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广西英雄“白崇禧”

　　他是著名作家白先勇的爹!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回族。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是新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统一广西和北伐，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制定了不少的战略计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战术主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李宗仁的特殊的合作关系以及蒋桂关系的桥梁这三方面对白崇禧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和研究。
　　一、军中“小诸葛”
　　著名军事家杨杰曾说国民党内只有三个半军事家，白崇禧是其中之一[1]。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白崇禧享有诸如“小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美誉。甚至他的敌人也是高看他的，日本人在凇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而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2]。所有这些称谓和评价，不论是褒还是贬，都充分显示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能。作为一名军事家，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素养，这在国民党诸多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于白崇禧本人的照片和当年其部下对他的回忆，白氏身材十分魁梧，仪表堂堂，“象一个普通文人一样”[3]，甚至，有时候给人的感觉还很风趣。但更多的时候，由于白崇禧性格上的缘故，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个“工于心计、野心极大的人”[4]。尽管如此，白崇禧在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胆识和谋略无疑是一流的。在国民党将领中，白崇禧是以长于战略见称的。从统一广西的全过程来看，这是白崇禧一生军事指挥才能的基奠，同时，也为他赢得了作为军事家、战略家所必须的资本。在众多的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中，惟有他被冠以“小诸葛”的雅号。综观白崇禧一生所指挥的战役，足见其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且善于捕捉战机，及时更改作战计划，以达到作战目的，因而常常能够以少胜多和出奇制胜。基于以上各点，因而，在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的“讨贼军”、“定桂讨贼联军”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打败实力雄厚的陆荣廷、沈鸿英等，成为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人说，新桂系能够叱咤风云，“一切谋略多出自白崇禧之手”，这话有点夸张，但也肯定了白崇禧的精于谋略的军事才能。
　　（一） 统一广西：强攻智取，纵横捭阖
　　1917年，保定军校毕业后的白崇禧回到广西，成为马晓军的“模范营”中一名普通的少尉连副。从此，白崇禧正式进入广西军界。当时，广西局面混乱，驻守百色的“模范营”被自治军击散。当时，“模范营”被刘日福等人的自治军追击至无处藏身，黄绍竑决定向沈鸿英“假投降”，以进驻沈所占据的梧州，同时派陈雄赴广州活动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联络。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5]白崇禧的这翻话为黄绍竑所接受，这可以说是新桂系兴起的标志。从此，黄绍竑、白崇禧以此为依托，联合李宗仁，逐步发展成为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一方势力。因此，没有广州革命政府，就没有新桂系。此后，白崇禧回到广西，任“广西讨贼军”总参谋长，并在统一广西、北伐以及反蒋战争中担任总指挥的角色。在“为将者要以身教，不以言教”[6]前提下，白崇禧“一有战事都要亲自指挥，与敌人拼死拼活”[7]，身先士卒。在这个合适他的位置里，白崇禧恣意挥洒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1923年11月，驻粤桂军第七军军长刘玉山见广西局面混乱，以援助广西统一为名，派部属陈天泰循西江回广西。这和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形成了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双方在都城附近展开决战。战斗打响后，中路夏威部被陈天泰击败，战线仅依赖黄绍竑部的一个营的兵力维持，战况危急万分。于是，左路白崇禧亲自站在前线督战，其距离近至连“陈天泰脸上的大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在白崇禧的坚持下，“此役因历时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不需参战。”[8]这样，黄绍竑、白崇禧不仅巩固了从冯葆初手中取得的梧州地区，所属势力也得到迅速发展，达到五个纵队，约8000人，增强了“讨贼军”的实力，为统一广西，联合李宗仁的“定桂军”奠定了基础。
