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人。他上高中时即发表过数篇短篇小说，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风华正茂的季羡林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在德期间，他发表论文多篇，获得国际学术界高度评价，奠定了自己在国际印度学界的地位。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大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开拓我国东方学学术园地。1956年他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1978年后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文学、文艺理论、东方文化、敦煌学等，范围之广，国内外罕见。除了学术研究，季先生还是国内外公认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他还付出大量精力担任行政职务、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主持多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季先生曾任北大东语系系主任长达40年，为我国亚非非通用语种的教学和科研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的东方学、敦煌学、比较文学、佛教研究、中外关系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贡献卓越。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大型丛书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构建全民族人文精神素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在他90岁的生日时，回到了家乡山东临清，来自海内外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参加了祝寿活动。面对家乡亲人，季羡林先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抒发了对国家、对故乡美好的祝福。
面对后生两次欲落泪
季羡林先生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官庄，1917年6岁时赴济南求学，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1946年从德国学成回国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创办了东语系。作为世界上极少数精通梵巴语、吐火罗语的学者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虽然他大半生都生活在外面的世界，但在内心深处对家乡永远保留着一份挥之不去的依恋。
在官庄，季先生还有几个亲属，都是他的晚辈。他们搀扶着老人步入老屋，在季先生的提议下，他与几位亲属共同祭拜祖先。季先生对母亲怀有深切的思念，6岁离别母亲，8年后回家，母亲已离开人世，从此再无缘相见。
在一篇散文中他引用“子欲孝而亲不在”，表达了缠绕自己终生的切肤之痛。而对家乡，季羡林先生的眷恋之情也溢于言表。他深情地回忆说：“早年我考上清华，家庭很困难，清平县（当时临清称清平）每年给考上大学的学生补助150元钱，没有那150元，我很难上完清华，对家乡我永远心存感激。”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多年来，季先生心系故土，为家乡孩子捐赠了数千册图书，并设立了奖学金，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盼望家乡多出人才。家乡人对季先生同样充满感激之情。季先生喜欢孩子，面对淳朴的农家孩子一口一个“老爷爷”、“太爷爷”，那一刻，季先生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我是一个农民，最欣赏的品质是忠诚
季羡林先生以其谦逊朴实的人格魅力，赢得世人仰慕。这样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师，始终以身为一个农民而自豪。他说：“今天这么多人为我举办生日庆祝活动，我非常激动，但我感到最大的是惭愧。我感觉自己这个人并不是那么了不起，我是一个十分平常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大志，今天虽然做了一些事情，但离国家、离父老乡亲对我的期望还有很大距离，因此我感到很惭愧。”
季先生说，他是农民出身，对庄稼、对下雨十分感兴趣。他说，坐火车来临清，一路上从河北看到山东，看到庄稼不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季羡林先生在十年浩劫期间，冒着危险翻译出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成为世界翻译史上的一件盛事，而他在学术上的真正冲刺却是在70岁之后。多年来的积累、学贯中西的文化素养让他厚积薄发，才思泉涌。近年来，季羡林先生主编了《传世藏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出版了二十四卷本的《季羡林文集》等。季羡林先生说，他做学问就像是农民耕作，一分耕耘换来一分收获，而连续写出700多万字的著作，也的确创造出了学术界的奇迹。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晓棠专程携新片《芬芳誓言》来临清为季羡林先生祝寿，老人看后深有感触。他说，我们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之处，概括起来就是：忠诚。电影《芬芳誓言》中主人公有句话说得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基础是忠诚。“我之所以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因为我这一辈子都忠诚于我们的祖国、忠诚于我们的山东、忠诚于我们家乡临清。”
活到老学到老，季羡林先生的目标是活到120岁。季羡林先生思维敏捷、身体很好，许多人打听他有什么长寿秘诀。他的回答是：“我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
他说，所谓“不锻炼”并不是反对体育锻炼，而是反对除了锻炼外什么也不做。人还是应当多学习，所谓活到老学到老，让思维永远不僵化。
季羡林先生功成名就，是不是就此开始颐养天年了呢？季羡林先生说：“大家出于对我关心，感觉90岁年纪已经很老了。但现在中国人的寿命比从前已经增加了一倍，我的计算是，70岁算中年，90岁算老年。这么算的话，我不过初入老境。我感觉活到95岁不成问题，99岁的百寿也不成问题，再进一步，108岁我看也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目标。在北京的时候，我常和老朋友臧克家在一起。最近见他，他说要活到120岁，我说，我要是活到120岁，你就是126岁。他比我还大6岁。我们两个商量好了：目标是活到120岁。”
