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密斯的《国富论》中唯一提到的一个中国人(好像也是唯一一个亚洲人)是谁?

2024-11-23 07: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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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1:

  国富论里对于中国只有三段话,其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中国人
  之一:

  一国四周,如果都是游牧的未开化人和贫穷的野蛮人,那末,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无疑可使国家致富,但要由国外贸易致富,就绝不可能了。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据说,古代埃及人,极不注意国外贸易;大家知道,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与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

  马可波罗在欧洲人中,是第一个到过中国和东印度的,至少,把当地情况描写下来的,他是第一个。

  —第七章 论殖民地 第一节论建立新殖民地的动机

  之二:

  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度,对于租借人又有充分保证。中国历滚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肢让余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之三:

  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末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他们自己。

  —第九章 论重农主义即政治经济学中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

  另外:你问的该不会是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提到的中国人吧?
  那个是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他于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30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 著有《王侍郎奏议》11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
  王茂荫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上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至1854年,他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滑唯稳定、遏制通货澎胀有一定的作用。针对当时朝廷权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传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华)写进《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当这部资料汇编被翻译成德文,并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时,书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馆中国著述集》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通过这个德文译本受到了博学的马克思的注意。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时人对王茂荫评价很高,说他“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至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阮陵吴大廷序》)。朝廷谕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成书在王茂荫去世后不久的张之洞的《劝学篇》,几乎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士子必读手册,影响极大、传布极广,“不胫而遍于海内”。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