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朕复何忧也翻译

2025-02-24 10: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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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

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位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

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执行。”

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原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

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②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

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论公平第十六》是唐代文学家吴兢创作的一篇散文，选自《贞观政要》。

扩展资料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599年-公元649年）及身边大臣如魏征（公元580年-公元643年）、王珪（公元570年-公元639年）、房玄龄（公元579年-公元648年）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

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

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

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公平第十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贞观政要

回答2：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有一次被太宗召见。长孙无忌没有解下佩刀就进了东上阁门。等他出了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这个情况。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论罪，以监门校尉没有发觉，当判死罪，长孙无忌误带刀入阁门，判处徒刑二年，并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这样处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监门校尉没有觉察，长孙无忌带刀入内，同样是疏忽造成的失误。可是臣子对于皇上，是不能强调什么失误的。依照法律所说：‘供皇上用的汤药、饮食、舟船，发生错误不依照章程行事的，都处以死刑。’陛下如果念其功高，那就不是司法部门所能裁决的了；如果依据法律，罚铜不合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而是天下人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就要搅乱法律呢?”于是太宗下令重新论二人之罪。封德彝坚持当初的处置意见，太宗打算同意他的意见，戴胄又上奏驳道：“监门校尉是因为无忌才获罪的，从法律上将应当从轻，如果讲到两个人的过失，那么情节轻重是一样的。可是现在这两个人一生一死，相差那么悬殊，因此我才坚决请求陛下重新考虑。”太宗于是赦免了
校尉的死罪。
这时候，朝廷大兴选拔举荐人才。有的人伪造官阶资历，太宗命令他们自首，如不自首，判处死刑。不久，有个伪造官阶资历的人事情败露了，戴胄依法判处其流放到边远地区，并把办案情况上报了太宗。太宗说：“我当初下令，不自首的人判处死罪，现在你判案不是依照我的敕令而是依照法律，这是告诉天下人我讲话不讲信用啊。”戴胄说：“陛下如果当时就杀掉他，这就不是我的职权所能干预的了，可是既然把此案交付给司法部门，我就不敢破坏法律。”太宗说：“你自然是恪守法律了，可是就让我失信于天下之人吗?”戴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公布最大的信用的，您的话只是抒发了一时的喜怒之情罢了!陛下一时发怒而许诺杀掉他，知道不能这么做之后，就依法处置他，这是克制小的愤怒而留存大的信用，我私下里为陛下珍惜这种美德。”太宗况：“我在法律上有失误之处，您能纠正我，我还有什么忧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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