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现的孔子遗言
段建中
牛王堆考古发掘工作又传捷报。一批春秋时代竹简出土,共168片,包裹在一做工考究的猪皮囊内,囊外涂有约一寸厚的保护层(疑为猪油与其它物质之化合物),使竹简与空气隔绝。猪皮囊内的竹简又被分成21捆(每8个一捆),分别装在丝绸袋内。包装风格很像现在中秋节的高档月饼盒。经考古学家仔细清理,辨认,这批竹简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孔丘先生的临终遗言。这无疑是我国考古史,古代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消息传出,我国孔子研究界专家学者甚为振奋。从事儒学研究近40年的著名教授昊复古先生激动地说,我们要以此次重大考古发现为契机,不失时机地扩大研究队伍。后续的研究工作,工程浩大,有实力的大学和社科研究机构为此需要招收大约500名硕士生,近百名博士生,耗时少说也得10年。我们将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把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基金向该课题倾斜,使我们有充足的经费对孔子临终遗言进行精雕细刻式的梳理,诠释及传播。‘临终遗言’有8段话,初步打算将它们分成9个子研究项目,并有9个有关大学和研究所承担,其中一个单位负责总体研究。其余单位各承担一段话的研究任务。经费的多少按各单位承担的每段话字数来分配。
下面是‘孔子临终遗言’的原文(附件1)及白话文的参考译文(附件2)。
附件1:孔子临终遗言(文言文版)
《子寿终录》 子贡睹记
子寿寝前弥留少时,唤诸弟子近叩于榻侧。子声微而缓,然神烁。嘱曰:
吾穷数载说列侯,终未见礼归乐清。吾身食素也,衣麻也,车陋也,至尽路洞悉天授之欲而徒弃乃大不智也。
汝之所学,乃固王位,束苍生,或为君王绣袍之言。然王者耳木,赏妙乐如闻杂雀鸣,掷司空之衔于仲尼,窃以为大辱。其断不可长也。鸿鹄伟志实毁于为奴他人而未知自主。无位则无为,徒损智也,吾识之晚矣。呜呼,鲁国者,乃吾仕途之伤心地也。汝勿复师之辙,王不成,侯为次,再次商贾,授业觅食终温饱耳,不及大盗者爽。吾之所悟,授于尔等,切记:践行者盛,空叙者萎。施一法于国,胜百思于竹。吾料后若有成大器之人君,定遵吾之法以驭民,塑吾体于庙堂以为国之魂灵。然非尊吾身,吾言,乃假仲尼名实其位耳。
拥兵者人之主也,生灵万物足下蛆;献谋者君之奴也,锦食玉衣仰人息。锋舌焉与利剑比乎?愚哉!旷古鲜见书生为王者,皆因不识干戈,空耗于文章。寥寥行者,或栖武者帐下,或卧奸雄侧室。如此,焉令天下乎?王座立于枯骨,君觞溢流紫液,新朝旧君异乎?凡王者祈万代永续,枉然矣!物之可掠,强人必效之;位之可夺,豪杰必谋之。遂周而复始,得之,失之,复得之,复失之,如市井奇货易主耳。概言之,行而优则王,神也;学而优则仕,奴耳;算而优则商,豪也;痴书不疑者,愚夫也。智者起事皆言为民,故从者众。待业就,诺遁矣。易其巧舌令从者拥主,而民以为然。故定乾坤者必善借民势。民愚国则稳,民慧世则乱。
武王人皆誉之,纣王人皆谤之。实无异也!俱视土、众为私。私者唯惧失也。凡为君者多无度,随心所欲,迎其好者,侍君如待孺子。明此理,旋君王如于股掌,挟同僚若持羽毛,腾达不日。逆而行之,君,虎也,僚,虎之爪也,汝猝死而不知其由。遇昏聩者,则有隙,断可取之。
治天下者知百姓须瘦之。抑民之欲,民谢王。民欲旺,则王施恩不果也。投食饿夫得仁者誉,轻物媚予侯门其奴亦嗤之。仁非钓饵乎?塞民之利途而由王予之,民永颂君王仁。
御民者,缚其魂为上,囚其身为不得已,毁其体则下之。授男子以权羁女子,君劳半也。授父以权辖子,君劳半之半也。吾所言忠者,义者,孝者,实乃不违上者也。
礼者,钳民魂、体之枷也。锁之在君,启之亦在君。古来未闻君束于礼,却见制礼者多被枷之,况于布衣呼?礼虽无形,乃锐器也,胜骁勇万千。
乐者,君之颂章也。乐清则民思君如甘露,乐浊则渔于惑众者。隘民异音,犯上者则无为。不智君王,只知戟可屠众,未识舌可溃堤,其国皆亡之。故鼓舌者,必戳之。
吾即赴冥府,言无诳,汝循此诫,然坦途矣!切切。
言毕,子逝。
附件2:孔子临终遗言(白话文版)
孔子临终前,叫他的弟子们都跪在了他的床旁边。孔子虽然说话声音小且慢,但精神却很好。并开始嘱咐弟子们:
我多年来游说各国的君王,但最终也没有看到秩序恢复,舆论一律的局面。我这一辈子,没吃啥好的,没穿啥好的,乘的车也很不像样。快到死了我才明白,上天让我享受的东西我却没有去享受,实在是太不明智了。
