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介绍下关于香港21世纪

近二三十年，香港经济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成就，莫过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倔起，而且，这已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和特征。二十多年来，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日趋成熟，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断巩固，但二十一世纪的香港金融业仍将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从内部来说，首先，香港金融市场体积仍相对较小，开放性较大，较易受到国际热钱的冲击。近年来。香港股市波动较大就是一例；其次，为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稳定，现时香港经济仍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但香港通货膨胀长期高于美国，使各业在港经营的成本迅速上升，直接影响香港的国际竞争力；第三，近年国际市场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陈出新，如监管稍有不慎，便会发生如巴林及大和银行等事件，所以，各金融机构及监管当局对这些产品要加倍研究，密切注视其发展。

二是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信心问题。尽管《基本法》已明确规定：“九七”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50年不变；尽管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不断在增强，但“一国两制”毕竟是史无前例的构想，投资者对这一政策能否真正实施以及实践效果，心中之虑仍末完全排除。因此，加强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构想的宣传，加强香港与大陆的沟通，从制度、法律等各方面确实保证“一国两制”的顺利实施，仍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

三是外部环境来说，香港正面临着亚太周边国家和地区日益强劲的竞争压力。

首先，来自新加坡的竞争。作为亚太地区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新加坡，长期以来一直是香港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新加坡与香港经济结构基本类同，金融业的发展水平十分接近，但在总体规模上新加坡仍次于香港。一般认为，就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而言，香港在客观经济条件和金融政策管理方面更优于新加坡。然而，近年来对香港这一优势进行挑战的是新加坡在继续向离岸业务提供特别优惠政策的同时，逐步运用弹性管理办法和进一步优惠政策来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例如，1990年3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对金融与保险业和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优惠税收政策。其中包括对新设立基金和金融中心的跨国公司的课税由32％减至10％。这一举动对香港震动不小，被普遍认为是对香港传统的税制优势的一个挑战(香港公司税为16.5％)；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税，鼓励股票二级市场发展；对从事商品贸易的国际贸易公司给予减税10％；将离岸祖赁税率降至10％，延长先驱工业地位公司的优惠税率。同时，新加坡政府还宣布外国人持有本地银行的股权上限从20％提高40％，豁免对投资亚洲美元债券所得利税等。因此，面对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调整，香港如何在管理政策上保持已有的对外资的吸引力是其面临的重大姚战。

其次，来自东京的挑战。东京是举世公认的亚洲第一大金融中心和世界上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表现尤为突出。1995年东京外汇交易中心的日交易额为1614亿美元，大大高于香港的910亿美元。虽然市场规模远远大于香港，但在管制程度上却远不如香港宽松。日本政府历来对金融业有严格的管制，为使离岸市场不致对国内市场造成冲击，日本政府对国内外业务有严格的界限之分。因此，东京市场属于国内国际业务分离的“分离型离岸中心”。与东京市场不同的是，香港是亚洲地区唯—的没有离岸业务和本地业务之分的“混合型离岸中心”，外资机构进入数量和参与程度也居亚洲第一，其自由化和国际化的程度是东京市场和新加坡市场所不能比拟的。与日本不同，作为国际资金集散地，香港融资功能的特点不在于依靠本身具有充足的过剩资本来支撑其金融业务，而是通过跨国银行和各种外资机构，调集境外资本提供各种境外金融服务。虽然香港以中国大陆为腹地，有优越的地理和时区条件，但香港最主要的是靠自由、灵活、方便和安全的金融环境来吸引国际资本的。仅这一点，东京市场是无法取代的。但是，随着日本国内市场的自由化程度加深以及国际化步伐加快，在市场规模和业务竞争方面会逐渐加大对香港的压力。

再次来自中国上海的压力。中国金融发展在90年代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将上海在下世纪初建成亚太地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创造条件。其前提就是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契机，将上海首先建成国内主要金融中心。

上海的形象效应在于世纪之初十里洋场乃冒险家的乐园。这一历史诱惑对于越来越具有全球流动性、甚至是投机性的国际资本及其拥有者仍是不可抗拒的。支撑这一形象的是上海融合四方的文化和商业气息、机敏而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人力资源、相对发达的交通和通讯便利、相对扎实的经济和金融基础。上海的这些独特优势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政策机遇栈到了扩散机会，而外来资本、外来技术及其人才又可不断充实并丰富已有的优势。与世纪之初的情形相仿，一个贯通中西、汇聚内外的大都会格局的重现，将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态基础。

