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诸葛亮什么时候到的夷州?

2025-03-29 02:3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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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诸葛亮是蜀国首相，不可能去台湾。
　　三国时期，公元230年春，东吴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支由1万余名军士组成的船队，从章安（今浙江省台州市）启程，到达夷洲（今台湾），并在当地进行开发经营，这是中国正史中，大陆与台湾通航的最早记录。
　　公元230年，在三国竞争统一的重要时刻，孙权为实现“普天一统，开拓海疆”，遣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从浙东古港章安出使海外，远规台湾,《三国志·吴主传》载：“黄龙二年春正月，浮海求夷洲（即台湾）及亶洲（海南岛），军行经岁，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但得夷洲（即台湾）数千人还”。这是古代东亚航海史上一大罕见壮举，也是历史上大陆和台湾大规模交往，以国家政府名义第一次出航台湾，并在台湾行使国家权力的首次记录。是我国古代，以至太平洋地区航海史上罕见的奇迹，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浓重光彩的一页。国务院《对台白皮书》注录该历史事件，并有简略介绍。2003年浙江电视台为此拍摄了对外电视纪录片，并于中央电视台第四台转播，影响颇大。台湾著名史家连雅堂先生《台湾通史》称：“洪维我祖宗，渡大海，入荒陬，以拓殖斯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又说：“台湾固土番之地，我先民早入而拓之，以长育子女生。故自开辟以来，官司之所经划，人民之所筹谋、莫不以理番为务”。卫温、诸葛直此行对开发台湾，密切东南沿海文化和经济联系、交流；开拓我国东海，以及南洋群岛和东南亚各国的海上航道，可堪为汉武帝开通西域，唐太宗和亲吐蕃，甘英出使大秦等相媲美，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政治和历史意义。

　　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从章安古港出使台湾，我国古籍语焉不详。一是章安是两汉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辖区辽阔，海运比较发达，北起天台山、南及闽江口，有今台州、温州、丽水和福建建瓯、福州五州之地，《汉书》载：“章安，故治冶、闽越地，光武更名。永和三年，以章安、东瓯乡为县，”又称：“南北海运，皆从东瓯”。《府志》云：“章安古名郡，晋代衣冠物，东西列街市、潮头送船舶”，称：“乃浙南闽北之门户”。又称章安：“海东有东镇山（今大陈岛），山下望海中，突出一石，舟往高丽，倭国，必视以为准也”，海上航运发达，也是后汉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治所之地。其后，由于我国华夏一统事业东南发展，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温州、福州、泉州兴起，章安衰落不振，千余年来，几成为东南沿海默默无闻的荒落村镇。二是卫温、诸葛直奉命进入夷洲之后，唯《三国志》和《临海水土异物志》、《资治通鉴》略有记述；有关重要的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官员任免，以及城池、制度建置，更无具体记录；诸如进入夷洲之后，卫温诸葛直所率军队和当地夷王、酋长、人民的友好接触，以及征服期间发生有关的重大战事等，已湮没不明，故至今学者很少问津、研究。再如此行出海地点及到达夷洲的简要概况，史界尚无系统述评。有云：“自会稽东县入海行”；有云：“自句章”，“自临海”；或“东冶浮海求夷洲”。有鉴于此，笔者于1984年在《中国水运史》写过有关此行的考析论文《东吴卫温诸葛直从章安远规台湾考析》，经十余年查阅资料，研究考析，并借助有关考古、文物佐证，从当时临海郡的章安出海的，进入夷洲，先后一年，确和夷王酋长和当地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和平接触”，暂时行使过短暂的国家的权力。在中古航海客观条件下，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人，漂洋过海，远涉不毛，艰难险阻，风波难测，诚不惜为罕见的壮举。即使卫温、诸葛直最后为孙权误判为：“无功而被诛”，悲剧性地结束了自己一生，但力竭完成了吴国制定的“拓展海疆，以定大业”，不辱使命，乃为华夏民族发展史留下了光辉一页。

