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社会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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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完整与客观：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走向——21世纪中国近代史

纵观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发展进步，与此前相比已属相当迅速。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展，在整个历史学科中又是非常突出的。虽然如此，近代史学界不少学者仍多有不满足之处，希望近代史研究在今后发展更快，取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学者们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见解．以下是笔者的几点浅见。

1．．在诸多研究领域热烈争论的“繁荣”局面难以再现，建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成为基本总体目标。

在刚刚过去数年的世纪交替之际，史学界不少学者曾经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领域，总结反思上个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成绩与不足，探寻和展望新世纪历史学的发展新趋向。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学术见解。《历史研究》作为中国最有影响的专业史学杂志，曾发表过多篇对各种专题百余年研究的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评述文章．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历史学专业学术刊物也有意识地组织和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常常集中刊发一组相关论文，以期引起海内外史学界关注。以此为主题的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研讨会，同样召开过多次。应该说这一工作是颇有意义的，但其对中国历史学在新世纪发展的作用与影响尚需较长时间才能加以判断。

在此前后，还常常听到一些史学刊物的编辑们感叹于80年代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许多领域近乎于轰轰烈烈的讨论，无论是在学术刊物上登载的论文，还是在相关学术研讨会的讨论中，一些完全对立的观点甚至有过相当激烈但又十分友好的学术争论，呈现出十分热烈的史学繁荣场面。当时，大多数史学杂志的来稿数量都比较可观，当时的编辑们也不愁稿源不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史学研究则似乎显得相对沉寂，甚至到处出现“史学危机”的感慨。不少史学杂志的编辑感到稿源不足，特别是比较满意的高质量论文较少，显得十分沉闷，因而希望研究者能够寻找到新的争论点，相互进行讨论和争鸣，使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再次出现新的“繁荣”景象①。

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应该如何发展?实际上也是近代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在理论、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颇具参考价值。拙意以为，要想再现80年代那种在中国近代史许多领域出现热烈争论的景观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种情况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文革”之后的特殊年代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而类似的特殊年代恐怕在今后不可能再出现了②。此外，笔者还认为，无论提出何种理论与方法，也无论在其他各个方面做出何种具体努力，走向更加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应该是2l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总体目标，甚至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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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近代史学科在内的史学界，在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应该说较诸80年代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从学风方面对一些研究成果的批评已是相当尖锐。这一方面表明学者之间不再只是对相互的成果进行颂扬，也敢于进行较为激烈的批评，史学界的学术评价机制有了较大的改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史学界出现了不正常的学风，粗制滥造甚至抄袭剽窃的所谓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另外，有些批评与反批评后来演变成了相互之间的人身攻击，而不是正常的学术讨论，这也无益于史学研究的发展。
② 这里并不是说中国近代史学界今后不可能在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出现学术讨论和争鸣，而是说明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在如此之多的重要领域有众多学者参与的争论。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争鸣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也是史学研究得以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努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到现在可谓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个别学者对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甚至包括改革开放之后的近20年)持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未免过于偏激。然而也应该承认，迄至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已经建构了一个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甚至可以说离这一目标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何谓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对此问题要予以全面的详细回答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阐述，但考其最基本的要义，可作以下概括：所谓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无非是通过对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许多过去认为无关大局的小问题(实际上也未免就是小问题)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忽略或是放弃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而所谓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则是研究者要重视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尽量避免各种主观意识或是其他因素的影响，对各种历史人物、事件和社会现象给予客观的论述，从而展示出一个真正完整和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从另一角度而言，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也可谓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行全景式和全方位的研究，既关注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考察，也重视微观的、具体的、实证的分析，真正展示出近代史多面向、多维度的客观真实。①

过去，由于受各个方面种种原因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注更多的是所谓正面主流人物与事件，很多领域的问题或者是不在研究视野之内，或者只是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由此留下了不少历史空白，这当然称不上是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即使是对那些普遍受到重视而研究较多的问题，也因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研究者并不是以客观的研究态度得出合乎历史原貌的客观结论。近10余年来，随着社会史、心态史等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复苏与兴起，以及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这种状况与过去相比已有所改善，但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点和不甚客观的评价及结论至今仍然较为明显，需要近代史研究者继续进行艰苦的努力。

