”——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

孔子名言。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

这句话和前面的有点不同，字面意思很简单。“弘”，“使~光大”。“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能使道光大，而不是道能使人光大。”然而，字面简单的，往往理解起来更复杂。这个简单的句子，却厘定着《论语》、儒家对“人”与“道”关系的基本看法。
有一个很坏的传统，总把“道”往虚无缥缈中寻去。这种把戏，千百年来一直愚弄着偷心不死之人。而对于《论语》、对于儒家，这种把戏是无效的。儒家从来都是现世的，无论这“道”是何道，最终都要落实到“人的承担”上。在《论语》里，“道”只指“圣人之道”，只和现世有关，只和现世的“人不愠”有关。任何往虚无缥缈处瞎推的把戏，都只能是把戏。
还有一种更坏的传统，就是以“道”压“人”，把“道”描绘成一个虚无缥缈的远景，然后让现实的“人”为这个虚无缥缈的远景垫背。这，比起“一将功成万骨枯”还要残忍。后者，至少还有一个“一将功成”让大家唾骂。而当把“道”有意无意地装扮成虚无缥缈的远景时，则连对它的唾骂都变成此等造假戏剧中的荒谬情节。这种荒谬的悲剧，在历史上不断重复。
但比起下面这种，以上两种就不算什么了。历史上永远不缺这种人，他们以“得道者”、“行道者”自居，以“道”的代表自居，他们成了人间的上帝，他们制定人间的法律，一切违背他们的就成了大逆不道。历史上最不缺的就是这种人，却往往是个个道貌岸然，一副拯民于水火的姿态，私下却干尽见不得“人”的事。这种“挟私道以令诸人”的人，难道还少见？而“道”，是大道，是公道，不是哪个人、哪群人的小道、私道。只有“人”，才能使“道”得以光大，离开了“人”，并没有一个“道”可以让“人”得以光大。
“道”的彰显，是“人”现世存在的当下涌现，离开当下、现世，只能是虚无缥缈的远景，与《论语》、儒家的“圣人之道”毫无瓜葛。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前面曾提到的《论语》、儒家和西学中的柏拉图、耶教、科学主义等的根本分歧。对于后者来说，是“道能弘人”，在柏拉图那里“道”是理智的光芒，在耶教那里“道”是上帝，在科学主义那里“道”是科学；但对于《论语》、儒家来说，是“人能弘道”，理智的光辉、上帝、科学都离不开“人”，没有“人”，这些所谓的“道”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正由于《论语》、儒家的这种精神，使得西式的宗教在中国从来都没能得到光大。
有人可能要问，这样是否意味着《论语》、儒家否认客观的规律？其实有此一问的前提，就是一种西学的思维语境。对于《论语》、儒家来说，客观规律的有无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前提，无论有无，都是“人”必须承担的。在“天地人”模式中，客观规律属于“天地”范畴，构成“人”展现的舞台。打个比方，对于“人”这个演员来说，无论舞台如何，演好戏是最重要的，而好的演员，无论怎样的舞台，都会充分利用构成这个舞台的当下、现实的条件。《论语》、儒家并不否认客观规律的存在，但这只构成“人”活动的舞台，而不构成“人”的表演、显现。对于《论语》、儒家来说，“道”只特指现世、当下的“圣人之道”，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本体、本原、规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点，对于已经受西学影响太大的国人来说，是需要反复强调的。
有人把儒家归于西学“人本”主义的范式，完全是无的放失。儒家的“人”，是站在“天地人”的宇宙结构下说的，并不需要一个“人本”主义来“本”人。“人本”一旦被主义，就会失去一切主意，变成意识形态的闹剧。而用西学的“结构”范式来考察儒家的“天地人”结构中的“人”，同样是无的放失。“人”在“天地人”结构中并不是某种构成因素，而是展现，“天地”只是“人”展现的舞台，而这一切都是当下、现世的。这里的“人”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一种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这两种人构成了所有的人，用现代术语就是包括了构成社会的所有人。
因此，根据“人”的两种不同含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必须至少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其一，对于正“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君子来说，他们的“闻、见、学、行”能使得“圣人之道”得到彰显、涌现，但并不是他们“闻、见、学、行”“圣人之道”就使得自己得以高人一等、凌驾于别人之上，成为所谓的精英，甚至打着“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旗号行其私道；其二，对于暂时不能“闻、见、学、行”“圣人之道”的“人不知”的人，“圣人之道”的彰显、涌现并不能离开他们，把“人不知”的世界改造成“人不愠”的世界，不能离开“人不知”的人，并不能打着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去利用“人不知”的人，把他们当成就一个抽象的、虚无飘渺的“圣人之道”的垫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归根结底只有一点，就是“道”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只有现实中的“人”才是目的，一切以打着虚无飘渺的所谓“道”为目的，以现实的“人”为手段的所谓“闻、见、学、行”“圣人之道”，都是《论语》背道而驰的。对于《论语》、孔子、儒家来说，“人”是开始，也是目的，而“道”是手段，即使是“圣人之道”，也只是把“人不知”世界改造成“人不愠”世界的手段，无论从开始到成就，都离不开“人”。“道”是“人”行的，而非“人”是“道”行的；“道”是“人”光大的，而非“人”是“道”光大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算初步明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而人被无所本地抛掷在此世间，就是人的当下，就是人的承担，这构成了人的无所位次，而人“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才有这人类社会的存在发展，才有个体的存在发展，这里没有所谓的悲剧、喜剧、正剧，没有人，无所谓天地，也无所谓人展现的舞台，又何来悲剧、喜剧、正剧？悲剧、喜剧、正剧都不过是人生“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而来的位次展现，这里所谓理智、情感的预设，没有人，又何来理智、情感？这里只有承担，人的承担，首先是对“人”的承担，由此承担，才有所谓乐、悲、情、智、观、欲等等葛藤，只有这样，才算进一步理解何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