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儒勒·凡尔纳的有趣故事

“好家伙，要做这件事，不但要有学问，而且还要有钱。”
这是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太阳系历险记》中可爱的勤务兵本一佐夫发出的感叹。提起凡尔纳，人们自然会想起《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神秘岛》、《地心游记》、……，以及许多这样脍炙人口的小说。这位十九世纪的法国人并不是科学家，但是他用妙趣横生的文笔开启了无数心灵对于科学的向往和浓厚兴趣。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把那些晦涩的书本知识变得简单明了，是凡尔纳的拿手好戏。
在他的小说《太阳系历险记》，凡尔纳虚构了一群被撞击地球的小行星带到太阳系中旅行的人们的有趣故事。在故事里，许多平日里不为人们所注意的知识，在那个陌生的神秘世界里变得是那样宝贵。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让我们这位勤务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呢？
找尺子和砝码。原来为了测定这颗小行星的密度，人们必须找到标准的测量工具尺子、质量为1公斤的砝码。虽然这个星球上并没有这些东西，但我们的冒险家们却并没有被难倒，他们用法郎硬币解决了问题。
如果我们知道，一个5法郎的银币直径是37毫米；2法郎的银币直径是27毫米；50生丁，也就是半个法郎的银币直径是18毫米，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1米的标准长度呢？只要有10块5法郎的银币、10块2法郎的银币、20块50生丁的银币，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将这些硬币沿中心线排列起来，我们就可以得到地球上1米的标准长度。1千克的标准砝码又怎样得到呢？同样很简单，我们聪明的主人公们知道一个5法郎的银币的质量是25克，40个5法郎的银币就是1千克的标准砝码，分毫不差！
当我们感叹作者的足智多谋时，我们也应该感谢那些解决了大问题的法郎银币。19世纪的法郎硬币是用金银铸造的，它们的重量和尺寸在法律上都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铸造时不能有毫厘偏差。正是这种近乎于苛刻的规定，为主人公们认识这颗金质的星球铺平了道路。不过很少有人想到，也正是这种规定奠定了金本位货币的信用基础。
凡尔纳生活在一个金属货币的时代。在那个时期，像英国、法国、俄国这些实行金本位制的国家，货币代表的价值是由单位货币所包含的金银贵金属，主要是黄金的重量来决定的。因此国家对铸造钱币的重量、成色、尺寸、形状、甚至最细微的花纹都有着详细的规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货币的权威和市场流通的秩序。尽管铸造金银硬币古已有之，但用法律对铸币进行严格的规定的历史如果认真推算，也不过几百年而已。而且，为了维护这些金银硬币的尊严，许多人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在古老的东方，譬如说中国，虽然人们至少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广泛的使用金银充当货币，但是这些金银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以“硬币”的形态存在的，而是以条块的形态存在。金银在中国古代的计量单位是“两”，而看过《史记》之类的古书的人们都知道，在东汉之前，金子就以“斤”计量。那时的史书经常记载国君或者皇帝动辄就赏赐臣下黄金数百斤，甚至数千斤，最多竟达十万斤。当然，那时的“斤”和今天的“斤”比起来，要小得多得多，大概相当于250克，或者更少，金子的纯度也比较低。古代的中国人，经常把黄金和白银铸造成“元宝”，元宝的量词是“锭”，但价值却是按照重量和成色来计量的。
建立了短暂的“新”朝的西汉外戚王莽倒是比较热衷于铸造金、银钱币。王莽的铸币形状比较特殊，譬如说一种叫“错刀”的钱币，样子像春秋时期的刀币，但上面镶嵌着黄金，并铸有“一刀平五千”的字样，意思是一个这样的金错刀价值五千文铜钱。当然，实际上这种钱币的包含的黄金重量远远不值五千文铜钱的价值。发行这种“不足值”的货币实际上是王莽掠夺民间财富的一种途径。因此，这种靠暴力保证流通的钱币在民间遇到了激烈的抵制。尽管王莽的金错刀像他的“新”朝一样短命，但是在东汉张衡的笔下“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的诗句，却将这种早已湮灭了的货币的名称流传了下来。
尽管中国古代很少铸造金银钱币，但是铸造铜钱的历史却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铲形“不”。从秦始皇铸造大一统的半两钱开始，中国的铜钱的基本形状两千年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读书人戏称为“孔方兄”的圆形方空的铜钱，被许多人认为是中国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的体现。然而造成这个形状的真实原因可能在于技术，而不是哲学。因为方和圆是古人最容易制模的形状。而古代的铸造技术很难保证钱币的圆边周围不留下毛刺，于是为了将钱币的边缘变光滑，就必须用铁条将众多铜钱串在一起打磨光滑，为了防止打磨时铜钱运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它们中间的孔铸成方形的。
