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林语堂《苏东坡传》读后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匆匆匆忙忙写这篇贴子的由来，还是读了野草花转贴的那篇超级驴子的缘故。我读书爱较真，看到那篇文章的作者写东坡先生的那一段有些地方与史实不符，只怕草花因此被误导，倒不是想趁机卖弄自己多有学识。所有的感谢都应该献给《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先生。

我们先根据年表看看苏东坡的仕途起伏(抄自林语堂著《苏东坡传》):

一0五七年 与弟弟子由同榜中进士
一0六一年 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副太守）
一0六四年，入京任职史馆（中间因父亡守丧两年三个月），负责修撰史书
一0七一年一至六月，任告院开封府推官
同年十一月，任杭州通判
一0七四年，任密州太守
一0七七年，任徐州太守
一0七九年，任湖州太守

一0七九年八月至十二月，受弹劾入狱
一0八0年，贬任黄州团练副使
一0八五年六月至十月，重蒙起用，任登州太守
同年十二月，回京任中书舍人
一0八六年，以翰林学士知制诰（拟制诏书）
一0八九年，任杭州太守
一0九一年一至八月，任吏部尚书
同年八月至次年三月，任颖州太守
一0九二年三至八月，任扬州太守
同年九至十月，任兵部尚书
十一月至次年八月，任礼部尚书
一0九三年，任定州太守
一0九四年，贬任英州太守，南行途中，三次降级，改派惠州充建昌军司马。
一0九七年，贬往海南，谪居儋州
一一0一年，徽宗即位，太后摄政，苏轼蒙赦北返
一一0一年七月二十八日，于常州病逝，享年六十四岁。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本是是想草草读完草草了事，可不想自己被苏东坡命运多舛的一生所深深震撼，对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无可比拟的才华。一说起苏东坡，就不能不提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诗才。他的诗，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豪迈，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深情款款，有“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的清新雅致，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人生哲思……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透过东坡，我触碰到中国文人飘忽的衣袂，聆听到中国文化舒缓的脉动。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乐观豁达的性格。“成也其诗，败也其诗”用在东坡身上再恰当不过了。“乌台诗案”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往往是被人嫉妒的，要不是苏东坡太有才华，锋芒太露，原来与之为友的同道们也不会转而排挤他，他也不会落的几度外放他乡的下常好在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他没有郁郁寡欢，而是随遇而安，创作才情与此同时也越发充沛。在密州，他写出了公认为最好的中秋词《水调歌》，那动人的词句和凄美的意境至今长盛不衰。而在他晚年身处的岭南蛮荒之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也正是苏东坡明朗豁达心境的写照。

我敬仰苏东坡，因为他的浩然之气。当王安石变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弊端，苏东坡等人立刻提出反对，苏东坡利用他最擅长的武器——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其中包括他自己的政治哲学，也表示其个人之气质与风格，其机智学问与大无畏精神，都显然可见。随后苏东坡反对变法失败被贬至杭州，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做到宠辱不惊。“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苏东坡这一豪气干云的惊世骇俗之语昭告世人：一个人只要具备了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就能超凡脱俗，刚直不阿，坦然自适，在任何境遇中，都能处之泰然，享受使人感到无穷快意的千里雄风!

诚如林语堂所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苏东坡的浩然之气，也将如他的诗词一样永留千古!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眩

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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