　　其一，卫温、诸葛直出使海外，已到达台湾，正史都有明确记录。从有关史籍记载判断：《三国志·吴主传》称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长老传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将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止此洲不还。世相承有数万家，其上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资治通鉴》卷七一，太和四年引《后汉书·东夷传》：“会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会稽东冶县人有入海行，亦有遭风流至亶洲者”。我国先秦史志：《史记》、《汉书》、《越绝书》、《山海经》、《禹贡》等，已载录浙闽的会稽、句章、闽中郡，有民间海航漂流至台湾，其后章安、东瓯、东冶人民相继进入夷洲，并较多见著我国古代史册。《通鉴》更明确记载此行：“夷洲，即今临海郡东二千里”。台湾，即夷洲，史界早有定论。章安，即两汉回浦、东吴临海郡郡治，即今台州。晋司马彪《续汉志》注冶和章安地望曰：“冶即章安故地”；我国海运史上第一部海港、海运、海产的杰出著述，东吴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对夷洲的方位、地理、民情风俗有简要的介绍，其文称：“夷洲在临海东，去郡二千里，由东冶入海行”。又云：“夷洲者安家之民”。《台州府志》云：“章安，古城，在县东一百五十里，汉回浦县，灵水汇其趾，海门峙其旁，东西列街市，浦叙会经商，潮头送船舶，入境榄千樯”。可见，章安郡城有一定规模，造船发达、海上商贸兴旺，且南北海航比较活跃。所以《后汉书·会稽郡》曰：“章安故治冶”，《太康记》也云：“冶，鄞县南回浦乡”。又载军事重镇东南都尉，东汉由鄞县移至章安，“始不再迁”。鄞县即四明、宁波；回浦，鄞县之南，即章安。“安家之民”即东吴时临海郡安阳罗江人。综上有关古籍所记，回浦、东瓯、东冶，皆郡内所属，有传统的海上历史航道；只是官方的大规模的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从会稽之东临海郡出海，是中国史册上的首次记录。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旧志书有关东冶注处，说法不一，出海港口，始有争论。有认为东冶乃临海郡的章安，或永宁（今黄岩）、温州，也有认为候官、福州。《台州府志》、《临海县志》记临海东有“铁场”之名，亦载章安、临（海）、黄（岩）两界牛头山是三国东吴设置的“古冶铁之所”，今章安还有铁场大队。但细考福州城北有冶山者，一是因人而名，二是因泉得名，均与冶铁无必然联系。所以司马彪《续汉志》则云：“冶即章安故冶”，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进而云：“冶即今台州章安故县”，章安即冶之说在两汉、东吴时期当是正确的。今研究台湾的史家叶国庆，和辑校《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张崇根先生也认为“东冶在东吴时有曰永宁，永宁应是黄岩”。明万历《黄岩县志图》云：“黄岩襟海枕山，为闽广吴越之门户，古东南一大都会”。章安是黄岩澄江和临海灵江二水出海处，黄岩在东吴时为临海郡之辖区；那么卫温、诸葛直出海地点在今临、黄两县界处的章安港，当是可信的。

　　其二，再从章安当时所处历史地位看，卫温诸葛直出使夷洲，符合东吴当地形势和出海条件，有利于东吴开拓海洋，竞争魏蜀吴三国的“普天一统”。章安在临海郡东端，一面濒海，气候温和，地位险要，有山海之饶，古代文明发达甚早。章安是我国东南沿海最早崛起古港之一，是东吴临海郡的政治、经济重心，也是开拓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东南都尉的所在地。《吴志》、《宋书·州郡志》称：“临海（郡）太守，本会稽东部都尉也。吴太平二年立”；称沈莹《水土异物志》是“盖郡志之最先者”。唐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亦云：“是书于周处《风土记》之前，两人同仕于吴，盖（海外）方物之事，尽在是矣”。《临海水土异物志》所载章安一带，山出铜铁，自铸甲兵，郡内有较多船屯，海陆交通亦甚方便，是古代东南沿海最早崛起的古港、古郡之一。汉初“建回浦县、治章安”，汉昭帝在会稽东置东部都尉，尉治先治冶、鄞县，后在章安“始不再迁”。东吴少帝太平二年置临海郡，辖今台州、温州、丽水等三个地区，郡治和尉治亦在章安。北去辽东，南下海南，“皆及东瓯”，盛称“乃海上一大都会”。临海郡内的横屿、永宁、东冶、建安都有较大规模的造船基地，东吴出任温台永宁长的著名大将贺齐，大力发展海上造船事业，《三国志·贺齐传》引《风土记》称：“小曰舟，大曰船，温麻五会者，永宁县出橡木，合五版以为大船，因以五会为名者。”又称贺齐坐舰：“雕刻丹镂，青益锋瞻，干橹戈矛、皆取上材……蒙冲斗舰之属，望之若山”。与北方沪渎（上海）、连云、常山、辽东，和南方的侯官、海南、番禺都有密切海运往来，并“远去东南亚各国”。东吴新置临海郡，是东吴开拓东南沿海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这些都说明章安古郡有出使海外及夷洲的各种条件，卫温、诸葛直率军从会稽东的章安出海，政治、军事谋划和物资、兵力的准备，亦较便捷，军事指挥机构放在章安，当为合情合理。故沈莹注引此行：“由临海东入海行”，出海地点指的就是章安。