有趣的是，在唐朝以后的铜钱上常有一道月牙形的凹痕。根据《唐会要》的记载，那是唐太宗在位时期，负责铸钱的官吏将钱币的蜡样送到御前浏览时，文德皇后的的指甲在蜡样上留下了一个月牙形的甲痕。结果负责铸钱的官员只得按照返回的蜡样原样铸造，而不敢提出丝毫异议。于是，此后的数百年间，所有的铸钱上都留下了这个印记。金代诗人李俊民留下的“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讲的就是这件事。更有意思的是，这个月牙也出现在了日本和朝鲜同一时期模仿大唐铸造的铜钱上。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在“全盘中化”，因此将中国钱币上的指甲印，也当成了不可缺少的东西毫不犹豫的临摹了下来。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铜钱作为王权的象征，是不可动摇和质疑的。
尽管像文德皇后那样在钱币上留下如此深刻“烙印”的人物科算得上空前绝后，但是每一个继承大统的皇帝都不会放弃在钱币上铸造他的年号的权利，从隋朝到清朝莫不如此。事实上，甚至对于那些并没有取得合法性的割据政权和反叛者来说，铸造钱币也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不仅仅表明了这个政权对于中央政府合法性的蔑视，以及对自己取而代之的信心；而且也是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筹措军费的必须。像太平天国这样昙花一现的政权发行的钱币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最初的铸币质量很不错，但是越到后来就越不敢恭维了。
在绝大多数时候，历代政府都规定铜钱必须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刁民们铸造劣质的钱币，从中牟利。汉朝初年，曾经允许过私人铸造铜钱，结果人们竞相偷工减料，掺杂使假。当时一个名义上的“半两钱”，竟然轻到能够浮在水面上而不沉底，人们形象的将这种钱币称作“榆荚钱”。一个法定的半两钱在熟练的工匠手中竟然能够铸造十多个这样的“榆荚钱”，两千年前中国的铸造技术之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当这种劣质铸币大行其道的时候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如果由于法律的关系，人们不能拒绝接受这种货币的话，那么人们就会将那些货真价实的铸币收藏起来，尽量不使用；而铸币者则会想方设法的将足值的货币回收熔化，再改铸为更多的不足值的劣质货币。其结果必然就是“好的”货币从流通中消失，而“坏的”货币日渐横行，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 “良币驱逐劣币律”。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以铸币的名义价值表示的物价必然上涨，直到劣币所包含的货币金属重量与原来的良币相等为止。显然，这可称得上是一种特殊的通货膨胀。当然，如果货币的质量持续恶化而得不到任何改善的话，人们最终会抛弃这种货币，去寻求另一种支付手段，或者干脆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始代。很明显，那么不但社会经济会因为商业停顿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且那个印在货币上的政权也不会过上太平日子。
为了防止劣币出现，各国政府一般都会用苛刑峻法来警告人们不要这样做。在这方面英国人是榜样。相传1125年圣诞节，索尔兹伯里大主教罗杰曾经召集英格兰所有铸钱匠，当着大家的面检验他们铸造的钱币。结果97个人中只有3个人铸造的钱币合格，其他人则被宣布有罪，等待着他们的是被砍去右手，并驱逐出境。据说，在这次血流成河的圣诞节之后，英格兰的铸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那些打算通过铸造短少份量，或者企图通过掺杂使假，而牟取暴利的人大大减少了。对于伪造钱币的罪犯，英国人也毫不手软，亨利一世在位时期的做法是在传统的砍掉一只手的基础上，再挖去两只眼睛。
这些刑罚对于惩治罪犯是很有效的，但是如果统治者本身打算通过铸造劣质钱币，甚至假币来为自己解决财政问题的话，法律就变得苍白无效了。实际上，如果我们随意翻开钱币的发展史，就会发现铸造钱币的历史在很多时候简直可以称的上是一部充满欺诈和贪婪的可悲纪录。在没有铸币的时代，人们在每一交易之前，必须就金银的重量、成色、真伪取得一致意见才行。这样，交易成本有时就会大到令许多交易无法进行的程度。而统治者铸币的好处就在于用国家的信誉保证了每一个同样的铸币的价值——金银含量和成色不容置疑。可以说，铸币就是将国家不可动摇的权威施加于金银之上。铸币的标记、图案、大小、花纹就是国家信用的象征。
对于铸币的使用者，由于国家用法律和暴力保证他铸造或者他承认的钱币的流通，因此，从理论上说，人们在交易中可以不再考虑钱币本身的价值，而只需关心钱币代表的价值就可以了。这样，最聪明的统治者就发现了一个可以带来暴利的秘密：他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威来补足他发行的货币所具有的价值和所代表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利用人们对国家的信任，或者恐惧，从而铸造不足值的货币，从而进行不等价的交换。这个发现等于是为国家滥发劣质货币大开了绿灯。从此，统治者就可以享受用少量的金银铸造价值远远超过这些金银价值的货币的“专利”。
