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是何时受到宫刑的（具体年月）？是因为何事？

这里面好像讲了他受到宫刑年份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句被引用的司马迁的名言，出自他给一位死囚朋友的信——《报任少卿书》。不过写了这封信不久，他就失踪了，神秘地失踪了，这是一个横亘千年的历史之迷。——那么，能否透过时间的迷雾，窥到某些历史文化逻辑的奥秘呢？
公元前135年，司马迁来到了人世。十岁开始师从两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研习学问，年甫弱冠的司马迁就成了一名满腹经纶的青年学者。之后开始“游学”，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也。公元前113年，司马迁踏上仕途，始任郎中——汉武帝刘彻的末等侍卫官。官职虽然低，此前却只有贵胄子弟才能充任，而司马氏不是贵族，何以如何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个人出色的学识和才干使然。公元前108年，二十八岁的司马迁接替乃父的职位，任太史令。不久，主持修制《太初历》，同时开始了《史记》的创作。至此，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司马迁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然而，历史或许早已注定了他的不幸。公元前99年，司马迁被汉武帝投入了牢狱，其表层原因是替降将李陵辩护，那么，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在中国漫长的专制政体的历史上，一切个人的不幸，民族的灾难，都能从那位至高至尊的皇帝的喜怒哀乐中找到或隐或显的根源，大到国家民族间的战争，小到百姓的生儿育女，都由皇帝的心情而定，也不管他是开明君主，还是弱智白痴。
官方的历史告诉我们，汉武帝的时代，是一个国家强盛、社会安定、百姓丰衣足食的时代，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么，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是的，其实西汉的疆域不可谓不广，然而代价是什么呢？劳民伤财且不去说了，为了王土的广袤，有多少活生生的生命顷刻之间成了孤魂野鬼，在异地，在边关，在荒凉的边地日日游荡，夜夜哀哭。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那么，一国之君成就的所谓帝业，又是以多少白骨为筹码呢？在这里，个体鲜活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有的只是霸业，只是九五之尊，只是宽颂渣歌舞升平，只是穷奢极欲。几千年来，没有人想到，对个体生命价值关注和认可的程度，人们思想的自由度和心灵的舒展程度，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是否昌盛是否繁荣的真正尺度。
让我们再认识一下刘彻这个中国历史上并不算很坏的帝王吧，就是这个刘彻，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黑暗最专制的时代之一，即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随着帝业日隆，他开始向赫赫大名的暴君秦始皇学习了：求仙问道以求樱锋长生不老，以期永远做他的至尊皇帝；巡游狩猎，以显示其伟业丰功；泰山封禅以祈告天地，什么起明堂，造行宫，历代奢糜帝王诸如此类的把戏他无不娴熟。据《汉书 .武帝纪》载，仅元封元年到元封七年，便两度北巡南狩，三次驾临泰山，扈从骑兵多达十八万众，路行则“旌旗径千余里”，水行则“舳舻千里”，复又征大宛、击匈奴，大宛远征军损失惨重，战利品不过一批“天马”而已。如此豪奢，如此好大喜功，怎不令随其南北奔波的司马迁深思忧闷呢？这样的心情又怎能不流露在《史记》的写作中呢？
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史家最棘手的莫过于修本朝之史，原因极简单，就是如何面对“今上”和他的先祖们的劣迹，这是一个历史学家伟大或丑恶的试金石。司马迁无疑属于前者，你刘邦不是横行乡里的泼皮无赖吗？我临文不讳慎悄，一篇《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的丑行准确传神；《景帝本纪》的真伪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今上本纪》确是不存了，后人只好取《封禅书》填补，这不很是耐人寻味了吗？随便翻翻《封禅书》就会发现刘彻既专横拔扈，又自负得无以复加，和暴君秦始皇何其相似乃尔。并且他所重用的田吩、公孙弘等人，不是阿谀拍马摇尾乞怜者流，就是拽着女人的裙带而得宠之辈......
