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通过这样的讲述,比喻公孙衍、张仪之流的行为,公孙衍、张仪他们虽然身为三国相、六国相,威欺天下,但是他们也要无条件地服从一国之长,他们的一切行为,还要根本决定于秦王、魏王的利益取向,他们的所谓“大丈夫行为”,实际上是趋炎附势、狐假虎威的没有原则的“事君之道”。这与“母亲”教导所说的“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完全相同。
第三,得出结论,公孙衍、张仪之流的所行“以顺为正”,是“妾妇之道”,不是“大丈夫之道”。孟子认为,公孙衍、张仪之流靠摇唇鼓舌,曲意顺从诸侯,不讲仁义道德原则,只是“以顺为正”,所行只不过是小人、妾妇奉行的是“妾妇之道”,非大丈夫所为。
这样,孟子通过分析,指出了景春所提供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公孙衍、张仪之流是大丈夫,从而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批驳。我们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孟子所说的“妾妇之道”,并非是在批判、否定、贬损所有女子。
在儒家观点中,顺从的原则是以正义为标准的,如果君行不义,臣就应该劝谏,如果丈夫不对,妻子也要劝说补正,也就是要“和而不同”。只有太监、妾、婢女之流,才是不问是非,以一味顺从为原则的。实际上,孟子是将公孙衍、张仪之流比喻成了“太监、妾、婢女”这些没有任何原则的人的。
在完成了批驳之后,孟子接着就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的结论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和地位的诱惑不能改变他的心志,贫贱不能改变他的气节,威武和权势不能屈服他的志向,这样的人做大丈夫!怎样才能让自己做大丈夫呢?孟子做了两点分析。
一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这还是儒家一贯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广居”、“正位”、“大道”这三个词,朱熹依次解释为“仁”、“礼”和“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做大丈夫,他首先要是个仁者,他要有以天下为家的博大胸怀,要有以天下人为亲的伟大情怀,居住在天下最大的居所——“仁”里。
其次,他要是个讲礼仪的人,要有为天下而立大正的社会理想和觉悟。
第三,他是个“大道之行,为公天下”的公道主义者。二是“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时势适宜的时候,实现志向了,就跟百姓一起实行它;时势不宜的时候,不能实现志向,就独自实行自己的道理。这与孟子的另一句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表达的意思一样。
它们是说,大丈夫要时时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你出仕为官,你要牢记“大道”之宗旨;不让你出仕为官,你同样要牢记“大道”之宗旨。在孟子看来,做到了“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和“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两点,你就能做一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了。
针对景春的观点,孟子先破后立,指出公孙衍、张仪之流所行只是“妾妇之道”,算不上大丈夫,真正的大丈夫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