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王昶传翻译

王昶，字文舒，太原晋阳人。少年时与同郡的王陵在当地很有名气。王陵年纪大点，王昶把他当兄长看待。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前，王昶为太子文学，迁中庶子。曹丕即位以后，王昶升任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当时洛阳树木成林，王昶以他的勤劳为百姓做了表率，开垦了很多荒地。后任兖州刺史。魏明帝曹睿即位，加封扬烈将军，赐关内侯爵。王昶虽然在外地作官，可一心关心朝廷政治。他认为曹魏很多弊端承秦汉而来，法制苛刻而又琐碎，很少修改国家大典以正先王的风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希望政治开明，国家强盛，是不可能的。于是撰著《治论》，依照古代制度，取其可供今天借鉴的有关条项，写了二十多篇。又著《兵书》十几篇，探讨奇正交用的战术，青龙年间上奏朝廷。
他为兄弟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取名字，都依据谦虚和诚实，用以显示他的志趣。所以他兄弟的孩子，王默字处静，王沈字处道，自己的孩子一个叫王浑，字玄冲，一个叫王深，字道冲。
他又写信劝戒他们说：作为晚辈，最重要的是有实际本领，有高尚情操，让父母脸上有光。实际本领、高尚情操、父母荣光这三件事谁都能明白其中的价值，可还是有人身败名裂，殃及家庭，致使全家覆灭，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传统不是正道。讲究孝敬仁义，这是诸事中最重要的。依照它来立身行事，这是一生的根本所在。讲究孝敬，宗族内部才相安无事，讲究仁义，邻里之间才会相互尊重。这样做，修身养性就是不错了，名声自然会传到外边去。人如果不注意品行修养，舍本求末，崇尚虚浮奢华，以至结党营私，那么就会让人觉得虚伪，甚至酿成隐患。不要崇尚浮华，不要结党营私，其中的道理，显而易见，但是仍有很多人重蹈复辙，追求浮华，这都是因为名利观念在作祟。当然，富贵声名，谁不愿意拥有呢？但是君子却可以得到而不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恶不由正道求取名利。人生最大的祸患是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追求情欲，而不知满足，所以才会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常言道：“如果不知足，得到的也会失去。”所以人要知足，就会满足。纵览古今成败吉凶，那些追名逐利，欲壑难填的人，没有谁能保持家世不衰，自己不毁灭的。我希望你们做人要严谨，遵从儒家的教义，信奉道家的言论，所以给你们起名叫玄默冲虚，要让你们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刻不忘它们的含义，不要违背。古代时，盘子上有铭文，几杖上有诫文，为的是低头抬头都能看见它们，用来节制自己。更何况是自己的名字，难道不该随时劝诫自己吗？一般来说，事物成长的快，其消亡的也快；其生长的慢，就会有好的结果。清晨开花的草，到晚上就该零落了；而松柏青翠，严冬不衰枯。因此真正的君子不愿自己速成，而望大器晚成。像范睺看不起秦客而武子用杖击范，折断他的委鮹，那是因为武子厌恶范睺看不起人。人有点善意，很少有不自讠夸的，有点能耐的很少有不自傲的。自讠夸就会看不起人，自傲就会盛气凌人。看不起人的人，人们也看不起他；盛气凌人的人，人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所以晋国杀死三郤而百姓毫不同情；王叔与人争权夺利，为周朝罪人。这不正是他们以为自己比别人强，自讠夸自傲，苦果自尝吗？所以君子不自夸，不是为了谦让，而是讨厌处处显示胜过别人。能屈才能伸，能让才叫德，示弱才是真强，如果这样，才会万事遂心。毁坏别人声誉，是坏事的根源，是招致灾难的开端，因此圣人特别谨慎。孔子说过：“我对于别人，很少赞誉也很少诋毁。如果有所褒誉也一定要有根据。”又说：“子贡多言爱讥评别人。难道他就够好了吗？我却没有这闲工夫。”像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如此谨慎，更何况像我们这些平凡之人怎么能肆意毁誉别人呢？