——那么，如此凡是事实，就在修史时照述不误，毫不顾忌当政者的尊严和面皮，若是不招来祸端，那倒是咄咄怪事了。从东汉起便有一种说法，说武帝索去已完稿的《景帝本纪》去看，发现对他们父子两人的种种失误种种丑行恶行都如实记载，“于是大怒，削而投之”（见《三国志》）。对于这种说法，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呢？在中国，有哪个将统治者劣行公之于世的人有好下场呢？
公元99年，让我们的文化史牢牢记住这个数字吧。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李陵事件”，这一年，有一个学者，因为说了几句真话，付出了尊严的代价。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汉武帝亲自布置作战方案，兵发匈奴，由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主力西出，骑都尉李陵率五千将士奔袭单于龙庭，李陵孤军深入，转战千里杀敌以万计，终因寡不敌众，重围之下只好率几百将士降于匈奴。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兵败投降，鲜活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在传统的观念中，甚至在现代国人的头脑中，投降是极可耻的。民众被灌输这样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往是以君主的名义，现在是以国家的名义，民族的名义。其灌输者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我想说的是，这种观念是极不人道的。本世纪末最伟大的散文家之一张承志对于李陵投降有这样的思考：“人在不测中遭逢这种前途并不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他无家可归，祖国执行不义的时候，叛变也许是悲壮的正道。”
两千多年前，刘彻龙颜大怒了。他本以为李陵会用自杀来表示忠心，却不料竟为了保命而投降了，真是大逆不道。而那些脑满肠肥的大臣贵胄们，竟都翻脸说起李陵的坏话。此时刘彻想到了司马迁，询问他如何看待这件事。说实在话，我在收集整理有关太史公史料的过程中，每触及此，心中便隐隐作痛，我固执地认为，此时的刘彻一定记起了《景帝本纪》和《今上本纪》，是的，一切都是阴谋。而我们的太史公太善良太诚实了，他要说几句公道话，他甚至想安慰他的皇上：“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见《报任少卿书》） 他无论如何没有料到，说李陵浴血奋战，虽然句句都是真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武帝。这岂不是影射李广利无能吗？岂不是影射“寡人”任人唯亲，用人不当，指挥失误吗？
李广利何许人？他就是刘彻宠姬“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李夫人之兄。
就这样，公元99年，两千多年前那个西风萧瑟的秋天，太史公以“诬罔”罪锒档入狱，开始了他长达两年之久的囚犯生涯。那是怎样漫长而可怖的两年啊，后来他曾描绘过当时的情形：“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见到狱吏就磕头，看见狱卒吓得不敢喘气！他也曾幻想武帝“皇恩浩荡”给予特赦，然而，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等待他的仍然是腰斩处死。据汉律，犯人可以请求免死，条件是要么交纳赎死金二斤八两，要么甘愿接受腐刑。腐刑又称宫刑，说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惨无人道的刑罚也不过份。清正廉洁的司马迁无钱自赎，接受腐刑是唯一的活路了。那么死呢？与其忍受天大的屈辱，苟活于人世间，莫若慷慨赴死吧。可以想象两千多年前的那一段日子，太史公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面对这样的痛苦选择。但是，他不能死，他还没有完成那部“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的《史记》，那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啊。于是，他以超人的勇气接受了腐刑，有时候，活下去要比死艰难得多。
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了，那一年他年届不惑，入狱前他是大夫，出狱后他成了阉人。每当读着他文章中这样的句子，我不禁黯然神伤：“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失，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还有更不堪的屈辱在等待着他，就在他出狱的这一年，汉武帝就任命他为中书令——皇帝内务府总管的属官，负责收发皇帝的机密文书，包括代皇帝起草和传达诏书，相当于如今的机要秘书吧。因为常在皇帝身边，而皇帝最不放心的就是身边的人勾引他的姬妾，所以越是身边有才华的人，越要使用宦者。在刘彻看来，司马迁再合适不过了，在世俗的眼光里，也是很荣耀的。如今想来，武帝此举似乎还有另一层含义，你司马迁不是“诬惘”吗？不是不驯吗？不是把谁包括“寡人”都不放在眼里吗？那么好吧，我先阉了你，再让你老老实实地到我的身边来，以一个宦者的身份来服侍我，随时听我的调遣。
司马迁内心的苦涩不难想象，因为奉旨说了几句真话，结果付出了一个男儿之身的代价，已是莫大的屈辱了，如今，又因为受了宫刑获得了唯有阉人才能获得的宠遇，真是天大的污辱。
就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太史公继续写作《史记》，在这部伟大的著作即将成书之即，他给一位和他遭遇相似因忠获罪的死囚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报任少卿书》。信中他向好友诉说自己的生平遭遇，坦露了全部的内心世界。信中谈到《史记》的创作，虽受到皇帝亲信乃至皇帝本人的责难，虽被以李陵事件为由而被阉割，但纵然死一万次也决不放弃。他还在信中把任安比做能说知心话的“智者”，而将其他人都视为“俗人”，即所谓“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那么，自视风雅的汉武帝是什么呢？何况司马迁还以文王、孔子等前贤自况。于是，他被晚年愈加昏馈、疑心日重的刘彻秘密处死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一代大师司马迁神秘地死去了，留下一部巨著彪炳史册。纵观他坎坷多难的一生，令人感慨唏嘘。其实，他不幸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想坦坦荡荡地做人，他想说几句真话，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文章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我却总觉得意犹未尽，总感到胸中有一块无形的巨石压迫着，喘不过气来。于是又想起了张承志的那篇名文《杭盖怀李陵》，又记起了文章中的那段话：“......现在有谁为两千年前藏身杭盖以北的亡人感到痛楚呢？有谁还会那样面临个人与国家、道德与亡命、和平与危险的大问题呢？李陵是军人，他赌了老母妻子性命思考了选择了。司马迁是文人，他赌了自己的男身思考了写完了。我周围活得轻松如蝇的军人思考么？我周围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思考么？......”