　　此役以后，白崇禧作为“联络人”，只身前往李宗仁处，说服李反陆荣廷。当时李宗仁虽然为“定桂军”的首领，但他是陆荣廷的旧部。这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才能够做到。事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往事时，“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白崇禧这一访李，确立了李、黄、白以后行动的大致方向——与广州革命政府合作，并以此为由统一广西，拉开了统一广西战争的序幕。这为白崇禧的军事才能的尽情发挥提供条件。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崛起于玉林、梧州，使广西出现了三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一是李、黄、白；一是沈鸿英；一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鉴于这种形势，黄绍竑、白崇禧认为，陆荣廷部有3万多人，沈鸿英也有2万多人；而黄、白部不足1万人，加李宗仁部也不足2万人。白崇禧认为，若陆、沈联合起来则很难对付。因而，“必须利用陆沈过去和现在的矛盾，挑起陆、沈之间的战事，然后各个击破。我们的总方针是先联沈倒陆，之后灭沈，统一广西。”[9]于是，定下统一广西的方针：联沈倒陆。之后，李、黄、白正式联合起来，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这种安排事先已经得到李宗仁、黄绍竑的同意，而李宗仁更是表示，“若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10]，可见他对白崇禧的推崇。这是他们合作的开端，也是新桂系领导集团初步确立的开始。
　　在确立对陆作战计划时，白崇禧凭着对敌我军事力量的了解，提出了“联弱攻强，避实击虚”[11]的方案。此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对峙于桂林，南宁防备空虚。作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根据地形和敌我实力，提出正面进攻结合背后突袭，同时假道桂平进攻南宁。不出白崇禧的意料，南宁很快就被攻克。
　　熟悉白崇禧的人都知道，白崇禧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常常能够以少胜多。1924年8月，讨陆军事行动开始。首要目标即是陆荣廷在柳州的主力。白崇禧率军在柳州上雷镇与陆部展开激战，但久攻不克。因见强攻未能奏效，白便决定智取。他派人把电话线绞在一起，假装与杨祖德通话，要杨在约定的时间里配合白部进攻韩彩凤，此电话故意让韩的部下听到。韩彩凤信以为真，分上雷的兵力以监视杨部。白立即率部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击溃韩彩凤，然后乘胜追击，进攻庆远的韩彩龙部，缴获枪支2000余。此役，白崇禧以智取胜，他的“小诸葛的外号也是从那次得名”。[12]此后，联军乘胜追击，在短短的4个月里，以2万人的兵力击溃了陆荣廷3万多人，完成了统一广西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候，滇系的唐继尧也欲入侵广西。此时，联军除了要面对强大的沈鸿英，还要面对实力雄厚的滇军。面对此局势，白崇禧在和李宗仁、黄绍竑商量之后，确立了对沈部应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先把沈军灭掉，然后回师迎击唐继尧的军队”。[13]
　　而在对讨沈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李宗仁注意到沈鸿英的意图“重在大河中游，志在腰斩我军首尾不能相顾。”[14]于是，白崇禧立即按照李宗仁的这一看法，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在武宣拦击敌人。这个作战计划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禧的气魄和才智可做到”[15]。这也为以后联军抓住唐继尧进攻广西的时间上间隙打垮沈鸿英争取了时间上和心理上的主动权。而在武宣拦击沈鸿英，白崇禧仅靠一个营的兵力，利用敌人的轻敌，主动出击，打乱了敌军的作战计划。并凭着这种“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一路攻到桂林城下。此时，白部仅四个纵队，孤军深入桂林，联军其他各部无法分兵前来支援。白崇禧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将沈部在桂林的2个师击败。这时候，联军离击溃沈鸿英仅一步之遥。白崇禧乘胜追击，在桂林的义宁、两江一带击溃沈鸿英，防止沈鸿英同滇军勾结。此役，白氏出奇制胜，声东击西，全歼沈部主力，基本上消灭沈鸿英残部。讨沈战事结束，广西的统一日渐明朗。
　　当白崇禧在桂北同沈鸿英作战时，唐继尧的滇军已大举侵入广西，并占领柳州。在这场战事中，白崇禧亲自到柳州郊外的白马山高地视察敌情，发现唐军与对岸的联系主要依靠一座浮桥。幸运之中，白崇禧的部队在第二炮便击毁浮桥。这为击溃唐军，夺回柳州打开胜利之门。1925年7月，联军击溃唐继尧的军队，统一广西。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从崛起到最终统一广西，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白崇禧在统一广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统一广西的诸多战斗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要数白崇禧所指挥的战斗，他表现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谋略，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为以后新桂系集团的全国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他本人也逐渐成为蒋桂矛盾的调解人。因此，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因赏识白氏的军事才华而调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这也是蒋白合作的开始。
　　（二） 北伐和反蒋斗争、抗日战争：“指挥能事回天地”