老人话声刚落，众人掌声笑声一片。季羡林先生说，生活水平提高了，寿命延长是好事，但应该怎么个活法？他现在仍然可以每天工作8小时。他有一句话：吃饭是为了活着，但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只要活一天，就应该干一天工作，这样人生才有意义。
“为人第一，学问第二”
近年来，出于利益驱使，许多盗版商大肆盗印名家著作。季羡林先生的很多著作也成为盗版商瞄准的目标。说到盗版这个话题，老人一向慈祥的脸上露出几分凝重。他说：“市场上盗我的书的太多。有人给我做过一个大体统计，市场上我的盗版书大约有100万册，主要是散文。这不光侵害了作者的劳动成果，也损害了读者合法利益。读者要睁大慧眼，辨清真伪，不要给盗版书商任何可乘之机。”
季先生研究了一辈子东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他认为，东方文化的道德观、价值观更符合世界发展方向。他自豪地说，21世纪一定是中国的世纪，申奥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季先生说，他自己终生从事教育，没干别的事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中国第一个提倡的就是“为人”，为人第一。所谓“道德文章”，当然要先讲道德，然后讲文章，这是基础。为人第一，学问第二。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要做好这篇“道德文章”，把“忠诚”的道德核心发扬光大。
六岁离家去求学
六岁以前，季羡林先生有一个老师马景恭先生。他究竟教了季羡林先生些什么，现在完全忘掉了。六岁离家，季羡林先生到济南去投奔叔父。他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逃到济南去谋生的。从那时起，季羡林先生才算开始上学，曾在私塾里念过一些时候，念的不外是《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四书》之类，以后接着上小学。
季羡林先生在新育小学考过甲等第三名、乙等第一名，不是拔尖的学生，也不怎样努力念书。三年高小，平平常常。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季羡林先生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季羡林先生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学的时间不长，只不过学了一点语法、一些单词而已。
季羡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就由于这一点英语知识，他在报考中学时沾了半年光。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季羡林先生当时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只是报了很差的正谊中学。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季羡林先生翻译出来了，只是为了不知道“已经”这个词儿的英文译法而苦恼了很长时间。结果他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季羡林先生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他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他的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季羡林先生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叔父并没有受过什么系统教育，但是他绝顶聪明，完全靠自学，经史子集都读了不少，能诗，善书，还能刻图章。他没有男孩子，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季羡林先生身上。
季羡林先生说：“我今天勉强学得了一些东西，都出于他之赐，我永远不会忘掉。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晚十点钟才回家。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八年。我当时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负担；但也不了解其深远意义，依然顽皮如故，摸鱼钓虾而已。现在回想起来，我今天这一点不管多么单薄的基础不是那时打下的吗？”
初中毕业以后，季羡林在正谊念了半年高中。一九二六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第一篇作文题目是《读〈徐文长传〉书后》，受到他的高度赞扬，批语是“亦简劲，亦畅达”。季羡林在吃惊之余，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想认真钻研一番。
一九二九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了一年，这在季羡林一生中是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
灵感来自勤奋
一九三○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来考大学。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十分困难，录取的百分比很低。为了得到更多的录取机会，季羡林那八十多位同班毕业生，每人几乎都报七八个大学。季羡林却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个大学都考上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季羡林选了清华，因为，季羡林想，清华出国机会多，他的专修方向是德文。
在所有的课程中，季羡林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季羡林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季羡林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九二四年，季羡林清华毕业。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宋还吾先生邀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教了一年书，到了一九三五年，上天又赐给一个良机。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季羡林报名应考，被录取。这一年的深秋，季羡林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国外的学习生活。从一九三七年起，季羡林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季羡林的留学生活结束时三十五岁。