　　今临海的章安、涌泉、杜桥、大田等地发现多处两汉魏晋的砌砖墓穴，砖面有线纹、鲤鱼纹、席状纹和绳纹等。文革期间，章安曾发现“都尉”铜印，惜今散佚，不知所终。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家在台北发现东吴时期砌筑城郭的指掌型古砖，砖面亦有线纹、鱼状纹、席状纹。我国封建王朝，特别是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为争夺地盘，实现天下一统，每征服一地，必“治城郭，置楼台”，以示国家政府正式管理。叶国庆和张崇根先生在其所撰的论文中，都较为肯定地指出：“今在台湾台北发现的东吴指掌型的古砖，与其说是台湾和大陆进行经济交换的结果，毋宁说是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留下的物证”。临海和台湾既有出土相似的遗物，那么此遗物很可能是卫温、诸葛直出使时带过去或传过去的。

　　其三，从沈莹所撰《临海水土异物志》提供的有关资料判断。《临海水土异物志》，是一部记载当时临海郡及台湾高山族海域物产、地理、风土人情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出色地域志。可以说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东南沿海越族和高山族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习俗的百科全书，也是研究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南，以至于南海各地海上交往的一部珍贵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极高的资料和文献的价值。作为地方史志，它可和浙江省最早的方志力作《越绝书》珠璧双联；作为历史地理著作，可和当时编纂的康泰、朱应《扶南异物志》、《外国志》，万震《南州异物志》、法显《佛国记》等并驾齐驱。《沈志》散佚，著录于正史《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此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南朝孙诜《临海记》；唐虞世南《北堂书钞》、刘知已《史通》、欧阳询《艺文类聚》、段成武《酉阳杂俎》、李善《文选注》；宋李昉《太平御览》；元陶宗仪《辍耕录》；明清李自珍《本草纲目》等，都有注录。

　　沈莹是孙吴后期人，其出生当在卫温、诸葛直出使前不久，陈耆卿的《嘉定赤城志》称其为：“临海郡章安人”；姚振宗在《隋书经籍志考证》卷二一中称：“吴有沈珩，字仲山，吴郡人，……莹与珩各皆从玉，或昆季行”，认为沈莹“大抵吴兴武康人”。《吴志·孙皓传》及裴注，说他后来出任过丹阳太守，从其所撰《异物志》中，对临海郡和东南沿海及台湾的山川地形、海陆异物、风土人情极为了解，在出任丹阳太守前曾担任临海郡守、校尉一类官职当有可能。《吴主传》载：东吴临亡前夕，他曾和丞相张悌率师于长江天险牛渚，“皓使悌督沈莹，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之”，阻扼晋军杜预、王浑率师南伐，可见，沈莹为东吴海军主要指挥官员，有水战经历。其部属临海东阳人柳荣，也随从丞相张悌、护军孙震统率“青巾军，屡陷战阵”，后兵败“晋获悌、莹，柳荣便去”。荣可能是沈莹从护幕僚，熟悉海域、海战，是莹从临海奉调丹阳时跟随去的。