8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央政策推动下，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迅速发展。一批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在上海相继建立，如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1994年)。中外资金融机构聚集上海，至1997年年中，在沪落户的外资经营性机构已达50家，中资银行的总行和分行20家，150多家外资金融机构设立了代表处，全国数百家证券公司设立了营业部，以及一大批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在沪开业。除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这两个全国性市场外，上海的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保险市场、期货市场正在逐步发展。一大批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蓬勃发展，其中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投资咨询公司等。上海在走向国际金融中心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但我们也要看到上海亦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从体制方面看，制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因素有诸多方面，一般来说，要成为金融中心必须先成为经济中心，即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强的经济集聚和扩散能力，与相邻的腹地有很紧密的经济联系，进而直接影响腹地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由于我国现存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市场体系发育的不成熟，导致地区间利益侵害，横向经济联合松散，阻碍了上海与其腹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短期内上海还难以成为经济中心。

第二，从政策方面看，金融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有赖于中央政府实施一系列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的政策。中国尽管实现了经常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但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尚在很低水平。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爆发，人们普遍注意到了资本项目开放对这一事件的影响。因此，中国资本项目货币自由兑换的进程不会加速。这样，上海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必将受到限制。此外，按照目前的金融体制，国内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均设在北京，各总行的结算和大宗业务交易也都在北京进行，如中国银行在北京完成的交易量占全行的40％，这种格局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显然是不利的。

第三，从组织方面看，金融中心的重要构造之一是有一大批商业化的金融机构。上海目前的金融机构过于单一，银行占了绝对比重，非银行金融机构很不发达，这种状况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确立。

第四，国际金融中心通常是外资银行的云集之地。鉴于目前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水平，人才、管理等均与外资金融机构有一定差距，竞争中无明显优势，近期内外资机构尚不可能大规模进入上海金融市场，这显然不利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21世纪较长一段时期香港将继续执中国金融牛耳。

随着21世纪的到来，香港要巩固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所面临的竞争与挑战固然是严峻的、多方面的，但从发展趋势来看，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依然看好。

第一，《基本法》为香港经济、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法律基础。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均列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原在香港实行的货币金融制度……予以保留”，“港元作为当地的法定货币继续流通，自由兑换”，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继续开放外汇、基金、证券、期货等市场”等等。这些不仅充分显示出中国对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视，而且在法律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第二，“中国因素”继续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机遇。“中国因素”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崛起的主要推动力。香港回归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也必将为香港巩固和发展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和更多的机遇。

从“九五”期间内地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在8％至9％左右，吸收外商直接将达投资1500亿美元以上，到2000年进出口总额将超过4000亿美元，在未来5年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将高达15万亿人民币，平均每年增长38％。与此同时，内地将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在国有企业、金融、财政、贸易、价格、市场等方面的改革都会重点突破。就拿资本市场来说，今后5年内地将有1000家左右的大型企业集团转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其中有不少企业集团将通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行股票和债券，这对香港股票、债券市场的发展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亚太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始终是与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逐步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心联系在一起的。预计未来几十年内，亚太经济的持续蓬勃发展以及东西方经济日益频繁的交流，必将强化香港的金融中介角色。

世界银行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为迎接经济发展的挑战，东亚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7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 4.6％，到90年代已达到5.5％，并可望于下世纪初达到7％左右。该报告预测，从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将高达13000至15000亿美元，其中中国的投资额就占到一半左右。亚洲发展银行在前不久发表的《亚洲发展前景》报告中也指出，在未来的年代中，东亚地区在出口商业投资的带动下，经济前景依然光明，年增长率可维持在7％左右，相当于世界其他地方的3至4倍。这意味着，今后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亚洲。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对基础设施和其他领域投资的不断增加，以及区内贸易的日趋兴旺，香港在东西方各国之间集聚和分配资金的中介功能将进一步强化，这无疑对香港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外围条件。

第四，香港经济自身发展的有力支撑。除国际金融中心外，目前香港还是国际贸易、航运、旅游及信息中心。1995年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达1.11万亿港元（折合1425亿美元），人均GDP2.3万美元，1996年达到2.5万美元，已超过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1995年香港的有形贸易总额达584亿美元，在全球亦处于前列位置。目前香港已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以人均计算，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新加坡。到1996年，香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已连续五年居世界第一，香港机场的客运量名列世界第二，货运量则居第四位。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香港这一弹丸之地能创造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堪称世界经济奇迹。在可预见的将来，香港经济仍将保持持续发展的态势.并将成为支撑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的重要基础。

