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的“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到底为什么？

朱自清的不平静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理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尔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强调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但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自清全集》第四卷)。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参看陈孝全《朱自清传》第八章及拙作《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第十一章的有关分析)。
朱自清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内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朱自清的不平静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理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尔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强调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但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自清全集》第四卷)。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参看陈孝全《朱自清传》第八章及拙作《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第十一章的有关分析)。
朱自清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内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朱自清的不平静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理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尔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强调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但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自清全集》第四卷)。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参看陈孝全《朱自清传》第八章及拙作《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第十一章的有关分析)。
朱自清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内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他那时的时代使他发出这种感慨吧 他以死去 我也不能去妄加揣测
朱自清的不平静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理想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尔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强调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要害的。
但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朱自清全集》第四卷)。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参看陈孝全《朱自清传》第八章及拙作《丰富的痛苦——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第十一章的有关分析)。
朱自清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内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的精神避难所。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现在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画图，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与冲突。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对“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震惊与愤怒；对自己前途的渺茫。这两点都都是前人说的。其实我觉得不宁静的原因可能还有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方面，比如工作生活中的不如意，生活的不顺等，甚至有可能是一件不称心的小事……也许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复杂。是，朱自清是文人，但他首先是人，人总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因为一点小事心中不宁也是人之常情，何必非得把它想得那么复杂，那么玄呢？我觉得《荷塘月色》最大的价值在于作者给我们绘出了一幅美妙绝伦的荷塘风月图，并且找到了作者自己的精神家园（暂得宁静的精神栖息地）。

一己之见，见笑了！

那位要分的兄弟，别这么亵渎我们的先辈好吗？即使不说朱自清在文学和学术上的贡献，单就一位已故的人来说，也应得到我们起码的尊敬。

我自己认为第一，是他心里的不平静和荷塘月色的宁静形成对比，而且后者也影响了前者
第二，跟他处的的年代有关系。但是主题应该不是这个。而是强调的宁静，他心里赞赏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