　　连横《台湾通史》根据《闽书》和《浙江志》：称孙吴之后，隋炀帝大业年间，仿效东吴，曾三次远规“流求”（即台湾），其文称：“大业六年春，武贲郎将陈棱，清朝大夫张镇州击流求，破之献俘万七千口”。但据沈氏《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卫温诸葛直率领的万人船队，到了台湾，似没有重大的军事战斗；并以和平的远规，和合了当地人民，并进行了短暂的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该志称：“浮海求夷洲及澶洲，但得夷洲数千人还”。可见，台湾人民还是愿意和平到达大陆来的。该书粗略地记载了台湾历史、地域方位、社会生产，风俗民情，山海物产等，并有具体生动描述。说明台湾仍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方式处于金石并用阶段。如云古越在夷洲“山巅有越王射的”的历史遗迹；称高山族原始社会组织：“名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阶级已经分化，王者分划土地，人民隶属各地王者，酋长统治。还记载周绰进入沿海岛屿：“毛人之洲，乃在涨屿，得毛人，送诣秣陵（南京），”毛人，近乎奴隶身份。又称夷洲：“土地饶沃，草木不死，又多鱼内，地无霜雪，种植五殳，其地亦出铜铁”。《台湾通史》上卷174称基隆、高雄：“古为荒昧之域也，其地固土番部落，地绝北，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养，林深瘴盛。而通商之大埠也，煤矿之利取之无穷”，与《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录的夷洲台中地理和矿山分布十分相附。还记录了夷洲人民，善于战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砺青石为弓矢”；又有浓烈海洋生活习俗：“取生肉杂烩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还提到早期文化、风俗民情的情况，和浙闽沿海十分相似：“洲上人民，载歌善舞，父母死亡，杀犬祭亡，饮酒歌舞毕，乃悬着高山岩石之间”。这与《北史·流求传》所载也十分一致：“其民歌呼蹋蹄，一人唱，众人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水而舞”，和台州的民情风俗，叹有惊奇的雷同。唐开元年间，浙东爆发台州农民大起义，波及浙闽苏皖赣五省之地，“积众二十余万”，当时起义领袖台州临海人袁晁就是用古越民间流行的“牛酒啸聚”仪式发动人民，积聚兵众：“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唐书》称浙东西观察使韩滉为镇压起义，曾严禁牛酒啸聚：“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罪涉疑似必诛，一判即数十人，下皆愁怖”。

　　值得强调的是沈莹在该志描述台湾人民生活风土习俗：“唯用鹿骼为矛以战斗，磨厉青石为弓矢”，“取生肉杂贮大瓦器中、以盐卤之，历月余日，以为上肴”，和“地产铜铁，自铸兵器”，“悉依深山，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居处饮食，衣服，被饰，与夷洲相似”等，至今台州亦有相似文物发现，台州人民还保留了一些生活习俗。自然，沈莹了解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的一些真实情况，故吴壮达先生认为：“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记夷洲之事当在公元230年一役之后，它的材料主要来源也可能与此役有关，或直接从此役取得”（《台湾的开发》第5-6页）。总之，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为沈氏撰写该《志》提供宝贵而丰富的材料，故其《志》注引：“夷洲去临海东”，不注句章、福州。“临海东出海”，当是此役出海港口之确指无疑。

　　其四，卫温、诸葛直率军出使台湾，从章安出海另一重要原因，是当时浙东爆发频繁的山越动乱，且夷洲人民中，亦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浙闽沿海迁移飘洋过去的。东吴山越主要散居在今浙、赣、闽、皖和苏南诸地，孙氏割据江东并向东南沿海开拓，一是遭到当地山越反抗，二是吴郡会稽世族的权争利夺；构成吴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孙吴统治集团把山越视为“心腹之大患”。东吴著名大将陆逊在其初出时，即对孙权曰：“山越旧恶，依险阻地，心腹未平，难以图远”；名噪江东，为孙权赞为“功轶古人，勋超前世”的诸葛恪，就是在担任丹阳太守期间，坚壁清野，剿抚兼施，用了整三年时间，才平定了丹阳和吴郡两界的山越，迫使十万山越出山归降。东吴平定山越战事，频繁迭起，屡平屡起，继而复始，严重影响了东吴政局和三国竞争的形势，终使东吴政权下决心，全面制定由西向东的彻底平定山越的政治军事的谋划与战略，最后追击山越到浙闽沿海，迫使他们逃亡海洋、流窜山林。卫温、诸葛直率众万人，当与浮海追击逃亡海上的山越有密切关系，故《吴主传》载：“夷洲殊方异域，欲俘其民以益众”，以充实兵源战马，强固海防、海运、海交活动。

