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问题要怎样解决？从社会学的角度、

在急剧的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等在分化、重组时出现了多方面的缺损和失范，带来了不少重大的社会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出现的下岗失业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

分析社会问题，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与地区差异看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先说普遍性。失业是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它不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下岗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因此也就成为世界上就业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再说特殊性。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中，下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具有许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自特点，成为党、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正在极力缓解的社会问题。

一、关于下岗失业的定义

谈到下岗失业问题，首先不能不涉及下岗失业的定义及统计标准问题。失业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一种状态。失业主体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有劳动能力；二有劳动愿望；三没有工作。因此，可以把失业界定为：在规定的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失去就业机会的社会现象。我国在失业统计方面存在较大缺陷。主要表现在就业与失业统计口径上不一致。1994年后国家统计局将“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定义为非农业人口，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无业而要求就业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登记的人员。这种定义的缺陷：一是从业人员和失业人员仅限于城镇中心非农业户口，不包括目前在城镇中，大量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二是统计的失业人员仅为登记数，不包括那些未登记的失业人口；三是从1993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出现的大量下岗职工，这是我国特定转轨时期的特殊现象，它既包括失业人口也包括重新就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失业人员未能统计在内（ 有的地方作为下岗人员时没有统计进失业人口，当他们再就业时却又统计进就业人口）；四是统计口径与国际不接轨，无法进行国际比较，也无法进行历史比较；五是各国失业统计是按月度统计、季度统计和年度统计，而我国只统计年末数，不利于监测宏观经济形势和失业、就业状况的变化。

我们有一个极具特色的名词，叫“下岗”。按官方文件规范，所谓下岗是被界定为：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在原企业已没有工作岗位，有就业要求但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的职工。由于这部分人“没有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还是“职工”，所以没有被统计为失业人员，也不能享受失业保险的相关待遇。但其实质是这部分人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游离于生产过程之外，不能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失去生活的物质基础。因此，为了表达上的方便，我这里统称为下岗失业。

二、关于结构性失业问题

应该看到，我国职工下岗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下岗失业问题的角度很多，我想通过社会学理论试作分析。

社会学认为，分析社会问题，从其产生的根源看，有结构失调性和功能失调性。结构失调性社会问题是指由于社会结构失调而产生的社会问题。社会结构是指社会各组成要素相互联系的连结方式，当这种连结遭到破坏而扭曲变形，或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时，就产生结构性失调。其结果一是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二是导致社会运行迟滞。

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十分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平衡、协调的机制。认为，社会结构运行过程也就是社会结构发挥其社会功能的过程。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因社会系统中的某一部分，不能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作用。社会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众多部分构成的统一整体，每一部分都为维护社会整体的平衡担负着一定的社会功能，对社会的稳定和平衡作出贡献。但如果某一部分不能正常发挥其功能，就会导致社会问题的产生。

社会学认为，现代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社会发展越来越表现为组织发展。从这一意义看，社会就是组织，组织就是社会。因此，研究社会，就离不开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尤其是处于转型社会时期，社会组织结构的调整对整体社会结构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学还认为，社会组织包括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要素、组织管理、组织功能、组织环境、组织控制等等。其中目标是灵魂，目标是方向，是动力，也是管理和考核的标准。要素是基础，结构是核心，是关键。结构决定机制，结构和机制的有机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组织功能，以实现目标。

我国的失业，既有劳动力资源总量供过于求的问题，但更突出的是结构性失业问题，在当前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更是如此。结构性失业加剧了总量矛盾，加大了解决的矛盾和难度，也加大了改革的成本。

1． 下岗失业是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结果。

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政府为了解决就业压力、降低失业率，一直以计划方式向国有企业直接下指标安排就业。其代价是导致了大量的国有企业的隐性失业。改革和转轨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其转轨方式之一就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共同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的国有经济弊端日益显现，竞争力不强，由于体制僵化、技术设备老化、人员退化（缺乏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国有经济中部分行业和企业持续亏损衰退；而非公有制经济却异军突起，持续增长，以我省为例，非公有制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已由改革开放初的“三分天下有其一”发展到现在的“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外资、集体、个体私营企业产值已占全省83%。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而下岗职工绝大多数来源于国有、集体企业。如我省自1998年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累计16万多人，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不景气而产生的。可见，不同所有制的增长状况不同，伴随着就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