　　当北伐军进至南昌九江一带时，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反扑，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孙传芳打败。李宗仁和白崇禧亲自率领从第七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去救援。在与孙传芳的先头部队相遇时，一个回合就把孙传芳的两个师歼灭。而白崇禧在蒋介石指挥的军队连连失败、北伐军摇摇欲坠时，白镇定自若的确立了新的作战计划：即断南浔线，进而收复九江。这个作战计划的更改使国民革命军击溃敌军，“稳定了北线战线”[16]，同时，也拉开了北伐军全线反击孙传芳的序幕。
　　白崇禧善于运用兵不厌诈之计。白崇禧深知，“北伐军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17]因此，在衢州会战时，白崇禧决定主动出击。攻势发动前，白崇禧故意让孟昭月发现北伐军队主力在北岸，以乱孟的判断。夜里则暗中将主力调回南岸，同时，命令留守部队死守牵制敌军，以迷乱敌军。当孟昭月发现上当时，已经来不及了。
　　出师北伐以来，白崇禧首先是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而蒋介石有时也让白崇禧独立完成作战任务。如江西战场后期，他派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赣北作战，以及担负追击逃敌的任务。东南战场开辟后，白崇禧完全独挡一面，临危受命，挽救浙西战场的败局。此时，白崇禧不仅稳定了战线，而且在未同东路主力会合情况下，以少数兵力主动出击，取得了浙西战场的胜利。这充分体现了白崇禧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北伐中，白崇禧的指挥才能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龙潭战役。在龙潭战役中，白崇禧沉着冷静，对孙传芳的部队穷追猛打，“压迫敌人丧失战斗意志”[18]。此役基本上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大大减轻了孙传芳部在长江北岸对南京的威胁。后来，谭延闿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9]
　　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白崇禧在逆境中依然能“出奇制胜”，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反蒋战争中的“解围南宁之役”。1930年，龙云的滇军围攻南宁。此时，正值桂军在中原大战中惨败。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白崇禧指挥部队佯攻佯动，在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间穿插，从背后对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而守在城内的黄旭初和韦云凇则在得到消息后从城内杀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夹击滇军，滇军惨败。至此，桂滇南宁之战以桂军的胜利而告终。这是蒋桂对抗时期白崇禧所指挥的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黄绍竑对此役的评价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亦确是健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20]。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根据中日两国的国情，提出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进而发展为全面总体战，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作战指导上，争取主动，见机而进，知难而退，以空间换时间，不计点线之得失，而在全面之控制，使敌局促于点线狭隘之领域，使我游击队地方民团在敌后发展，扰袭敌人，控制广大地域，变敌后为前方，使敌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21]这一战略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故当白崇禧到南京时，日本的报纸惊呼：“战神来矣，此仗非打不可！”这里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华所享有的声誉。但是，“应该肯定，国民党敌后武装在敌后坚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敌后作战，保持了在敌后的阵地。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是不成功的。”[22]
　　抗战结束后，白崇禧着眼于全局的考虑，向蒋介石提出：“立即派兵接收华北和东北，确实控制沦陷的地区，因此，应责成日军暂驻原防，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23]这个建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不合常理。不可否认的是，白崇禧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由于这个建议超出常理，主持接受日军投降的蒋介石、何应钦不敢接受，但仍采取一系列变相措施，剥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权力。

　　（三）军事理论：“手不释卷”与用心研著
　　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具有当时高级军事指挥官所缺少的理论。