你们跟我学的那些东西,都是些为了巩固君王的王位,控制老百姓,或着是歌颂君王的学说。但君王听不进道理,美妙的音乐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麻雀喜鹊乱叫。他们随便给了我一个司空的官来糊弄我,是对我的莫大侮辱。这样的君王不会长久。我的伟大理想没有实现是因为我只知道给他人做奴才,而不知道自己当主子。手中没有权利,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是白白浪费自己的智慧,这一点我知道的太晚了。唉,鲁国啊,你是我当官路上的伤心之地呀。你们可千万不要走我的老路,当不成国王,也要当侯,再不行也要成为大商人。当教书先生最多也就是混口饭吃,还不如江洋大盗活得滋润。
我给你们说的这些都是我悟出来的,但你们必须记住:只有行动才能事业昌盛,只是空谈便一事无成。把一个想法真正地付诸实施了,胜过把一百个想法写在竹子上。今后那些有作为的君王,肯定会按照我的办法管老百姓,并且为我修庙塑像,把我当作老百姓顶礼模拜的精神偶像。然而,他们并非真心尊崇我以及我的说教,不过是借我的名字巩固他们的王位罢了。
拥有军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人君,他们把老百姓看得就像虫子一样微不足道。出谋划策的人只能给国王当奴才,要想吃好的穿好的还得看主子的脸色。再能说会道的舌头能和军人的利剑比试吗?太愚蠢了。自古以来很少见到有书生当君王的,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掌握军队。智慧都消耗在了写文章上。即使有个别实践者,也不过是给掌握兵权的人打下手,或者给那些想图谋篡位的人当谋士。这样怎么能号令天下呢?
君王的宝座是建立在白骨之上,君王的酒杯里盛满了鲜血。各朝各代都如此。君王总是希望他的帝国能世世代代存在下去,然而这只能是痴心妄想。如果东西可以通过打劫得到,强悍的人就会效仿。如果王位可以被抢过来,那些英雄豪杰就会想办法夺取。这样就会没完没了的你争我夺,得到的会失去,其他人再夺到,再失去。就和自由市场上的紧俏商品一样,经常换买主。概括地说,实践得法者就可以成王,那就是神;读书读得好可以当官,但终究是个奴才;谋划精道经商可能成功,那就是富豪;迷信书本而不怀疑书本的人就是愚蠢之人。
聪明的人在夺取天下时,会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老百姓,所以追随者就很多。等他的事业成功了,原先许的诺言就不见影了。但他会换个说法,让老百姓拥戴他为王,而老百姓也觉得应该是这样。所以,想得天下的人必须善于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民众愚蠢了,国家就稳定;老百姓聪明了,世道就会乱。
人们都对周武王赞誉有加,对殷纣王却大肆声讨。实际上他们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把国土和百姓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财产拥有者最怕的就是失去财产。大多数国王往往干什么都没有节制,想咋胡来就咋胡来,只要你们投其所好,伺候国王其实就和哄小孩一样容易。明白了这些道理,你们就会把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对付同事就像拿起一根羽毛一样轻松,很快就会飞黄腾达。如果不这样的话,国王就会像老虎,同事就是老虎的爪子,你突然死了都不知道是咋死的。遇到你伺候的君王是个糊涂蛋,那就有机可乘了,你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夺取他的王位。
统治国家的人明白要让老百姓穷的道理,老百姓的欲望少了,就会感谢国王。老百姓的欲望多了,国王给了老百姓好处,他们也不领情。你给饥饿的人一点吃的,他就会赞誉你仁慈,你把轻的礼物送给大户人家,连他家的佣人都瞧不起你。仁慈难道不是个鱼饵吗?把老百姓赚钱的路都堵死,而他们想要什么只能从国王那里得到,老百姓才会称颂国王仁慈。
控制老百姓的方法,上策是控制他们的思想,不得已时才把他们关在监狱里,杀头是下策。让男人把女人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一半的老百姓。再让父亲把子女都管住,国王就只用管四分之一的老百姓。我所说的忠,义,孝实质是不违背上级的意思。
所谓礼,就是锁住老百姓灵魂与肉体的枷锁。锁住或者打开全由国王说了算。自古以来也没见过礼能约束国王的。而那些制订礼的人却有不少蹲了大狱,更何况普通老百姓呢。礼虽然摸不见,但却是锐利的武器,胜过千万勇敢的军人。