2． 下岗失业是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形成的。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和生活水平和提高，一些产业的社会需求增长放慢甚至减少，科技创新水平降低，一部分生产能力闲置，必然有一部分职工游离出来，失去工作岗位；另外，科学技术的进步亦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同量资本所创造的就业机会减少。

经济体制改革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制度条件。然而，产业结构调整有其独立内容，它主要通过产品、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产品及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在这里，许多几十年一贯制的产品被淘汰，许多夕阳产业将要萎缩。与此同时，许多新产品有待开发，新产业有待发展。另外，由于在计划经济特有的投资体制引导下，重复建设严重，因而一方面形成普遍的规模不经济，另一方面使许多产品永远躺在仓库里，这就造成了有限资源的极大浪费。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必然有一些企业被兼并，一些企业被淘汰，这一过程表现在就业方面，就是职工的大量下岗。例如，上海近5年间已压锭100万，国有棉纺企业减少了近一半，纺织职工总量从55万人减至20万人。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深度最大的领域是制造业，其下岗职工人数占全国下岗职工总数的比例也最高，达47%，而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国有企业从业人员总量只有30%。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许多企业被整体淘汰，因而对被整体淘汰企业的职工而言，下岗就成了唯一选择。

部分传统产业由于资源枯竭和产品落后面临战略性调整，也引起职工下岗。有些传统产业，如煤炭、森工，相当一部分企业面临资源日益枯竭，急需战略性调整，大量的军工企业在今天和平时期面临军转民的战略性调整。而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一时难以筹措大量资金支撑调整或补贴亏损，因此，部分职工下岗在所难免。我省冶金行业的浦城铜矿、连城锰矿以及军工行业的华龙机械厂、东方机械厂均属于这种类型。

第二产业就业容量下降是工业发展的必经阶段，职工下岗总量中有一定的正常份额。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产业就业容量下降，第二产业就业容量上升；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产业就业容量下降，第三产业就业容量上升。从我国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已经开始进入第二阶段，经济越发展，第三产业就业容量越大，如美国就业人口比例第一产业3%，第二产业为18%，第三产业为79%。因此在我国第二产业职工下岗人员总量中，也包含着经济发展阶段必然发生的一定的正常份额。

3．下岗失业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就业体制、就业政策的弊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反映。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和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劳动力就业与否，不完全是根据企业的技术构成和实际需要，而是通过行政安置，这种就业带有极强的福利色彩。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企业效率低下，相互扯皮，人浮于事，造成了大量“在职失业”人员。一是非生产性人员过多，二是人浮于事现象大量存在，三是拖了企业技术进步的后腿。随着改革的深化，要求国有企业转换机制，提高效益，国有企业冗员过多，与现代化生产以及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与问题由来已久，改革使这一问题和矛盾充分显现出来。

4．下岗失业人员素质偏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强，是结构性下岗失业的重要原因。

从量上看，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从结构上看，冗员与职位空缺并存，即呈现“有人无事干、有事无人干”的局面。以我省为例，我省城镇职工队伍中，技术工人只占一半，高级工仅占技术工总数3.5%；在非农产业和进城务工的几百万农村劳动力中，文盲约占16%，小学文化程度约占40%，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这么低的文化技术素质，怎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竞争，又怎能适应加入WTO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需要，劳动力素质偏低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矛盾。

劳动力素质偏低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低工资、高就业”政策和较高的劳动参与率紧密联系的。青少年劳动参与率高，说明我国存在大量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和具备起码的职业技能的青少年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现象，这不仅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增大了劳动力供给量，同时使劳动力整体质量大为降低，人为增加了就业竞争和就业压力。

下岗失业人员已成为社会特殊群体，特别是那些年龄偏大，技能单一，观念陈旧，文化素质偏低的人。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或是国有企业改革成功，新创造出来的职业需求，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这部分下岗失业人员提供多少就业的机会，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有学者认为他们事实上是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被淘汰者，他们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以外的一个特殊群体。

