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东坡传>>有感

　　读《苏东坡传》有感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

　　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人的一生究竟怎样度过才为好呢？
在我看来：苏轼的一生是最为畅快惬意的，如一坛美酒，馥郁香醇。换言之：只要我们拥有苏轼般的性情，一生便可怡人自醉。
苏轼，一位大文豪、一位忠诤之臣、一位黎明之友。诗书画俱佳的他，人格中所体现的进取、正直、宽容 、旷达的精神闪耀于中国历史。他是一个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
东坡的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颠沛流离。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使他在坎坷曲折中藐视风雨，风流一世。可他这一生却几乎都是在围攻中生存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身边人，罗织罪名、深文周纳、检举揭发、告密陷害。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他那过于出众的横溢才华，酿造了身后的苦涩吧。
我有想起苏辙说过的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能聚集所有光芒，让周围的一切人、一切事暗淡无光，能让同代文人深感自卑，从而使他们内心深处嫉妒的种子萌发。
在乌台诗案中，这一切更加显现地淋漓尽致。
朝群中大大小小的文官硬说东坡在许多诗中表露了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和布不敬。他们对东坡的指控，有许多是无中生有，歪曲诬陷的。这令宋神宗焦虑不安，烦躁不已，不知该不该判他的罪。这时，闲居在家的王安石也给皇帝写了封信，说：“岂有圣世而杀才者乎？”王安石的话，神宗还是挺重视的，他的心中有了决断。后来，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也为苏轼说情，面对各方的呼吁和请求，神宗皇帝内心有了决断。过了不久，苏轼的案子终于判下来了。令那些小人们失望的是，圣谕只把东坡贬至了黄州。
乌台的暗流使东坡褪尽了昔日的荣耀，颠沛流离取代了曾经风光霁月。信而被疑，忠而被谤，这样的挫折他始料未及，这样的遭遇注定坎坷。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能驾一叶扁舟，出没于汹涌波涛而应对自如。在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之际，他更以自己旷达、豪迈的性情去压制内心深处无法言喻的感伤。他豁然开朗，终于悟出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哲理。霎时，他的内心一片澄明。所有的不幸与困苦，都在这旷达的胸中渺小得如同一缕游丝，一缕轻尘。凡人不懂他，可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懂了。在这场与邪恶的斗争中，东坡取得了心灵上的胜利。于是，他远离了喧嚣，回归于清纯空灵；他习惯了淡泊，才情更加俊逸洒脱；他明白了如何应对困难，才能真正做到宠辱不惊。
于是，他寄情于优美的诗文，沉淀出不朽的艺术。
于是，一个响彻千古的名字——苏东坡被人们铭记。
他是伟人，可伟人的光彩并不是一座冷冰冰的标榜功勋的牌坊，伟大也不仅仅体现在功绩的辉煌中，而且体现在一种丰满而富于韵味的人性中。苏轼，他是一位豪放的词人，一位大诗人，一位散文家，一位大书法家，一位创新的画家。他也是一位思想家，一位政治家，一位史学家，一个厚道的判官，一位人道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工程师，一个美食主义者，一位瑜伽修行者，一个爱酒好茶的人。他就是他，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林语堂

原来既已听闻苏东坡大名，如雷贯耳，万分佩服，尤其他那一阙《大江东去》、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以及其余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等等等等，不尽于牍，皆令我为之折服而赞不绝口。他为北宋豪放派词人乃是当之无愧，开创出宋词另一番天地。
阅毕此书，方知东坡其余的光辉点如天际之星，亦熠熠闪光，如爱民、敬友、忠妻，不一而足，他在杭州任太守期间，曾数次不厌其烦上书朝廷“莫专以救济百姓为法，而要未雨绸缪的做好防饥备馑工作”（见第二十二章）。苏轼毕生朋友满天下，且几乎各行各业皆有：道士、僧人、朝廷命官、边城微吏、平民百姓、青楼妓女、书法家画家、诗人词人，举之不尽，列之不穷，就连后来他的敌人章CHUN（竖心旁加“享”），东坡也不计前嫌的宽容他的罪行（见第二十八章），至于其元配夫人王弗，苏轼在她早年亡故后，作了流放百世、脍炙人口的《江城子》，其后娶王闺之以续弦，夫妇两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一直到后来还是在王闺之的大力操办下苏东坡从纳了后来一直追随他至死的小妾朝云。可见三个女人对苏东坡一生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还有一个女人——元佑年间的太后，在其摄政期间（1085.3～1093.8）极力支持苏轼，擢其高官，使苏轼得以大力宣扬其政治思想。然太后逝世后，他失势极惨，被四处流放，甚至到过海南，最后遇赦勉强才回到中原，死于常州。
无疑的，苏轼的一生是光辉璀璨的，他的人生旅程和他的诗作书画一样是值得我们后人细细体味的。无论是作为一名大宋帝国的臣子，还是一位举世闻名的才子，他都当之无愧的在华夏大地的群英中占据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林语堂这本书尽管融入了他自己对于苏东坡的看法，但我想，正如他的那句"思想的快乐才是万古不朽的"正是我们对于苏东坡这位千年才子的贴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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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

是林语堂的那本吗？写的还可以，但是有失公允，尤其是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描写和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