　　其五，孙权竞争海内统一，吴国濒临东南沿海，在魏蜀吴三国竞争的斗争中，政治、军事的优势和实力，诚不如魏、蜀，史载：“曹魏势强，蜀汉义正，吴介其间，所皆不敌”；其最突出的经济、地理形胜的优势，就是有辽阔的海洋、海域，据有出海的重要基地，只有大规模开发海疆，发展开拓海洋、海产、海运、海港事业，孙吴才能战胜魏蜀，完成历史使命。孙权是我国历史上大力开拓海洋、海域最英明杰出的君主。228年孙权称帝，雄心勃勃：“今汉吴既盟，益力一心，同伐魏贼，普天一统”。他制定了全面开拓东南沿海的宏伟计划，“舟楫为舆马，巨海化夷庚”，力争达到秦皇、汉武难以实现的“东方海洋大国”。他曾派遣张弥、周贺等七次远征辽东，深入高句骊，史载：“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珠货，九赐备物，乘海至辽东”，结果“公孙渊称藩于吴”。其后秦旦、张群一支小分队穿过崚岖山谷，“远至高句骊”。其后又派遣吕岱远涉海南，“既定交州，复讨九真”。又遣著名航海家、外交家朱应、康泰“南宣国化，既缴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史载“黄武五年大秦贾人秦论来交趾，太守吴邈遣使诣权，权问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差使会稽吴咸，送论于道物故，往还本国”。东吴海洋开拓，海外交往，已经波及东亚、东南亚，并和非洲、大秦亦有间接往来，而有辉煌建绩。

　　关于东吴远规夷洲的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和计划，孙权还是经群臣集体研究谋划的。《资治通鉴》卷七一记引《陆逊传》：“太和四年（吴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吴主使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欲俘其民以益众。陆逊、全综皆谏，以为桓王创基，兵不一旅，今江东见众，自足图事，不当远涉不毛，万里袭人，风波难测，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损。滋利反害，且其民犹禽兽，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吴主不听”。是知卫温、诸葛直出使台湾，是经廷议之大事，最后一切由吴主亲自断定。总之，孙权裁定章安出使夷洲，显然是因章安为在东南沿海的东吴政治军事重地，南北海运中枢地带，又是山越甫定的要地，山海浩漫，由之乘胜出海穷追远逸之山越，虽有困难，但相对而言，最为适宜、便利。若福州，则其时道路悬远，山川多阻，若其重新经营一个远征基地，非惟指挥不便，抑且形胜地利，亦有所不能。

　　至于卫温诸葛直率师万余人，远规台湾的历史壮剧，带着华夏一统的使命，历经千辛万苦，艰难险阻，最后以“无功而被诛”的悲剧结束，原因极其复杂。一是孙权和魏蜀竞争海内一统，“规万年之计，建海上强国的不世之略”，开疆拓土，积极开发江南，发展海上航运事业，这是他立国的基础，也是抗衡魏蜀的最主要政治军事的战略。惜在卫温诸葛直远征，并没有完成孙权预定的计划和远征的目标。再者“虽俘千余夷洲之众，但未获战马，士卒疾疫死者十之八九；”又“远涉不毛，万里袭人，既未建置城池，亦无遣使奉贡，而称藩于吴”；而且乘胜出海、穷追远逸山越，也没有达到明显的积极效果。三者此行正中太和四年陆逊、全综等庭议之所反复“皆谏”：“得之不足济事，无之不足亏众”，“滋利反害，欲益更损”。诚不如三次南下海南，扶南、林邑，七次北去辽东、高丽，所取得的实际战绩：“奋击七郡百蛮”，“斩获以万数”，“并献貉、马”；“南宣国化，扶南、林邑，堂明诸正，各遣使奉贡”。所以《吴主传》云：孙权晚年，“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更滋”，终以“违诏无功，下狱诛”，成了千古历史悲剧，引人深思，令后人无限感慨而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