2．努力发掘新史料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历史学不同于其他许多人文社会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充足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者而言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虽然已是老调重弹，但在今日仍然有置于史学研究的首位加以强调的必要．因为史料挖掘的不深入和不细致，在现今依然是导致近代史研究不完整和不客观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由于当今职称评定、学术管理制度以及科研工作量的年年考评等多方面的弊端，助长了学风浮躁的短期行为，使得研究者往往追求尽快出成果，不愿意花费较长时间去挖掘史料。特别令人担忧的是，老一辈史学研究者那种“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优良严谨学风，在新时期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甚至相反还被某些人讥讽为一种迂腐的行为。如果这种现象持续蔓延和发展，对于近代史研究来说无疑将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对新一代青年研究者的成长相当不利。这也正是笔者仍然呼吁重视史料挖掘的原因所在。

从正面的经验看，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促使近代史研究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前提条件。

首先，中国近代史许多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研究空白点的填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源于新史料的挖掘，特别是系统的档案文献的发掘，常常能够推动相关新领域研究的兴盛，从而逐渐弥补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例如商会这一重要的新式商人社团，自清末产生后即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团体，多年来却一直没有引起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几乎没有什么研究成果问世，这称得上是近代史研究发展不完整的一个非常突出的具体反映。事实上，天津、苏州等地的档案馆一直完整地保存了所在商会从清末至1949年的大量档案，如果加以整理、出版和利用，即完全有条件对商会开展深入研究。但是，由于很少有研究者去档案馆发掘和利用这些档案，商会研究也就一直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空白点。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章开沅等著名学者四处大力呼吁整理出版商会档案，加强对商会的研究，并组织研究人员参与其事，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也有学者开始重视商会档案的发掘。几年后，随着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陆续出版，一批论文和专著相继问世，商会研究很快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受到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一个新领域，也使我们能够切实了解近代中国工商业者组织形态的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不仅如此，商会档案的发掘还带动了除商会之外的其他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包括商团(商人的新型准军事组织)、商办地方自治社团、商办教育社团、商办消防社团等，甚至还包括清末的农会也都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内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绅商的成果，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会档案的发掘。通过商会研究的不断深入，一部分学者又借此进一步考察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各自发展变化与新型互动关系，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等新课题，也取得了值得重视的成果。仅仅这一事例就足以告诉我们，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改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完整的缺陷具有多么重要的影响。

其次，新史料的挖掘也是使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更加客观的重要条件。以往的近代史研究中之所以存在一些不尽客观的结论，除了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缺陷之外，史料挖掘不充分应该说也是原因之一。即使是史学界研究已久、成果颇多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样存在着类似需要改进的情况。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从老一辈学者开始即进行了探讨，后来又有不少学者曾专心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能说不丰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已达到了完全客观的程度．如果在各方面相关史料的挖掘上花较长时间下一番苦功夫，仍可发现已往研究中与史实不相符的一些结沦，并加以纠正。茅海建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的再研究》(北京，三联书店)，曾引起海内外许多近代史学者的普遍重视与好评。该著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作者在多年的扎实研究过程中，沉下心来在史料方面尽可能进行了新的发掘，从而能够利用这些新史料对有关鸦片战争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传统结论予以纠正，使近代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走向更加客观。林启彦与朱益宜二入主编的2003年出版的《鸦片战争的再认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书，也是通过发掘新史料，对鸦片战争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再探讨。该书实际是多名学者撰写的一部论文汇集，其中由王尔敏撰写的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对外洋的商贸形制》，进一步论证了清代自乾隆以后的对外通商并非“一口贸易”，而是许多港口对外开放，所谓“闭关自守”的结论是对史料的误解。林启彦、林锦源合写的第五章《论中英两国政府处理林维喜事件的手法与态度》，也是利用当时的大量奏稿、信函及日记，并对中外相关档案文献进行细致的考订，说明过往有关林维喜事件的指述，颇多误导和失实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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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学者曾提出“走向‘总体史’的新史学”这一见解，认为“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新史学的根本范式。”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其所论之“总体史”虽然是侧重从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领域而言，但在某种意义上与本文所强调的“完整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走向有许多相通之处。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另一个较早就受到普遍重视，而且成果也甚多的课题。但是，近代史学界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同样存在相似的情况。一般人往往认为戊戌变法是研究太多太久的老课题，难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取得新的进展。其实只需要在史料挖掘方面真正肯下死功夫，即有可能获得某些突破，包括纠正过去一些不客观的结论。例如茅海建在出版上述有关鸦片战争的专著之后，又耗费多年时间潜心研读和考析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大量档案文献，在坐了数年的冷板凳之后，就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等问题，撰写了长达14万字的长篇论文，已接连在2002年第4期和第5期的《近代史研究》杂志发表其中的两个部分。该文纠正了不少以往的不实之论，也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了补证和修正，受到近代史学界好评。