　　白崇禧自幼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基础。而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白崇禧对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很专注，认真学习了《阵中要务令》、《作战纲要详解》，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的起点。而平时，在行军作战之余，更是“手不释卷”，“特别喜欢度春秋《左传》”[24]，故当时有人说，白崇禧是“半部《左传》治广西”[25]。而这一习惯也影响到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
　　白崇禧一边学习各种军事著作和理论，一边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形成一套军事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而最能体现其军事理论的，莫过于“总体战”这一理论。
　　“总体战”最早由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即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在战争中可采取一切极其野蛮的手段。白崇禧对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学说极为欣赏。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在《全面抗战与全面战术》中提出所谓的“总体战”，但当时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而后，新桂系提出的“焦土抗战”就是这种观点的变相反映。抗战八年，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校阅部主任委员、桂林行营主任、海军整建委员会委员等要职，运筹帷幄，指挥用令，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认为，“作战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处今日总体战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若先天条件不先具备，或备而不实，则军事教育之前途甚为黯淡。”[26]这些观点在当今之兵家眼中未必过时。
　　内战爆发后，白崇禧明白，“单靠国防军去剿匪是不成功的，单靠军队也不可以，必须把地方自卫力量组织起来，必须把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必须政治、经济、文化都能配合起来才行。”[27]于是，1947年秋，白崇禧在南京主持国防部作战会议，研究“总体战”作战方案，而这一作战方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特点”[28]提出的，作战的主要地点是在富庶的华中地区。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在当时国民党军心涣散、指挥连连失误、民心尽失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战方案的最终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挽救当时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
　　白崇禧一生戎马，但不是莽夫，其一生著有：《三自三寓政策》、《国民兵之建设教育》、《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游击战纲要》、《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等。能这么及时总结出作战经验，并将其刊书发行，一方面源于本身的自负，“少年得志，造成个人英雄主义[30]；另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逼迫。他个人认为，“带兵要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作战时要身先士卒，最危险的时候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指挥官一定是到最需要的地方去。”[31]长期的亲临一线使他明白，军事理论以及作战经验对于战争中瞬息万变的信息交换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战争结果！
　　由此可见，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还具备当时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们所缺少的军事理论，有鉴于此，从北伐起一直到内战时期，白崇禧一直是蒋介石拉拢的对象。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临桂人，回族。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是新桂系军阀首领之一，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小诸葛”之称。在统一广西和北伐，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参与制定了不少的战略计划，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战术主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现代史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与李宗仁的特殊的合作关系以及蒋桂关系的桥梁这三方面对白崇禧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和研究。
一、军中“小诸葛”