两千五百年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遇到第二次“洪水时代”。那人欲的洪流“浩浩怀山襄陵”[i],吞没了当时的文明世界。在各文明民族中,注重历史与经验的华夏族最先在心智上发育成熟。随着理性的成长,周人所信仰的“临下有赫”[ii]的上帝逐渐失去了仲裁万物作福作祸的威权。《诗》上说,“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丞民,其命匪谌。”[iii]那象父母一样严格地督导着世人的“上帝”实是万物的主宰在华夏族童稚的心灵上的投影––––––童年的“人”还无法割断这条心理上的脐带。睿智的三代“哲王”以神道教化人民,“非以明民,将以愚之”[iv],在淳朴的民性的基石上确立了伟大的礼乐制度。华夏族古老的一神信仰也和所有其他的一神教一样内在地孕育了信仰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随着理性的成长愈演愈烈。
到了西周末年,“临下有赫”的“上帝”终于“退隐”了––––––日益成长的理性已经不再信赖任何外在的权威,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理性自身。利欲熏心的权势者深信赋予其权力的乃是其心中不可遏制的权力意志。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所有的人都在疯狂地追逐着权力,又都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丧失了权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v]象征着“周文”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此时已经幻为美好的回忆,取而代之的是霍布士所说的“人与人争”的可怕的自然状态。那是一个“文明”退位、“伪文明”得道的时代––––––人心中原始的动物本能获得了解放,披着“文明”外衣不动声色地将人类召回文明创辟之前的黑暗世界。无明,黑沉沉的无明笼罩着当时的世界。
困惑是孕育一切哲学思想的母体。“礼崩乐坏”的衰世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人的本质是什么?文明的本质又是什么?蜕化的原因何在?怎样安顿理性时代的天人关系?只有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才会将人们通常以为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文教问题的问题看作哲学思想的问题。如果无法解答这些可以撼动整个文明的基础的问题,进而革新过时的天道性理,古老的华夏族文明可能会随许多死去的文明一起沦为历史的名词。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正是在对前面三个问题深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理性时代的天道性理,从而为华夏族文明的未来发展开启无限的生机。
对人性即人的本质的思考构成整个儒学思想体系的基石。关于这个问题儒家也有一个自己版本的“创世纪”:人原是一团浑沌无明的生命,和禽兽一样按神订立的法则在伊甸园中繁衍生息;没有快乐也没有痛苦,没有幸也没有不幸。神吩咐人说:“园里的果子你全都可以吃;但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千万不要吃,因为吃了就一定死。”胆大妄为的人没有听神的话。有一天,他见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美丽悦目,就摘下吃了。人的眼睛突然开了,第一次看见神的尊容,也看见自己裸露的身体。他自觉羞耻,便用无花果树编衣敝体。这时,人的心中开始升起不断超越自身的高贵的生命意志––––––“仁”。正是这生命意志规定了人之为“人”。“仁”教“人”反出神的伊甸园,用双手开辟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领地––––––“文明”。从此“人”有了快乐也有了痛苦,有了幸也有了不幸。
“文明”有三千幻相,“自由”乃其无相之相。从其创辟之日起,“人”与神之间永恒的战争就拉开了序幕。“必然”是神的国土,象大海一样浩瀚无涯;“自由”是人的领地,象海上的孤岛巍然屹立。“人”在“仁”的引领下终于挣脱了生存竞争的法则,使“自由”的领地不断向神的国土延伸。在斗争中盲目的“仁”逐渐发育成熟;当它达到自我意识的时候,就化生出理智的力量和节制的精神––––––“智”。“智”是“仁”的对立面,也是“仁”的完成;它教“人”忖度神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规划将来,从而将“自由”的领地伸展至其极限。