5．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加大了结构性失业压力。

人们经常将改革前的我国城乡关系称之为二元结构。由于不适当的经济发展策略和经济体制的选择，农村劳动力无法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向具有较高生产率的产业部门自由流动，导致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长期滞留在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就业不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增加农业有效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机会，扩展乡镇企业等农村非农就业等，农村就业得到快速增长。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农民收入增长过慢而负担过重，有的增产不增收，许多土地撂荒，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外出务工农民越来越多。其重要原因之一，还是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就业困难。有识之士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提高农民收入，主要取决于减少农民的数量。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已成为必然。虽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乡镇企业和城市经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分担了很大部分的压力，但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每年新增的劳动力的增量仍然给城乡就业带来很大的压力。

6．入世的冲击对就业结构产生巨大影响，主要集中在结构和素质两个问题上。

当前，正值我国新旧体制全面交替，就业的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交织之际，入世推进结构调整所产生的失业人员与进入市场的下岗职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三股力量交汇，将对我国就业产生巨大的冲击。第一产业受冲击最大，专家预测，我国如增加3%的粮食进口，将会减少上千万个农业就业机会。对于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技术和技能上也有新的要求。所以，第一产业的就业将面临需求数量减少和素质提高的双重压力。第二产业各行业的就业结构变化较大。受国际市场的影响，第二产业各行业结构将加速调整，减少就业机会的行业主要包括汽车、机械、粮油加工、电子通讯设备等行业，预计将减少100多万个就业机会。第三产业迎来发展良机，就业数量有所增加。

入世后，低技术和低素质的产业工人队伍面临巨大竞争压力，一是技术工人总量不足，且呈下降趋势。2001年全国约有技术工人6000万人，占企业各类职工数的46%，比1994年下降了22个百分点。二是技术工人技术等级偏低整体文化素质不高。6000万技术工人中，中级工的比重最大，占43%，其次为初级工占40%，高级工占15%，技师占1.5%。三是高技能人才年龄偏大，技师、高级技师青黄不接。有专家预言，如不及早采取措施，我国高技能人才将面临断档的危险。深圳、广州等城市高级技工的工资超过研究生，反映出劳动力市场中高级技术工人的严重短缺。

综上所述，我国就业和下岗失业问题面临着总量性矛盾不减，结构性矛盾加大，两种矛盾交织并发的严峻形势。“九五”、“十五”期间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大调整，结构性的矛盾还会加剧，同时还存在着劳动力素质不高，活力不强；经济体制，就业机制僵化等方面的弊端。这些都加大了结构性失业的矛盾和解决的难度。因此如何应对下岗失业特别是结构性失业的挑战，是我们在新形势下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点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三、努力进行劳动力结构性调整的对策

1．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和宏观调控，把积极的就业政策纳入政府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特别是要把控制失业率的增长作为重要指标，作为实践江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措施。江总书记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要把这一重要思想体现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中。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率。根据凯恩斯理论，失业主要是总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因此治理失业的有效途径是加强有效需求，通过刺激投资，增加政府支出等政策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水平，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增加就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是治理下岗失业问题的根本性办法。没有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业机会的增加，治理失业问题缺乏坚实的基础。二是制定和完善与宏观经济配套的长期稳定的就业政策，处理好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转换，深化体制改革与创造就业机会、实施再就业工程之间的关系。实现扩大内需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摆在突出的位置。政府各职能部门在制定各自部门政策时，应结合当地就业形势，协调进行，防止宏观经济政策与就业政策的脱节，保证就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采取各种优惠的就业政策和措施，对下岗失业人员采取社会消化、企业消化和个人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措施，鼓励走创业式就业之路。三是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步骤地对国有企业冗员进行有序的分流安置，这是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必然趋势。但如不顾现实情况，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将国企富余人员无条件地推向社会，会使失业率骤然大幅度上升，既不利再就业质量的提高，也会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动荡。因此，要从稳定大局出发，兼顾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把改革的力度控制在社会稳定能够承受的程度内，原则上不允许生产正常的国有企业随意解雇职工。国有企业改制改组关闭破产时应优先考虑职工安置方案，凡是职工安置方案和社会保障办法不完善，安置资金没有落实的企业不能进入破产程序，国企改革应切实考虑企业安置资金支付能力，地方财政承受能力和社会稳定承受能力。四是建立监督考核体系。将促进再就业作为衡量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评定标准，形成促进再就业的激励机制，使促进就业目标真正落实到位。