这些事例都说明，要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接近于完整和客观，必须在史料挖掘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然而，像茅海建这样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却并不是很普遍。现在，绝大多数高等学校都是实施以考核教师每年教学工作量和科研成果的多少作为发放津贴的制度，包括国家和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一般也规定承担者三年之内必须结项，并且还要有所谓阶段性研究成果应付中期检查。这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使得史学研究者不可能在几年内精心致力于史料的挖掘而不出成果，也不是鼓励研究者出学术精品，而是在客观结果上助长了短期研究行为和学风的浮躁。

3．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改进研究方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促使中国近代史研究更加完整与客观的必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已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过去主要以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为主线的单一研究模式，不仅中国近代社会史、中国近代城市史和中国早期现代化(近代化)研究日益兴盛，而且在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史、思想文化史、教育史、法律史等方面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填补了许多研究空白，这是近20余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的具体表现。①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拓宽视野，将现有的近代史研究成果置于广阔而丰富的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观察对照，又会发现即使是这些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也远未达到涉及近代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程度，仍有许多重要问题没有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而继续成为空白。例如近代社会史研究近些年日益受到众多学者的重视，也取得了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但同时又还有不少问题尚未论及。仍以作者较为熟悉的近代社团为例，自清末民初之后，随着近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迁。除了商会之外还先后诞生了其他为数众多的新型社会团体，包括经济、文化、教育、学术、慈善、公益、风俗、自治、法律及诸多行业的同业公会等各类民间社团。这些社团在各自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理应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然而迄今为止史学界的研究却主要只是侧重于商会，对清末学生及知识界社团的研究仅有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及活动》(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出版，台湾学者吕芳上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从学生运动的角度论及1919年至1929年的学生团体；对近代政治社团的研究现也只有台湾学者张玉法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和《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二书问世，对近代众多同业公会的研究则刚刚开始起步，而对其他众多各类社团的研究却仍然付诸阙如，这显然是研究视野不够宽广所致。以上只是就近代社团研究的情况举例说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要走向完整必须有赖于研究视野的进一步拓宽。实际上，类似的情况绝不仅仅在近代社团研究领域中存在，其他许多研究领域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同的现象。

这里还想稍费笔墨，附带谈谈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后备队伍亦即研究生的培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直接关系到今后中国近代史研究能否走向完整与客观的发展，应该引起近代史学界的重视。近年来，中国高校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博士点和硕士点增加不少。平心而论，有些博士点的师资力量及研究条件并不令人满意。加上研究生的招生又连年扩招，博士生和硕士生越来越多。一些近代史学者常常私下议论，在中国近代史研究起点甚高的情况下，现在研究生数量剧增，已呈批量生产之势，如何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并保证其学术水准，不仅对研究生而且对指导教师也是一个难题，由此导致学位论文的水平出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对近代史年青研究队伍的成长颇为不利，也直接影响到今后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如果再不拓宽视野，今后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将更加困难，然而一旦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新的研究课题比比皆是．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是，一方面研究生和指导教师为确定学位论文的选题而犯难，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研究空白尚待填补，并非是近代史研究已发展到无题可选的程度，而是我们的研究视野仍较为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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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详请参阅拙文《在开拓创新中发展——近20年来中国近代史新领域、新课题研究述评》，载《史学月刊》1998年第6期。

在扩大研究视野方面，国内近代史学界值得参考借鉴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学者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不少中国学者没有注意的一些研究课题，往往是国外学者率先开展研究，并先期取得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前述商会研究，即是日本学者先于中国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最早发表了几篇论述清末商会的专题论文①。美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也有比较宽阔的视野，其研究成果在海内外普遍受到关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也不无启迪意义。例如罗威廉对晚清汉口商业发展、商人组织演变以及公共领域的考察，黄宗智对近代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探讨以及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一些规范性认识的质疑，都曾引起国内外近代史研究者的重视和讨论。近年来，彭慕兰对明清以降中国江南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发展模式的研究，以及与黄宗智就有关问题进行的学术争论，也相当引入瞩目和发人深思。虽然中国学者应该注重自己具有本土特色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不能盲目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走，但同时也要善于借鉴外国学者有益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