著名军事家杨杰曾说国民党内只有三个半军事家，白崇禧是其中之一[1]。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军事家，白崇禧享有诸如“小诸葛”、“当代张良”、“现代第一俊敏军人”等美誉。甚至他的敌人也是高看他的，日本人在凇沪会战后称他为“战神”，而毛泽东则称他为“中国境内第一个阴险狡诈的军阀”[2]。所有这些称谓和评价，不论是褒还是贬，都充分显示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能。作为一名军事家，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理论素养，这在国民党诸多高级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据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有关于白崇禧本人的照片和当年其部下对他的回忆，白氏身材十分魁梧，仪表堂堂，“象一个普通文人一样”[3]，甚至，有时候给人的感觉还很风趣。但更多的时候，由于白崇禧性格上的缘故，更多的人认为他是个“工于心计、野心极大的人”[4]。尽管如此，白崇禧在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胆识和谋略无疑是一流的。在国民党将领中，白崇禧是以长于战略见称的。从统一广西的全过程来看，这是白崇禧一生军事指挥才能的基奠，同时，也为他赢得了作为军事家、战略家所必须的资本。在众多的国民党高级军事将领中，惟有他被冠以“小诸葛”的雅号。综观白崇禧一生所指挥的战役，足见其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的战略战术，且善于捕捉战机，及时更改作战计划，以达到作战目的，因而常常能够以少胜多和出奇制胜。基于以上各点，因而，在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的“讨贼军”、“定桂讨贼联军”能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打败实力雄厚的陆荣廷、沈鸿英等，成为新桂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之一。有人说，新桂系能够叱咤风云，“一切谋略多出自白崇禧之手”，这话有点夸张，但也肯定了白崇禧的精于谋略的军事才能。
（一） 统一广西：强攻智取，纵横捭阖
1917年，保定军校毕业后的白崇禧回到广西，成为马晓军的“模范营”中一名普通的少尉连副。从此，白崇禧正式进入广西军界。当时，广西局面混乱，驻守百色的“模范营”被自治军击散。当时，“模范营”被刘日福等人的自治军追击至无处藏身，黄绍竑决定向沈鸿英“假投降”，以进驻沈所占据的梧州，同时派陈雄赴广州活动并与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联络。白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5]白崇禧的这翻话为黄绍竑所接受，这可以说是新桂系兴起的标志。从此，黄绍竑、白崇禧以此为依托，联合李宗仁，逐步发展成为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一方势力。因此，没有广州革命政府，就没有新桂系。此后，白崇禧回到广西，任“广西讨贼军”总参谋长，并在统一广西、北伐以及反蒋战争中担任总指挥的角色。在“为将者要以身教，不以言教”[6]前提下，白崇禧“一有战事都要亲自指挥，与敌人拼死拼活”[7]，身先士卒。在这个合适他的位置里，白崇禧恣意挥洒他的军事指挥才能。
1923年11月，驻粤桂军第七军军长刘玉山见广西局面混乱，以援助广西统一为名，派部属陈天泰循西江回广西。这和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形成了利益上的直接冲突，双方在都城附近展开决战。战斗打响后，中路夏威部被陈天泰击败，战线仅依赖黄绍竑部的一个营的兵力维持，战况危急万分。于是，左路白崇禧亲自站在前线督战，其距离近至连“陈天泰脸上的大麻子都看得清清楚楚”。在白崇禧的坚持下，“此役因历时一日即将陈部缴械，粤军不需参战。”[8]这样，黄绍竑、白崇禧不仅巩固了从冯葆初手中取得的梧州地区，所属势力也得到迅速发展，达到五个纵队，约8000人，增强了“讨贼军”的实力，为统一广西，联合李宗仁的“定桂军”奠定了基础。
此役以后，白崇禧作为“联络人”，只身前往李宗仁处，说服李反陆荣廷。当时李宗仁虽然为“定桂军”的首领，但他是陆荣廷的旧部。这要有足够的勇气和胆识才能够做到。事后，白崇禧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及这段往事时，“于今想来，颇似入虎穴取虎子”。白崇禧这一访李，确立了李、黄、白以后行动的大致方向——与广州革命政府合作，并以此为由统一广西，拉开了统一广西战争的序幕。这为白崇禧的军事才能的尽情发挥提供条件。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崛起于玉林、梧州，使广西出现了三大集团对峙的局面：一是李、黄、白；一是沈鸿英；一是东山再起的陆荣廷。鉴于这种形势，黄绍竑、白崇禧认为，陆荣廷部有3万多人，沈鸿英也有2万多人；而黄、白部不足1万人，加李宗仁部也不足2万人。白崇禧认为，若陆、沈联合起来则很难对付。因而，“必须利用陆沈过去和现在的矛盾，挑起陆、沈之间的战事，然后各个击破。我们的总方针是先联沈倒陆，之后灭沈，统一广西。”[9]于是，定下统一广西的方针：联沈倒陆。之后，李、黄、白正式联合起来，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李宗仁为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这种安排事先已经得到李宗仁、黄绍竑的同意，而李宗仁更是表示，“若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10]，可见他对白崇禧的推崇。这是他们合作的开端，也是新桂系领导集团初步确立的开始。
在确立对陆作战计划时，白崇禧凭着对敌我军事力量的了解，提出了“联弱攻强，避实击虚”[11]的方案。此时，陆荣廷与沈鸿英相对峙于桂林，南宁防备空虚。作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根据地形和敌我实力，提出正面进攻结合背后突袭，同时假道桂平进攻南宁。不出白崇禧的意料，南宁很快就被攻克。
熟悉白崇禧的人都知道，白崇禧善于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运用穷追猛打、佯攻佯动、出奇制胜等战略战术，常常能够以少胜多。1924年8月，讨陆军事行动开始。首要目标即是陆荣廷在柳州的主力。白崇禧率军在柳州上雷镇与陆部展开激战，但久攻不克。因见强攻未能奏效，白便决定智取。他派人把电话线绞在一起，假装与杨祖德通话，要杨在约定的时间里配合白部进攻韩彩凤，此电话故意让韩的部下听到。韩彩凤信以为真，分上雷的兵力以监视杨部。白立即率部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击溃韩彩凤，然后乘胜追击，进攻庆远的韩彩龙部，缴获枪支2000余。此役，白崇禧以智取胜，他的“小诸葛的外号也是从那次得名”。[12]此后，联军乘胜追击，在短短的4个月里，以2万人的兵力击溃了陆荣廷3万多人，完成了统一广西的第一步。