一九四六年秋天，季羡林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从那时到现在，季羡林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过。
季羡林说，他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季羡林也有“第×职业”
季羡林作为哲学博士，研究方向是语言文学，他不喜欢义理，所以写的哲学文章很少。但到晚年，却又一反常态，大谈起“天人合一”的玄学来。文章一经发表，便语惊四座，颇有影响。他还谈起了另一种哲学———消费哲学，也引起轩然大波。
消费与经济基础有关。季羡林的经济基础如何呢？从账面上来看，季羡林的工资是北大教师中最高的，因为他是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确定的“老一级”教授。但他每月的工资，经过七折八扣，领到手以后，平均约700到800元钱。这些钱，他要给小保姆张淑贞一半，除了她的工资，她还有一个男孩，在北大二附中上学，学费、杂费、生活费全部由季羡林负担。这样一来，他再交完房费、天然气费、电费、电话费等，实际上拿到手的也只有300元左右了。用它来支付全家的生活费，怎么会够呢？
这里就有了一个对比：20世纪50年代季羡林被定为一级教授，在六类工资地区的北京，每月拿的工资是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相当于今天的院士）每月津贴100元。这是一个“不菲”的工资数目。因为当时物价奇低，去莫斯科餐厅吃饭，一顿大约1．5元到2元，汤菜俱全，还有黄油面包，外加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六七元钱足矣，还能吃只挺大的。这样的物价，有每月450元的固定工资，简直是“阔死了”。而如今，他是全国最有资格的“老一级”教授了，因为比他资格更老的陈岱孙老教授已经去世。而他的全月基本工资加各种补贴，也就一千二三百元钱，这就是他每月实际上留在手里只有300多元钱的原因。
这样的老教授，工资这样低，可怎么维持生活呢？不少人自然会问他，老先生笑笑说：“我的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人们问他，难道你有点金术吗？他回答说，非也。季羡林道出的奥秘是：20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主要靠工资生活，不懂什么“第二职业”，也不允许有“第二职业”。而今天却大改其道，学校里也有种种形式的“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季羡林也有了“第×职业”，就是“爬格子”。他爬了60多年格子，名气大，稿费多，时不时地就收到稿费。这样，他手头虽只剩300元的工资，却从来不感到拮据，原因就是有源源不断的稿费做后备军。
50年前的雨衣仍在穿
手头虽然有钱，但季羡林在生活上却向来没有太高的追求。对吃，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早晨仍然是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他从来不让家人或保姆陪他4时起床，为他做早饭，所以早餐是几十年的“一贯制”，从来不变化。午晚两餐，素菜为多，很少吃肉。饮食如此简单，他全家的伙食费不过500元多一点。
至于穿，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有一件雨衣，是他在1946年从德国回到上海时买的，至今仍在穿。有一天，一位专家说，你的这件雨衣，款式真时髦！他听后大惑不解。专家一解释，他才知道：原来50多年前流行的款式，经过了漫长的沧桑岁月，在不知经过多少变化之后，在螺旋式上升的规律指导下，现在又回到了50年前的款式。他听后，大为兴奋。没想到自己守株待兔，终于守到了。他也没有想到，人类在衣着方面的一点小聪明，原来竟如此脆弱！
他的老主意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想，一个人穿衣服，是给别人看的。如果一个人穿上十分豪华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天天照镜子自我欣赏，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穿衣服给别人看，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千差万别，那么你满足了这帮人，必然开罪于另一帮人，反正不能让人人都高兴。所以，季羡林的穿衣哲学是我行我素，就是这一身打扮，你爱看不看，反正不能让你指挥我。在穿衣方面，他是个完全自由自主的人，他的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春、夏、秋、冬，永不变化。他的用品也是如此。只要能用，他决不丢弃，敝帚自珍是他的用物哲学。他的穿戴和用品，也真因为观看者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标准不同，有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评论：赶潮流者说他是老古董、老保守、老顽固，而学者层却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儒者。儒雅的风度，从其学识和人品中来，而不是从其衣着中来。
季羡林消费哲学的核心是：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他觉得无聊，“斯下矣”。他的潜意识永远是：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衣足以蔽体而已，何必追求豪华。
季羡林绝非“大款”，但他在自己的消费哲学指导下，素衣淡食，生活简单，却把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身边急需的人，或者捐给家乡的学校。这样的消费哲学，但愿能有更多的人会理解。
##附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回答者：yalpha - 千总 五级 6-10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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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季羡林，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46年，他由德国留学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季羡林,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赴德国留学。曾师从印度学家E.瓦尔特施密特研究古代印度语言。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1978～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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