2．建立市场导向的就业机制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实行“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工资形成和劳动力流动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引导求职者转变就业观念，通过公平竞争获得就业岗位，支持用人单位自主决定用人的数量和质量，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就业公平竞争、工资杠杆灵活、劳动关系法制化、风险社会保障的劳动力市场新格局，帮助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这一改革目标不能动摇。

几年来，实施再就业工程实践表明，如果劳动者观念没有转变，没有成为就业的主人，政府的种种努力都会事倍功半，甚至半途而废。这次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也说明，在千变万化的市场中，劳动者自主决策、自负盈亏，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即使失败了，他们也会自担风险，从头再来。事实上，我国的劳动者是最具有自主就业和自主创业精神和能力的。当然，政府应对下岗失业人员自主择业，特别是自主创业在开业便利，资金扶持，场地安排等方面予以积极扶持，并作为长期实行的制度坚持下去。

对在劳动力市场竞争就业中确有困难的特殊困难群体实行就业援助，要作为一项常规性制度建立起来。特别要把年龄偏大、有求职愿望却因身体、技能等原因，多次求职未能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作为重点帮扶对象，把促进再就业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要针对这项制度实行以来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完善的力度。一是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增强失业保险资金支撑能力；二是加强管理和服务，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在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和促进再就业的双重功能；三是加强对失业人员的动态管理，完善失业保险金申领资格的有关规定等。

3．全面提高劳动者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促进再就业。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要按照江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的“第一要务”的精神，通过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技术工人学校、就业训练中心、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等职业培训形式，努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体系。特别是对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以培训促就业。要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应用性和时效性，根据劳动者不同群体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提高素质的重点。对下岗失业人员，其素质的提高既包括技能成分，也包含他们的职业基础素质、就业观念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在进行转业技能培训的同时要加强就业政策和就业观念的教育和引导，提高其自谋职业和自主就业的能力。全面落实先培训后就业，先培训后上岗的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知识和技能的风尚，形成就业凭素质，上岗凭技能的机制。

4．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步伐，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优质服务。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实质上是劳动力要素在国民经济中的再配置，最有效的配置手段是通过市场。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劳动力市场越规范、透明，交流越活跃，越有利于各种劳动力参与公开、公平和有序的竞争，对下岗失业人员也越有吸引力。

目前下岗失业人员之所以不敢在劳动力市场竞争，确有自身的种种原因，但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竞争不规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由于经济利益驱使造成地区、部分分割、封锁用工求职信息；有的劳动力市场下岗失业人员无人问津，成名符其实的“民工市场”；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主要还是靠关系找工作。

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劳动力市场场所设施、管理机构、市场法规和中介服务等。中介服务又具体包括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的采集、发布、传递、职业介绍和职业指导。当前，要把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重中之重，针对他们的特点提供有效服务。特别是要广泛采集第三产业、社区服务、灵活就业等适合下岗失业人员、困难群体再就业的岗位，加强职业指导，真正起到就业桥梁作用。

5．统筹兼顾城乡就业，组织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一种历史趋势，是一种社会进步过程。而要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近几年碰到两大难题：一是农村非农产业发展迟滞不前，集中表现在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二是城市化的进程依然很慢，城乡二元化格局及相关户籍、就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和消极影响，使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正常流动困难重重。从我国实际出发，就地就近消化应该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首要选择。实现在农村内部的有效转移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充分发挥其安置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作用。还要加快小城镇的开发建设，使之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第一级“蓄水池”，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农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还可以促进小城镇的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容量，从而减轻城市就业压力。

在城市方面，在改革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人为障碍的同时，在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上进行相应的改革，使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真正从土地上转移出来，融入城市二、三产业大军，这种转移才能完成，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才能大幅度的提高。

刺激生产，加快当地优势产业，提高失业人员素质

穿秋水。风来拨弄柳枝，将那挂满了一树的牵挂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