就在这时候，滇系的唐继尧也欲入侵广西。此时，联军除了要面对强大的沈鸿英，还要面对实力雄厚的滇军。面对此局势，白崇禧在和李宗仁、黄绍竑商量之后，确立了对沈部应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先把沈军灭掉，然后回师迎击唐继尧的军队”。[13]
而在对讨沈作战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李宗仁注意到沈鸿英的意图“重在大河中游，志在腰斩我军首尾不能相顾。”[14]于是，白崇禧立即按照李宗仁的这一看法，重新部署作战计划——在武宣拦击敌人。这个作战计划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禧的气魄和才智可做到”[15]。这也为以后联军抓住唐继尧进攻广西的时间上间隙打垮沈鸿英争取了时间上和心理上的主动权。而在武宣拦击沈鸿英，白崇禧仅靠一个营的兵力，利用敌人的轻敌，主动出击，打乱了敌军的作战计划。并凭着这种“置死地而后生”的勇气一路攻到桂林城下。此时，白部仅四个纵队，孤军深入桂林，联军其他各部无法分兵前来支援。白崇禧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将沈部在桂林的2个师击败。这时候，联军离击溃沈鸿英仅一步之遥。白崇禧乘胜追击，在桂林的义宁、两江一带击溃沈鸿英，防止沈鸿英同滇军勾结。此役，白氏出奇制胜，声东击西，全歼沈部主力，基本上消灭沈鸿英残部。讨沈战事结束，广西的统一日渐明朗。
当白崇禧在桂北同沈鸿英作战时，唐继尧的滇军已大举侵入广西，并占领柳州。在这场战事中，白崇禧亲自到柳州郊外的白马山高地视察敌情，发现唐军与对岸的联系主要依靠一座浮桥。幸运之中，白崇禧的部队在第二炮便击毁浮桥。这为击溃唐军，夺回柳州打开胜利之门。1925年7月，联军击溃唐继尧的军队，统一广西。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从崛起到最终统一广西，仅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白崇禧在统一广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在统一广西的诸多战斗中，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要数白崇禧所指挥的战斗，他表现出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和谋略，为他赢得了声誉，也为以后新桂系集团的全国发展打下了基础，而他本人也逐渐成为蒋桂矛盾的调解人。因此，北伐开始后，蒋介石因赏识白氏的军事才华而调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这也是蒋白合作的开始。
（二） 北伐和反蒋斗争、抗日战争：“指挥能事回天地”
当北伐军进至南昌九江一带时，孙传芳以三倍兵力进行猛烈反扑，蒋介石亲自统领的军队都被孙传芳打败。李宗仁和白崇禧亲自率领从第七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去救援。在与孙传芳的先头部队相遇时，一个回合就把孙传芳的两个师歼灭。而白崇禧在蒋介石指挥的军队连连失败、北伐军摇摇欲坠时，白镇定自若的确立了新的作战计划：即断南浔线，进而收复九江。这个作战计划的更改使国民革命军击溃敌军，“稳定了北线战线”[16]，同时，也拉开了北伐军全线反击孙传芳的序幕。
白崇禧善于运用兵不厌诈之计。白崇禧深知，“北伐军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17]因此，在衢州会战时，白崇禧决定主动出击。攻势发动前，白崇禧故意让孟昭月发现北伐军队主力在北岸，以乱孟的判断。夜里则暗中将主力调回南岸，同时，命令留守部队死守牵制敌军，以迷乱敌军。当孟昭月发现上当时，已经来不及了。
出师北伐以来，白崇禧首先是作为蒋介石的参谋长，在蒋介石身边出谋划策，而蒋介石有时也让白崇禧独立完成作战任务。如江西战场后期，他派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赣北作战，以及担负追击逃敌的任务。东南战场开辟后，白崇禧完全独挡一面，临危受命，挽救浙西战场的败局。此时，白崇禧不仅稳定了战线，而且在未同东路主力会合情况下，以少数兵力主动出击，取得了浙西战场的胜利。这充分体现了白崇禧突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北伐中，白崇禧的指挥才能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龙潭战役。在龙潭战役中，白崇禧沉着冷静，对孙传芳的部队穷追猛打，“压迫敌人丧失战斗意志”[18]。此役基本上消灭孙传芳的部队，大大减轻了孙传芳部在长江北岸对南京的威胁。后来，谭延闿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19]
作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官，白崇禧在逆境中依然能“出奇制胜”，而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莫过于反蒋战争中的“解围南宁之役”。1930年，龙云的滇军围攻南宁。此时，正值桂军在中原大战中惨败。在优势敌人的四面包围下，白崇禧指挥部队佯攻佯动，在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间穿插，从背后对敌军发动突然袭击。而守在城内的黄旭初和韦云凇则在得到消息后从城内杀出，形成里应外合之势，夹击滇军，滇军惨败。至此，桂滇南宁之战以桂军的胜利而告终。这是蒋桂对抗时期白崇禧所指挥的最为著名的战役之一。黄绍竑对此役的评价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亦确是健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20]。
