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是各有自己文化体系和成熟技法的两大画种。其不同特点,傅抱石曾在《中国绘画之精神》中概括出八个方面,其中最主要之点即:西洋画是写实的,中国画是写意的;画洋画是动的、热的,中国画是静的、冷的;西洋画是科学的,中国画是哲学的、文学的;西洋画是说明的,中国画是含蓄的;西洋画是客观的,中国画是主观的。这些差异,归根结底就是文化体系的差异,既不能归咎于画家个人的思想风格,更不能视为只是材料、技法的不同。中国画与西方绘声绘色画不仅都有各自的文化体系,而且都是各自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和具体体现。技法可以互相借鉴,体系就很难超越了。
关于东西方的文化体系,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曾经指出:“有史以来,人类逐步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圈,即古希腊、罗马到近代欧美的文化圈;古希伯来到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圈;印度文化圈;中国文化圈。第一个文化圈构成了西方文化体系,第二、三、四个文化圈构成了东方大文化体系“。中国则是东方文化体系的突出代表。这两种文化体系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哲学系统,而且从古至今都有各自的传承关系,就如同两个连绵不断的链条,各自环环相扣、生生不息。由此而形成的中西方文化艺术,必然具有各自的独特性,而惟有其独特性才有价值。这种独特性虽不应、也不能互相取代,但却完全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勾通。在世界艺术的百花园中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又是互相勾通、取长补短,是今后中西方绘声绘色画在艺术发展的长河中各创高峰、共造辉煌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一、西方文化体系和西方绘画的特点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和哲学传统,总的讲,是以人与自然的对立,即天人相分的观念为特征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神临自然、宗教的权力至高无上,就是人驾驭自然、征服自然。两者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却同样是天人对立,天人相分。在古希腊的人文思想中,人生的最终目标就是认识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获得人生的幸福。从这个心理基础出发,西方自伽利略以来四百年中,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对客观物质世界总是一分为二,越分越细,原子、中子、介子、质子、微粒子等等,现在已经分到层子(夸克)。可以说西方人看了中国戏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话不直说,到处做比喻,累不累,甚至认为东方人的谦虚客套是虚伪、口是心非。可以说这是东西方人思想性格的差异,也是审美习惯的差异。
西方绘画艺术概括的讲有两大派:
一是写实派或称具象派,认识和把握自然的方式是纯客观的,始终贯穿着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画家观察研究自然的主法主要是对景写生,要求对象、光源、环境、视点四固定,即创作时对客观景物的位置、视点只能选择,而绝不能在画面上随便移动,以求严格按照物理、光学原理、科学准确的再现三维空间的客观世界,并把运用和体现透视、解剖、光彩原理的准确程度当做衡量艺术质量的重要尺度。所以画家的功夫都用在眼睛所能看到的物体和光影上面,不允许增加任何个人的意念和想像。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可心借助望远镜离开地球看宏观世界,也可以使用显微镜看微观世界。所以随之又出现了表现X光、红外光谱、光速、激光照明效果等用肉眼看不到的内容和画派,意在进一步从画面上体现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
二是抽象派。西方艺术贯走极端,艺术家们在对具象写实感到厌倦以后,从印象派开始,仅在十、古十年内,有些人就说从具象这个极端急剧地转到抽象的别一极端。抽象派与严格地再现客观物象的写实派正好相反,创作方法是,使自然特象变形,追求抽象的装饰趣和视觉效果,或用光色和几何形态的抽象组合形式表现个人主观的思想体验甚至是潜意识、下意识及种种稳秘的心理。随着夸张变形的创作方法越来越走向极端,有人甚至干脆丢掉画笔搞起了装置艺术、行为艺术。某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标榜的“前卫”,实际是远离现实、逆反一切传统文化、道德观念,越来越趋向病态的自我表现,给正常的艺术发展造成重大干扰、破坏。也必然难以引起观者的共鸣,无法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二、中国文化体系和中国绘画的特点
中国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是综合的、强调普遍联系的“天人合一”。认为世界是天、地、人三方面的合谐统一,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天乃一大天,人乃一小天,宇宙的根本与人的心性息息相通。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哲学儒、道、佛思想的主要基调。基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特别强调顺应自然,个人的小我必须融入民族的大我,要求“无我”、“忘我”,温、良、恭、俭、让、遵循至中、至正、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孔子还强调:“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让人处处诚惶诚、彻底放弃自己独立的个性。东西方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不仅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处事原则,而且还必然导致绘画审美的差异。
中国绘画艺术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在中华民族朴素哲学儒、道、佛“天人合一”观念综合作用下孕育出来的。“天人合一”反映在绘画上就是认为人与自然、精神和物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统一。所以艺术的最高层次不是站在客观之处去把握它的特点规律,而是尽可能融入客体之内去理解、体会,使主、客体融合统一、物我两忘。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画历来不以再现自然、悦人眼目为目的,而是重在“立意”,使作品成为画家修养、个性、情绪的载体。所以中国画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并不仅都当做是有生命的,而且还赋予人格的魅力,使人情、物情相融。如对花乌虫鱼,是通过把握其神态特征、生机意蕴,让人们与之产生喜怒误用乐的情感共鸣;天地山河,本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说无生命却有生命,有人比拟:“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人物,则更是重在表现其心灵和情怀。
此外,中国画也讲夸张、变形,并不要求过细的、逼真的刻画。对画面的处理,可以夸张取舍由人,以想像的真实替代视觉的真实,墨色的浓淡虚实,也可物理服从画理,绝不刻意探求光影、色相的再现。但这种夸张变形是建立在写实基础上的,既要大胆、又要适度,它的造形特点是与物象若即叵离、似与不似之间,绝对不能随意扭曲。总之,中国画既不是具象的,也不同抽象的,而是“意象”的,“意”是主体情思,“象”是客观对象。“意象”即客观形态特征和主观精神、情趣的和谐统一,也即艺术上的情景交融和哲学上的天人合一。中国绘画理论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哲学上有天人合一思想,而且一直建立在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观点之中,中国画的“意象”本身,既有抽象的基因也有具象的基因,但是不走极端。正如中国的诗词,既要有生动的形象,又要有含蓄的手法,绝对的抽象或直白不能成为艺术。中国画的“意象”造型就是诗词的形象生动和手法含蓄在绘画上的具体运用。因此,中国画绝对不存在如西方绘画那样只瓜映纯客观或纯主观作品的土壤,绝对写实或绝对抽象的作品在中国虽也可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