对于香港而言，回归祖国并不意味着过去二、三十年发展进程的结束，而是香港新的发展进程的开始。从这个角度看，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将会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我们有理由相信，到21世纪，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腾飞，香港经济的发展必将会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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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名人都说过："成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容易并不等于简单，只有了解 那些成功者成功的秘密，并采取大量的行动，成功才会变得容易。李嘉诚和他的家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便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比尔·盖茨这个E时代最著名的新生代富豪，也只用了短短20年时间便创造了世界首富的神话，他们成功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美国《财富》杂志的记者曾经问过李嘉诚他成功的最大秘密是什么，李嘉诚讲到："肯用心思思考未来，抓住重大趋势，便会成为大赢家"。

六、七十年代，香港楼市受挫，楼价纷纷下滑，地产商纷纷叫苦不堪。李嘉诚却认为这是个好时机，于是大量收购开发商低价抛出的未完整开发的地皮，以备后用。果然，地产业低谷过去时，李嘉诚"赚到大钱"。在李嘉诚经商的几十年中，这样的事例很多。正是因为他肯用心去思考未来趋势和采取果断行动，所以才成就了他世界华人首富的惊人伟绩。

《福布斯》杂志和《财富》杂志的记者经常采访比尔·盖茨，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他成为世界首富的秘诀是什么。比尔盖茨说要成功一定要眼光好。记者就请他进一步解释，什么是眼光好。他说："在信息时代，掌握资讯并不是最重要的，抓住未来最大趋势才最重要"。

比尔·盖茨20岁时，苹果公司的史蒂夫·贾布斯的个人资产高达5亿美金，比尔·盖茨连他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20年后，比尔 ·盖茨成为世界首富，个人资产 达到650亿美金，而贾布斯的资产却只有10亿美金.从实际情况来看，微软公司的实力并不比苹果公司强65倍，也并不是说比尔·盖茨比贾布斯聪明能干65倍。贾布斯抓住了个人电脑即将普及的趋势，而比尔·盖茨却认为电脑软件操纵硬件，并且每台电脑上要使用多种软件，这才是未来最大的趋势。

　　经贸关系走过三阶段

　　香港回归祖国前后，两地的经贸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香港同内地经济的经贸关系走过了三个不寻常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回归前，尤其在上世纪80年代的开始，香港是内地主要的外商投资者。当时，香港制造业正值北移，大量生产工序转移到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港企在这里投资建厂，发展加工贸易，大量雇聘工人，带动了华南地区经济的腾飞。到了90年代，长三角地区及上海浦东崛起，港企也到华东地区发展，带动了当地基建、交通、物流，以及服务业的兴旺，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消费的畅旺，推动了房地产、旅游、装修、家俱、家电等行业的发展，使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最早富裕起来。

　　第二阶段是回归初期，两地经济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内地经济在对外开放和中国入世的催谷下，不断扩张发展，而外商愈来愈多进入大陆市场并大展拳脚，对已进入大陆市场的港企增加了压力，促进了港资与内地企业的合作发展。这段时间内，香港企业在内地与当地企业的差距渐拉平，而民营企业通过向港企学习与合作，渐掌握了国际市场的信息，有些民营企业更成功“出洋”发展，与港企携手拓展国际市场，或在香港建立营销中心或融资平台。而“自由行”的实施在促进香港旅游业发展的同时，也促成了“民企自由行”的发展，吸引了愈来愈多的民企来港考察、参展和洽商，不少民企更在港成立公司及注册商标。令香港同内地的经贸关系不断密切，也不断强化。

　　近年来，两地经贸关系到了第三阶段，在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和经济全面振兴下，中国经济已步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期。中国作为一个高度全球化，资讯化和市场化的巨大经济体，正在全球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香港作为一个地区性的商贸金融中心，与中国这样庞大经济体的合作，其模式及定位正发生根本变化，由以前的投资者、合作者角色，转为服务者角色。因为中国这样一个庞大、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在国际化、市场化进程中，需要商贸服务业的支持，以及在拓展国际市场方面的协助，香港作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金融贸易中心，可在资金、人才、资讯、市场、物流、法律、会计等方面提供服务，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而香港经济也可以在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中，得到自身的发展。香港特区政府和工商界要认清自己未来的定位，在两地经济融合及互动的新进程中，真正做好“服务者”的角色，与内地工商界及民营企业携手合作，把中国和香港经济高度结合，推展上新台阶。

　　也可以去看看 ＜香港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