最先取得这种专利的，很可能是古代的希腊人。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爱琴海上的岛国萨摩斯的统治者波利克拉特曾经因为某事必须支付给拉塞德蒙奈恩斯一大笔钱。这个暴君的解决方法是“用铅铸造了大量的国家货币，镀上金给了他们，他们收到了钱，马上离去了”。像这种统治者直接造价钱的例子在古希腊似乎非常普遍，国家甚至将这种丑行当成是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今天出土的许多希波战争以前的希腊金币上都有一条很深的切口横贯币面，其原因据说就是对希腊人的镀金技术早有领教的波斯人为了检验货币真伪而留下的。当然尽管这种办法比阿基米德揭开皇冠之谜的发现要简陋的多，但却是很有效的。
在古希腊之后，尽管罗马帝国奢靡的统治者也曾经发行过镀金货币，但是最常被使用的，还是直接降低货币的重量，或者在金银币中加入铜铁等贱金属这两种办法。以罗马的货币“阿斯”为例，这种青铜铸造的货币起初重量是1磅，但后来重量却急剧下降，到汉尼拔兵临罗马城下的时候，1个阿斯的重量只有1盎司，相当于原来的1/16。当然，导致铸币重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金银等货币金属的价格上涨和普遍的物价变化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动力可能还是贪婪在作怪。许多统治者声称，由于技术的原因，即使是国家统一铸造的货币载重量上也会存在“公差”——也就是于声称的重量不符；不过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在许多国家，公差不大没有缩小，反而还扩大了。而且这种公差基本上都是以“减号”而不是以“加号”的形式出现的。
相对而言，通过铸造劣质货币而不是单纯减轻货币的重量，因为“隐蔽性”较好而被更经常的使用。最有名的例子是被称为“旧铜鼻子”的英王亨利八世这个滑稽绰号的由来。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将王国铸造的银便士的纯度大大降低，新便士中银的含量只有1/3，而铜合金却占到了2/3。其结果令这位将头像铸造在“银币”上的国王达为难堪——“银币”上最突出的部分——国王的鼻子在摩擦的作用下，很快露出了铜的本色，随后又迅速氧化变暗。于是这位君主新的雅号，立刻就随着流通的“银币”传遍了整个王国。
降低铸币质量的另一个途径来自民间对金银币故意的“破坏”——“磨损”和“剪边”。由于国家发行的铸币强制流通，于是一部分人就动起了这种强制性的念头：他们将收到的金银币沿着圆边打磨，获得金银碎屑，只要不是太贪心，金银币缩小的直径是看不出来的；然后再将变小了一圈的货币支付给别人。别人即使发现铸币缩小了，但是由于法律强制性的存在，也不得不接受。而这些金银碎屑自然就成了“剪边者”额外收入。而“磨损”则与“剪边”大同小异，只不过主要手段是对钱币的两个平面打磨，以获得金银粉。当然，通常这二者并不矛盾，在这些不法之徒手中，一枚灾难深重的货币通常都要受到两次酷刑的“折磨”。
“磨损”和“剪边”活动在每一个社会都曾经蔚然成风，其结果就是导致流通中的货币质量急剧下降，而政府又不能不接受自己发行的货币，因此当政府通过税收获得这些被打磨的几乎人不出来的货币时，受损失的就主要是政府自己了。久而久之，人民也会拒绝使用这种加工过的货币，同时把足值的货币藏起来。而一旦政府抓住了某个“肇事者”，他则会以“使用中的正常磨损”为理由，逃脱惩罚。伤透脑筋的政府后来采用的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是在钱币的边缘刻上凹进去的文字或花纹，同时将货币正反面的图案改成尽可能复杂的浅浮雕。并且宣布政府和人们有权拒收已经将边缘的文字或者浮雕图案磨损的货币。这一招尽管增加了铸造的货币的难度，但是对于打击那些“剪边者”却是极其有效的。正如我们在新版的1元人民币硬币，和其他许多别的硬币上看到的，这个措施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尽管对付“剪边者”已经不再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
一般而言，除了统治者以外，最关心货币质量的是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因为他们是通过交换来获得这些钱币的，而且他们的财富主要也是以钱币而不是事物存在的。如果钱币的质量低劣，那么在强制流通的情况下，受损失的就是这些人。因此他们往往有着最强烈的动力去与制造伪币或者劣币的行为作斗争，哪怕这种行为的源头是掌握暴力机器的政府也在所不惜。从历史来看，实际上，在那些越是工商业发达的国家，当局铸造的钱币的质量就越好，法律对钱币管制就越严。
金本位下的英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英国国会将整个国家的货币与黄金严格挂钩。1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5便士。国会通过法律规定了英镑和先令硬币的金属含量：1英镑金币必须含123.27447格令的22开标准金；1先令的银币必须含87.27272格令的纯度为92.5%的标准银。政府不得随意改变。在这样的规定下，任何人都可以拿上金条去政府开设的造币厂或者英格兰银行，要求按照国会1844年的法令兑换等值的货币。这种币值上的严格，使得英镑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有信誉的货币之一。随着英镑被世人所接受，“日不落国”的皇冠也就理所当然的戴到了大英帝国的额头。
当人们不再为钱币的真伪烦恼的时候，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只剩下一个了：如何尽可能多的占有而不是抛弃这些钱币。
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法国也成为了大陆国家中严格货币制度的典范。由于法国采用的计量单位是公制，而且这种钱币上的公制又得到了严格的遵守，因此才会有了文章开头，我们主人公发出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