在神的国土中,“文明”好似一座坚固的堡垒,带给它的居民安全、舒适和温馨,也在同时麻醉了他们心中生生不息的“仁”。当“仁”终于昏昏入睡的时候,“人”就开始忘乎所以,再也回想不起当初创辟“文明”的艰辛。而这一切正是狡黠的神期盼已久的;他趁机悄悄地发动“人”心中潜伏的动物本能,重新将人类置于铁腕之下。此时,“仁”所化生的“智”沦为“计”,堕入无明之中。“计”自以为“智”,浑不知自己只是“智”的拙劣的摹本。它和“智”一样可以教人创建伟大的事功,只是将这事功筑于神的国土,而非“人”的领地;就象沙上的城堡,一阵风刮来就坍倒了。当神将逋逃在外的“人”重新召回伊甸园中,昏睡的“仁”忆起旧日的光景,终于苏醒过来。
人类的历史就在“欲”与“仁”、“必然”与“自由”不断斗争不断消长的过程中艰难地向前延伸。所以《论语》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vi]在华夏族的幼年时代,“仁”曾以那个年龄的“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为之布道设教,依托着“上帝”羞羞答答地彰显自身。“……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允怀多福”[vii]乃其权教。“终日乾乾”的华夏族先民怀着深沉的忧患,筚路蓝缕,缔造了伟大的文明和文化,从而剥夺了他们所“昭事”的“上帝”的权力。而到春秋之时,古代世界的幼稚的天道性理在日益成熟的“理性”的眼里顿失昔日的神采;人欲的洪流冲决一切文明的堤防,泛滥无所归依––––––“中国不绝如线”[viii]。此时,一向深藏不露的“仁”终于十字打开,通过一位伟大的教师向世人现身说法。儒学创始人孔子生于鲁昌平乡陬邑,“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ix]正是这巨人以其无比的智慧和毅力为悄悄来临的“理性时代”创立了全新的信仰体系,代替退隐的“上帝”抚慰狂躁不安的人类,终于平治了那浩浩滔天的洪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x]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信仰体系皆在其创始人那里明确了作为其根本教义的天道性理的义理规模,儒家似为唯一的例外。以绍述圣人为己任的历代思想家无不竭思尽虑,孜孜以求夫子所未言之“性与天道”。殊不知正在这不言之中孕育了宗教思想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伟大的革命。子贡曾向老师闻询天道的究竟。“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xi]孔子这里讲的是理性的“人”应当如何看待“天道”的问题。我们知道幼年的人类生活在一个由原始宗教的天道观编织的意义圆足的童话世界之中,在那里他们的灵魂得以安顿;而当古代世界的“上帝”被迫退隐之后,尚未在心理上断奶的“人”竭思尽虑,仍然希冀凭其“万能”的“理性”补好这个精神宇宙的“黑洞”--而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眼里这只能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圆成的梦。所以孔子向子贡解释说,“老天怎么会将其秘密告诉人呢?我们只能从生生不息的宇宙运动中感觉到主宰的存在––––––这是一个理性的‘人’所能知道的‘天道’。”在这位伟大的教师看来,主宰不是信仰的对象,而是“理性”探讨的对象;他博学多闻,所以自觉对“天道”所知无多––––––和寥廓的宇宙相比,人类的知识永远是“渺沧海之一粟”[xii]。“理性”自有其能力范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xiii]一个理性的“人”,一个心智成熟的“大人”应当安于无知。如果“人”自觉对主宰所知甚多,那只能说明其心灵的幼稚;唯有当他感觉无知之时,其所认识的主宰才可能是“唯一真神”。“人”对主宰的正确认识内在地蕴含着他对自身的宇宙地位的清醒的理解,而后者则是确立理性的天人关系的前提和基础。
