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世界利用其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借助“冷战胜利者”的余威,继续向全球扩展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实现“历史的终结”。这种扩张性和排他性的文化扩张,很容易与其他民族文化发生矛盾。这种矛盾在新的世纪还在不断地扩展和加深。虽然 们也注意到不同文化之间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兼容和整合的情况,但是这种和平接触和融合有着长期性和渐变性,与当今时代中文化间激变性矛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经济全球化在使世界总财富增加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同时,却又加剧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达国家依然主导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发展中国家大多是这种旧秩序的受害者。南北经济相互依存的不对称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减缓南北经济的内在矛盾,反而加剧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的融合和依存并不掩盖南北经济之间的不平衡发展。
冷战结束后10多年来,美国依靠其无可匹敌的国家实力推行单边主义政策,迄今没有遇到强阻力。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有一定的客观性,国际政治中的“搭便车”现象非常普遍,大国安全合作仍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的显著特点。不过,权力政治却与其长久以来追求的国际公理和正义发生了矛盾。“权力即是公理”的逻辑已经不符合国家安全相互依赖的现实。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国际格局的主要特点依然表现在两个世界间的矛盾及其整合,即文化上的西方与非西方、经济上的南方与北方以及政治上的权力与公理的矛盾与整合。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即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注:俞可平:《全球化的二律背反》,参见俞可平、黄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对立中孕育着整合,整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对立。对抗的结果是多元共生的长久的整合过程。
新中国的外交,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外交理论上,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实践上,从“一边倒”的倾向发展到走向“一大片”的格局。
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向全世界宣告新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
1953年,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为打开中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它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取得新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1954年首次以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代表团促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达成,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国家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介入的国际性会议——万隆会议,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亚非会议推进中国同亚非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在亚非会议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本打破了“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并初步形成走向全世界的外交格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行援越抗美,继续同美国对抗,中苏关系恶化后,周边国际局势更为紧张。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第一,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第三,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
20世纪90年代,世界朝多极化发展,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并为国际新秩序而斗争,截至1992年,中国已同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与内政、外交相关联的港澳问题也顺利解决。
1953年,新中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为打开中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它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广泛认为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外交上不断取得新成就。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国际威望空前提高,1954年首次以世界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并起到积极作用。中国代表团促进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的达成,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195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国家第一次没有殖民国家介入的国际性会议——万隆会议,周恩来提出了“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会议的圆满成功。亚非会议推进中国同亚非更多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在亚非会议后的一段时期,中国根据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基本打破了“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并初步形成走向全世界的外交格局。
20世纪60年代中国进行援越抗美,继续同美国对抗,中苏关系恶化后,周边国际局势更为紧张。
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第一,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第二,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第三,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国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提出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在外交上支持第三世界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反殖反帝反霸斗争,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