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各方面史料进行客观详实的分析考订之后得出中肯的结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与公正的另一重要因素。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对近代史上的所谓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往往是溢美拔高，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则常常是苛责贬低，这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对辛亥革命前的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改革，当年的革命党人出于动员广大爱国志士起来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尽其所能全力揭露批判清朝的反动与腐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当年的革命党人对清政府及其从事的“新政”予以客观的评价。但是，作为现今的历史研究者在看待清政府及其改革时，却不能简单沿用“洋人的朝廷”这种当年革命党人的结论，未做细致的实证研究和专题考察，即将“新政”斥为假改革，视之为清朝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之举，全盘予以否定。众所周知，研究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不能不同时涉及国民党与共产党这两大政党。而在过去的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研究中，应该说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台湾学者，由于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不客观的现象。大陆学者的研究是以共产党为主线，即使是考察共产党十分弱小而依靠国民党发展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也都是强调共产党的作用，对国民党的影响与作用较少论及，而以批评居多；与此完全相反，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是以国民党为主轴，充分肯定国民党的历史作用，对共产党的积极作用极少提及，在论述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纠纷时，基本上也都是站在国民党一边批评和指责共产党。显而易见，党派意识长期有意无意地贯穿于海峡两岸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之中，而要想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自然会因此受到束缚。记得数年前一位中国大陆学者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进行有关国共两党关系的演讲后回答提问时，曾说明其研究考察相关问题所持的研究态度，是力图超越党派歧见，纯以学者的眼光尽量做出客观的分析与评论．毋庸讳言，能够公开表示要超越党派意识的束缚，对近代国共两党的历史以及两党之间的关系进行客观的考察研究，在目前的形势下应该说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而在研究过程和成果中真正体现这种意境者更属少见。需要强调的是，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尽量使学者能够不受包括政治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专心从事研究工作，也是保证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客观公正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改革开放之后，上述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和不全面的情况已有明显改变，不少学者对清末“新政”改革的研究已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取得了许多与以往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成果。另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国民党的历史以及国共两党关系史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细致，并陆续有学术水准颇高且比较客观公正的成果发表，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朝着完整与客观方向发展的一种可喜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变过去某些不客观的偏颇现象时，却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非客观的趋向。其主要表现即是一反过去对正面人物和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溢美拔高以及对反面人物及其从事的活动苛责贬低，转变成为着重批评和否定正面历史人物，对过去认定的反面历史人物则多予以颂扬，对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匡动乃至辛亥革命的积极作用也都予以否定。这里并不是说对正面人物和革命运动不能批评，对反面人物也不能有所肯定，如果论据充分，言之在理，应该说也是为扭转以往近代史研究中不客观和不科学的状况而作出的贡献②。然而，这样的研究成果虽说也有一些，但相比较而言却并不多见。有许多所谓新成果得出的新结论，实际上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等方面并没有提出真正能够令人信服的论据，有些甚至脱离近代中国的客观社会情境，只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主观判断，想当然地推论出某种新结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有故意标新立异之嫌。类似的现象目前虽然并没有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流，但却值得引起警觉。如果不加注意，则有可能使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过去在某些方面不客观的状况又演变成为一种新的不客观趋向。因为尽管国人在历史上即有不偏不倚崇尚中庸之道的传统，后世之人也常言看待人物和事物应该一分为二，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引发严重后果的事例却又屡见不鲜。不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努力克服这种片面和偏颇的趋向，中国近代史研究就很难顺利地向完整和客观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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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曾田三郎：《商会的成立》，(日)《历史学研究》》422号，1975年；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历史学研究》481号；《清末商会与中国资产阶级》，(日)《历史学研究》别册号，1976年。
② 其实将近代中国纷繁复杂、新旧杂陈这种转型过渡时期的历史人物以所谓“正面”和“反面”，或者是以“维新”和“守旧”来进行定性，本身即是一种简单而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为“正”和“反”、“新”与“旧”都是相对的，而且并非十分清晰的截然两分，常常在一个人身上是正与反和新与旧均兼而有之。这里为行文之便仍暂且沿用之。

最后应该指出，建构全面与客观的中国近代史，并不是几年或几十年内即可达到的目标，而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长期的目标。历史学研究者的理想境界当然是要争取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但同时也要遵循最基本的操守和原则，首先是尽最大的努力将丰富多彩的历史完整而真实地展现出来，而不是仅仅向人们描述一个片面的不客观的历史。笔者虽然忝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者已多年，而且也有一些论著问世，甚至其中有的还受到海内外同行的关注，但自感理论分析的素养与综合概括的能力之不足，不敢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发展之类的宏观问题发表看法。所以，在世纪之交史学界同仁纷纷就新世纪中国历史学走向发表高见时，笔者主要只是从中学习，基本上没有写过类似的文字。现在之所以写这篇短文，一是由于杂志编辑约稿，二是在阅读相关的文章后觉得还有点自己的话可讲。当然，这些话绝不是什么对相关问题的总结与结论，而纯属个人并不成熟的一孔之见，有些恐怕还是老调，但也有重弹之必要，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写出来供同行专家学者参考和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