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写《紫藤萝瀑布》时的历史背景

紫藤萝瀑布，是新时期之初枯木逢春的写照，作者的心曲正是那时候人们的心声。
1966年至1976年，是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神州大地重又勃发生机，欣欣向荣。联系这样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毁掉，到如今繁花似锦，正是十几年来整个国家命运的写照和象征。作者回顾花和人的命运，悟到“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遭遇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能老是让悲痛压在心头，应该面对新生活，振奋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作者彻悟了，于是“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从脚步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新的精神状态。

研究这个问题，还应注意“生死谜，手足情”六字。手足，比喻弟兄。这里说的是作者的弟弟，小她三岁的弟弟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做姐姐的焦虑悲痛，现在面对紫藤萝，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由此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不幸”，也包括死亡。那么，为什么说“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呢?个体生命是有止境的，人类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陷在个人的不幸中不能自拔，要与祖国人民同命运，共呼吸

紫藤萝瀑布，是新时期之初枯木逢春的写照，作者的心曲正是那时候人们的心声。
1966年至1976年，是十年浩劫。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神州大地重又勃发生机，欣欣向荣。联系这样的历史背景，就会明白，紫藤萝的命运，从花儿稀落到毁掉，到如今繁花似锦，正是十几年来整个国家命运的写照和象征。作者回顾花和人的命运，悟到“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但是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遭遇不幸的时候，不能被厄运压倒，要对生命的长久保持坚定的信念。厄运过后，不能老是让悲痛压在心头，应该面对新生活，振奋精神，以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伟大的事业中去。作者彻悟了，于是“在这浅紫色的光辉和浅紫色的芳香中，我不觉加快了脚步”。从脚步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新的精神状态。

研究这个问题，还应注意“生死谜，手足情”六字。手足，比喻弟兄。这里说的是作者的弟弟，小她三岁的弟弟身患绝症，生命垂危，做姐姐的焦虑悲痛，现在面对紫藤萝，我“浸在这繁密的花朵的光辉中，别的一切暂时都不存在，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生的喜悦”。由此可以明白，“各种各样的不幸”，也包括死亡。那么，为什么说“ 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呢?个体生命是有止境的，人类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这就是说，我们不能陷在个人的不幸中不能自拔。。。。。

下面是宗璞自己写的：
小弟去了。小弟去的地方是千古哲人揣摩不透的地方，是各种宗教企图描绘的地方，也是每个人都会去，而且不能回来的地方。但是现在怎么能轮得到小弟！他刚50岁，正是精力充沛，积累了丰富的学识经验，大有作为的时候，有多少事等他去做啊！医院发现他的肿瘤已相当大，需要立即做手术，他还想去参加一个技术讨论会，问能不能开完会再来。他在手术后休养期间，仍在看研究所里的科研论文，还做些小翻译。直到卧床不起，他手边还留着几份国际航空材料，总是“想再看看”。他也并不全想的是工作。已是滴水不进时，他忽然说想吃虾，要对虾。他想活，他想活下去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去了。这一年多，从他生病到逝世，真像是个梦，是个永远不能令人相信的梦。我总觉得他还会回来，从我们那冬夏一律显得十分荒凉的后院走到我窗下，叫一声“小姊——”。

可是他去了，过早地永远地去了。

我长小弟三岁。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起，生活里便有我的弟弟，一个胖胖的、可爱的小弟弟，跟在我身后。他虽然小，可是在玩耍时，他常常当老师，照顾着小朋友，让大家坐好，他站着上课，那神色真是庄严。他虽然小，在昆明的冬天里，孩子们都生冻疮，都怕用冷水洗脸，他却一点不怕。他站在山泉边，捧着一个大盆的样子，至今还十分清晰地在我眼前。

“小姊，你看，我先洗！”他高兴地叫道。

在泉水缓缓地流淌中，我们从小学、中学而大学，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后就各奔前程了。不知不觉间，听到人家称小弟为强度专家；不知不觉间，他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很难想像一个人的将来。这几年，父亲和我倒是常谈到，只要环境许可，小弟是会为国家做出点实际的事的。却不料，本是最年幼的他，竟先我们而离去了。