抗战爆发后，白崇禧根据中日两国的国情，提出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进而发展为全面总体战，以打破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在作战指导上，争取主动，见机而进，知难而退，以空间换时间，不计点线之得失，而在全面之控制，使敌局促于点线狭隘之领域，使我游击队地方民团在敌后发展，扰袭敌人，控制广大地域，变敌后为前方，使敌陷于泥淖而不能自拔。”[21]这一战略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最高战略指导方针。故当白崇禧到南京时，日本的报纸惊呼：“战神来矣，此仗非打不可！”这里有夸张的成分，但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白崇禧非凡的军事才华所享有的声誉。但是，“应该肯定，国民党敌后武装在敌后坚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敌后作战，保持了在敌后的阵地。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民党敌后游击战是不成功的。”[22]
抗战结束后，白崇禧着眼于全局的考虑，向蒋介石提出：“立即派兵接收华北和东北，确实控制沦陷的地区，因此，应责成日军暂驻原防，确保交通，严防破坏……待华北各省完全安定后，再接受日军投降。”[23]这个建议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很不合常理。不可否认的是，白崇禧已经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对国民党政权的威胁。由于这个建议超出常理，主持接受日军投降的蒋介石、何应钦不敢接受，但仍采取一系列变相措施，剥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的权力。

（三）军事理论：“手不释卷”与用心研著
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具有当时高级军事指挥官所缺少的理论。
白崇禧自幼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打下了很好的旧学基础。而在保定军校学习期间，白崇禧对战略战术思想的学习很专注，认真学习了《阵中要务令》、《作战纲要详解》，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这是他一生军事生涯的起点。而平时，在行军作战之余，更是“手不释卷”，“特别喜欢度春秋《左传》”[24]，故当时有人说，白崇禧是“半部《左传》治广西”[25]。而这一习惯也影响到他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
白崇禧一边学习各种军事著作和理论，一边总结自己的作战经验，形成一套军事理论，并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而最能体现其军事理论的，莫过于“总体战”这一理论。
“总体战”最早由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提出，即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平时应服从战争准备的需要，在战争中可采取一切极其野蛮的手段。白崇禧对鲁登道夫的总体战学说极为欣赏。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在《全面抗战与全面战术》中提出所谓的“总体战”，但当时并未引起蒋介石的重视。而后，新桂系提出的“焦土抗战”就是这种观点的变相反映。抗战八年，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校阅部主任委员、桂林行营主任、海军整建委员会委员等要职，运筹帷幄，指挥用令，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认为，“作战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处今日总体战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若先天条件不先具备，或备而不实，则军事教育之前途甚为黯淡。”[26]这些观点在当今之兵家眼中未必过时。
内战爆发后，白崇禧明白，“单靠国防军去剿匪是不成功的，单靠军队也不可以，必须把地方自卫力量组织起来，必须把民众真正动员起来，必须政治、经济、文化都能配合起来才行。”[27]于是，1947年秋，白崇禧在南京主持国防部作战会议，研究“总体战”作战方案，而这一作战方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作战特点”[28]提出的，作战的主要地点是在富庶的华中地区。但是，历史的发展表明，在当时国民党军心涣散、指挥连连失误、民心尽失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战方案的最终结果只能以失败告终 ，任何一种方式都无法挽救当时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
白崇禧一生戎马，但不是莽夫，其一生著有：《三自三寓政策》、《国民兵之建设教育》、《军事抗战与政治抗战》、《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游击战纲要》、《抗战中敌我战法之演变》、《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等。能这么及时总结出作战经验，并将其刊书发行，一方面源于本身的自负，“少年得志，造成个人英雄主义[30]；另一方面是战争形势的逼迫。他个人认为，“带兵要与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作战时要身先士卒，最危险的时候到最危险的地方去，指挥官一定是到最需要的地方去。”[31]长期的亲临一线使他明白，军事理论以及作战经验对于战争中瞬息万变的信息交换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战争结果！
由此可见，白崇禧不仅有勇有谋，而且还具备当时国民党高级军事指挥官们所缺少的军事理论，有鉴于此，从北伐起一直到内战时期，白崇禧一直是蒋介石拉拢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