和孔子同时或稍后又以儒家为敌派的墨子曾以一个大宗教家的独到的眼光批评“儒以天为不明”[xiv],––––––天既不明,那么,何处安顿“人”的灵魂?这是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一个真正领悟到生命的庄严的“人”必定会在内心的最深处保留一片神圣的永远也不能容许“理性”打搅的禁区––––––那是灵魂的安息之所。墨子的“禁区”是赏罚分明的“天”,他所不知的是孔子将这“禁区”留给了生生不息的“仁”。常有学生向他们的夫子请教“仁”的界说与确义,诲人不倦的老师却从未满足其愿望。孔子希望他的学生莫把“仁”作名相来看,因为名相的仁根本无与于“仁”。应以自己的生命体验“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xv]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实的“仁”是在人类的生命中流淌的不懈地促其超脱动物本能的自由意志。不论世界有多么阴暗,“仁”从未在人世间隐遁身形––––––见到五彩缤纷的衣冠,你就见到了“仁”,因为“衣冠”正是它的徽记。人生痛苦的根源就在于支配着动物界的自然法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人类社会,而高贵的“仁”使“人”永远也无法和动物一样安于主宰为其订立的法则。麻木不仁的“小人”放纵天性,生死海中随波逐流、头出头没,将其命运拱手交与“上帝之手”;而高尚其志的“君子”总是自觉地醒发生命中的“仁”,自作主宰,努力化解动物界生存竞争的积习在其心理深层的惯性––––––“超人”才是真正的“人”。在人生的大海上,“超人”就象驾着一叶扁舟的倔强的舟子,忠实地按“仁”的“绝对命令”奋力向前航行。怀着对主宰的戒惧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的竹梢,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高贵的“人”。不为永生也不为了涅磐寂静,“超人”将全新的生命境界看作“仁”对他的奖赏。当他的心感觉到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意志,就知道前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儒家将“仁”所指向的彻底超脱了自然本能的人格名为“圣”––––––“人”是尚未完成的“圣”,而“圣”则是完成的“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沿着“仁”所指引的方向努力完成这件尚未完成的作品。
现实中的“人”因其尚在中途,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生命中的自然欲望的操纵。“欲”使其生命的能自动地顺着动物界生存竞争的积习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流淌。而为仁的功夫就在于逐步化解这一定势并拨转能之流向,因势利导,使其升华为成人的强烈的动力。作为大教育家的孔子深谙人类心理的特征,总能让那些英迈的弟子在成人的道路上得到世路上永远也无法得到的精神满足;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而。虽欲从之,未由也己。”[xvi]正是在践仁成德的无限的进境中深层心理所积存的争强好胜的本能不
简单考证了下,作者是段建中(疑为山西临汾市委宣传部退休干部,1940年生,山西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县文化局副局长、市委宣传部文艺科长等职),发表时间疑为2007年10月。全文系调侃,篇首就写“据腥滑社消息”,又注“(有网友说我写的这份‘遗言’是在恶搞圣人,以我看老祖宗的‘精华’大致也就是这些。)”。不料因思想接地气,后来十余年被各种自媒体反复作伪糊弄人。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师者,望徒成龙。临终时,明悟道,以自己一生为镜,告诫弟子。终悟老子的道。可敬,开叹,可悲。此遗言属实也,后人不必再包装,让孔师瞑目吧。
《孔子遗言》详细一看就是假的,语调文笔与春秋战国时期相差甚远,倒像是白话文言文。那时还没有成语,而这文中竟出现了“锦食玉衣”,要知道成语“锦衣玉食”出自北魏时期,比孔子时代晚了一千年!还有成语“周而复始”最早出自东汉时期,也晚了四百年。文中还出现了孔子自称谓“仲尼”,仲尼是孔子的字,作者大概不知古人在书信文章中要隐讳自己的字的。好比,蒋中正不会自称“介石”,毛泽东不会自称“润芝”一样。可见造假者的文学水平是何等的低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