是啊，面对一部不朽的著作，面对司马迁的遭遇，面对怎样做人怎样作文这样一个既简单又严肃的话题，我们那些蝇营狗苟尔虞我诈有奶便是娘，不惜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向上爬的为官者做何感想呢？那些为了蝇头小利就黑白不分香臭不辨，不惜胡编乱造胡说八道污染视听污染灵魂的所谓文人做何感想呢？
我这样思考着，这样激动着，这样大声地发问。而窗外是无边的夜色，无边的夜色里是无边的死寂。时令正值早春——乍暖还寒时节

司马迁（前135 ~ 前87）
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友肢城）人。他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司马谈博学，精通天文、《易》学和黄老之学。司马迁十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十九岁为补博士子弟。二十岁随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回到长安后，武帝对这个广闻博识、学问丰富的年轻人十分重视，命他为郎中，让他带着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达今天昆明一带大西南地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奠定了司马迁以后着书立说的厚实基础。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泰山，司马谈以职任太史公而不能从行，愤懋而死。临终前他难过地对司马迁说：「我死以后，你必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遗愿。今大汉兴盛，海内一统，上有明主贤君，下有忠臣义士。我身为太史，而未能记载，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业！」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父职为太史令，使他有机会读遍皇家藏书处石室金柜收藏的文史经籍，诸子百家，及各种档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造成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改以正月为一岁之首（秦历以十月为一岁之始），一月的日数为二十九点五三天，一岁一年一的日数是三百六十五点二五天，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也是甲国历法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后，他秉父遗租差志看手准备编写《太史公记》（《史记》）。

天汉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汉武帝时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钱五十万减死一等。但家境并不富裕的司马迁拿不出这一笔钱，只能受「腐刑」（宫刑）来选择「偷生」这条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杀，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身心备受摧残、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马迁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决心以残烛之年，完成父亲要他完成的史书。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终于出狱。武帝对司马迁的才能还是爱惜的，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又称《太史公记》、《太史记》，至东汉末年才百称为《史记》。司马迁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汉宣帝时，司马迁外孙杨恽把它公之于世。其时已有少量好型世缺篇，为后人褚少孙等补足。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记》有本纪十二，列传七十，此外还有世家三十、表十、书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五千六百字，记载了从黄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间史事。 「本纪」是全书的总纲，以编年为体，记载历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远的以朝代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实际当权者为主。「本纪」实质上是全国编年大事记，起提纲挚领的作用。 「世家」亦以编年为体，记述王侯封国、开国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响的人物。其事或许并非牵涉全国，然于某一封国或全国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响，多数可视为「国别史」，诸如「晋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 「列传」所占篇幅最多，可分两大类：一类是人物传记，有一人一传的专传，有两人或数人的合传，按人物性质排列立传。所记人物范围极广，涉及贵族、官僚、政治家、经济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经学家、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医士、占卜者、俳优等社会各个阶层。另一类是对外国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记载，涉及中外关系史和国内民族关系史。前一类列传有「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刺客列传」、「儒林列传」等；后一类有「匈奴列传」、「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列传」对「本纪」起了充实和具体化的作用。 