去年夏天，得知他患病后，我于8月20日到西安。记得有一辆坐满了人的车来接我。我当时奇怪何以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都是去看小弟的。到医院后，有人进病房握手，有人只在房门口默默地站一站，他们怕打扰病人，但他们一定得来看一眼。

手术时，有航空科学研究院、623所、631所的代表、弟妹、侄女和我在手术室外，还有一辆轿车在医院门口。车里有许多人等着，他们一定要等着，准备随时献血。小弟如果需要把全身的血都换过，他的同志们也会给他。但是一切都没有用。肿瘤取出来了，有一个半成人的拳头大，一面已经坏死。我忽然觉得一阵胸闷，几乎透不过气来——这是在穷乡僻壤为祖国贡献着才华、血汗和生命的人啊，怎么能让这致命的东西在他身体里长到这样大！

我知道在这黄土高原上生活的艰苦，也知道住在这黄土高原上的人工作之劳累，还可以想像每一点工作的进展都要经过十分恼人的迂回曲折。但我没有想到，小弟不但生活在这里，战斗在这里，而且把性命交付在这里了。他手术后回京在家休养，不到半年，就复发了。

那一段焦急的悲痛的日子，我不忍写，也不能写。每一念及，便泪下如雨，纸上一片模糊。记得每次看病，候诊室里都像公共汽车上一样拥挤，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我们知道病情不可逆转，只希望能延长时间，也许会有新的办法。航空界从莫文祥同志起，还有空军领导同志都极关心他，各个方面包括医务界的朋友们也曾热情相助，我还往海外求医。然而错过了治疗时机，药物再难奏效。曾有个别的医生不耐烦地当面对小弟说，治不好了，要他“回陕西去”。小弟说起这话时仍然面带笑容，毫不介意。他始终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没有丧失生的愿望，他还没有累够。

小弟生于北京，1952年从清华大学航空系毕业。他填志愿到西南，后来分配在东北，以后又调到成都，调到陕西。虽然他的血没有流在祖国的土地上，但他的汗水洒遍全国，他的精力的一点一滴都献给祖国的航空事业了。个人的功绩总是有限的，也许燃尽了自己，也不能给人一点光亮，可总是为以后的绚烂的光辉做了一点积累吧。我不大明白各种工业的复杂性，但我明白，任何事业也不是只坐在北京就能够建树的。

我曾经非常希望小弟调回北京，分我侍奉老父的重担。他是儿子，30年在外奔波，他不该尽些家庭的责任吗？多年来，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会这样说：“等小弟回来”，“问小弟”。有时只要想到有他可问，也就安心了。现在还怎能得到这样的心安？风烛残年的父亲想儿子，尤其这几年母亲去世后，他的思念是深的，苦的，我知道，虽然他不说，现在他永远失去他的最宝贝的小儿子了。我还曾希望在我自己走到人生的尽头，跨过那一道痛苦的门槛时，身旁的亲人中能有我的弟弟，他素来的可倚可靠会给我安慰。哪里知道，却是他先迈过了那道门槛啊！

1982年10月28日上午7时，他去了。

这一天本在意料之中，可是我怎能相信这是事实呢！他躺在那里，但他已经不是他了，已经不是我那正当盛年的弟弟，他再不会回答我们的呼唤，再不会劝阻我们的哭泣。你到哪里去了，小弟！自1974年沅君姑母逝世起，我家屡遭丧事，而这一次小弟的远去最是违反常规，令人难以接受！我还不得不把这消息告诉当时也在住院的老父，因为我无法回答他每天的第一句问话：“今天小弟怎么样？”我必须告诉他，这是我的责任。再没有弟弟可以依靠了，再不能指望他来分担我的责任了。

父亲为他写挽联：“是好党员，是好干部，壮志未酬，洒泪岂只为家痛；能娴科技，能娴艺文，全才罕遇，招魂也难再归来！”我那惟一的弟弟，永远地离去了。

家里死人了!

写他弟弟病了，很不高兴。但看到紫藤罗花，心情又好了。（我知道的只有这些，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