「表」，以谱列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简要政绩，以年代远近、史事繁简而别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观之，也可分为大事表和人物表两类，诸如「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观，便于观览，可补「本纪」、「世家」、「列传」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记载免于繁冗。 「书」，分门别类记述历代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史记》很重要的部分，诸如「礼书」、「乐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等。其中尤以「平准书」最为精彩，记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汉朝经济政策的演变，开后代正史「食货志」之先河。 历来人们称《史记》是纪传体史书，强调本纪和列传的重要性。其实，作为全书的组成部分，表、书、世家都有纪、传不能代替的独立的价值，严格地说，它应是纪传志书体，是一种综合体史书。 司马迁在《史记》里不仅记载了大量史实，并且要「考其行事，综其始终，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要从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来。因此，他不只是一个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天人关系、疏通古今变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精髓。 「究天人之际」，司马迁首先强调天人相分，即认为天道与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传》里，他以伯夷、叔齐和颜渊为例，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进行批评，说「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专犯忌讳的人，却「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反之，公正发愤的人，常「遇灾祸者，不可胜数也」。由此，他深沉地写道：「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他对项羽英雄一世但从不自察，临死之前还一再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持严肃批判的态度，说是「岂不谬哉！」他对汉武帝大肆挥霍搞封禅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动，予以深刻的揭露，认为这种活动毒害了社会风气，「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强烈的讽刺。而在写到人的活动时，刻意写出人事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里说，三十世家，是要写出「辅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传，是要写出那些「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人们的活动。这在中国史学发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动放到如此重要的历史位置上来看待。他还把人的活动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认为：「君子用而小人退」，这是「国之将兴」的征兆；而「贤人隐，乱臣贵」则是「国之将亡」的迹象。进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后论一他还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国家强盛太平，「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后论） 「通古今之变」，包含了司马迁历史哲学的丰富内容。首先，他对历史演进的过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看法，这从《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纪》至《高祖本纪》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际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见其大概。五帝、三代因历史太久远，无法「论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历史特点是「陪臣执政」，「海内争于战功」，「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纵横短长之说起」。《秦楚之际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对这段历史，司马迁写道：「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这四表不仅首尾相衔，贯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个历史时代的特点，反映出司马迁对于历史进程的卓越见解。 其次，在叙述历史变化过程中还阐扬他的历史进化观。他的这种见解，在「八书」中贯彻得尤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的历史命题。《太史公自序》在讲到撰述「本纪」时，提出对于历代帝王业绩要「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详察其何以终；于其极盛时要看到它日渐衰落的迹象。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中，历史总在变化：要么由盛变衰，要么由衰转盛。他就是用这样的历史哲学去观察历史，「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八篇，均已散夫，唯《艺文类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赋》片段。 他的《报任安（少卿）书》，是一篇著名的论说散文。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辜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的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表达了自已发愤着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司马迁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