从前，伏波将军马援告诫他的侄子说：“听见关于别人的不好的传闻，只当这人是自己的父母，虽然听到了，却不能传出去。”这个告诫真是细心到极点了。别人如果诋毁自己，应当躬身自省。如果自己确有值得别人诋毁的言行，别人的诋毁就是恰当的；如果自己没有什么过错，那么别人的诋毁就纯属乌有。如果人家批评得对，就不要埋怨别人，如果别人批评得不对，又不会危害你自己，何必反唇相讥呢？而且，听见别人诋毁自己就发怒，把恶名再推到别人身上，那么人家就会越发诋毁你；还不如沉默寡言，退而修养自己为好。谚语说：“救人于严寒，不如多加些皮裘；阻止别人的诽谤，不如自己修养道德。”这话是很对的。如果和那些搬弄是非的人，特别是凶狠险毒的人打交道，距离近都危险，更何况和他们当面辨明是非，那就更危险了。那些虚伪的人，言论没有任何根基，不依据道义，行为不遵守自己的言论，其浮浅是很容易识别的。可惜世人多被他们所迷惑，不愿意认真鉴别一下他们的言行。近世的人如济阴魏讽、山阳曹伟都因为倾听邪恶、道德败坏而被处死，他们迷惑世人，扶持奸窃叛逆之人，煽动年轻人作乱。虽然他们被杀，但是他们的恶劣作风，污染世风，影响深远，要谨慎呵！至于那些甘心于山林隐逸的人，像伯夷、叔齐等宁可饿死首阳山；还有像介子推等，宁可烧死在绵山也不愿出仕。虽然他们的言行可以对那贪欲之徒有所警诫，可以导向好的社会风尚，但是真正的圣人是不会像他们这样去做的，我也不愿意你们去效法。你们的先辈，世代作官，崇尚仁义，为人谨慎，讲究孝悌之道，广泛向友人学习。我和同事交往，虽各有不同，但都会从不同的人那儿学到一些东西。颍川郭奕，为人通达、聪敏，有知识。可是他的为人稍微逊色些，轻视富贵，固然可嘉，但也有些过分，如果他得到自以为不错的人，就十分敬重，犹如高山一般敬仰着；如果他不认为是能人的，就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把他们视为小草。我因为和他相知，所以和他来往密切，但不希望你们像他这样做。
北海徐干，不求名誉，不求财富，淡泊处世，追求道德修养。即使他有所褒贬，也都假托古人之口说出，而对当世则从不评论是非。我很敬重他，希望你们能向他学习。东平的刘祯，有出众的才能，真诚有节度且有大志，然而他的性情和行为不太相等，很少有约束和顾忌，得和失足可以正负抵消。我很喜欢他，看重他。但不愿你们追慕他。乐安任嘏，完全遵循古道，内心敏锐，而外表宽厚，谦逊恭让，居处不避开污浊的凹地，平时好像胆怯，却能见义勇为，在朝做官则可以公忘私。我把他视为好友而推重他，愿你们以他为榜样。如果你们能引而伸之，触类而推，你们就可以从我所推举的人物中得到启发了。至于用钱应以家族作为首先考虑的对象，施舍一定要注意周济那些急需的人，出入乡里朝廷一定要慰问老人，议论时不要贬低别人，作官时要尽忠尽节，用人交友一定要诚实，处世一定不要骄傲贪淫。贫贱时万不可自暴自弃，进与退要想到是否合适，凡做事要三思而后行。如果这样做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
青龙四年(236)，皇帝下诏说：“现在准备召纳人才，凡是才智双全，能深谋远虑，料远若近，视昧而察，运筹帷幄，办事谨慎，清正修养，周密、冷静，孜孜不倦，一心为公的人，不论年龄大小，不管出身贵贱，卿校以上各选举一人。”太尉司马懿推举王昶应选。正始年中，王昶在徐州任职，被封为武观亭侯，迁升征南将军，持节都督荆州、豫州诸军事。王昶认为，国家总会有人，但是战争未必总是胜利，地势险峻是不变的，但是守备之势头不能长久不变。而今屯兵宛城，离襄阳三百多里，各军营分散驻屯，船在宣池，有紧急情况，都来不及调动。于是上表请求把当地政府所在地迁到新野，在二州内练习水兵，开垦农田，积蓄粮食。
嘉平初年(249)，太傅司马懿杀死曹爽之后，向大臣询问政治得失。王昶陈述了五条治国方略：第一，崇尚道统，鼓励学业，抑制浮华，修建学校让学生们入学。第二，设立考试制度，考试是个标准。没有一定标准而想衡量曲直是不可能的，没有考试制度而或降或升某人，空论是否有才能，也是没有根基的。第三，让官吏任职的时间长一些，有政绩的升官赐爵。第四，省减官员的实际收入，让他们知道廉洁羞耻，不要和老百姓争利。第五，杜绝奢侈，倡导节俭，使各个官员服饰有别，上下有序。储备粮棉，让人们返朴归真。皇帝下诏褒扬王昶，让王昶修撰百官考试的程序。王昶认为，唐尧、虞舜时代虽然有升、降官吏的公文，但是如何考核官吏的方法未流传下来。周朝的制度虽有冢宰的职位，根据各位官吏的政绩给予赏罚，但是没有如何比较确定的标准。因此，圣主实应明白如何任用贤人，略举任贤黜劣的办法，把这个工作委托给贤达之人，让他统管此事。任用某人，是否贤能，可以知其大概。他的议论，大体就这些。
嘉平二年(250)，王昶又上奏说：“孙权放逐贤良大臣，内部纷争，可以乘机制服吴、蜀。白帝与夷陵之间的地带，黔、巫、秭归、房陵等地都在江北，民众与新城郡多有接触，可以袭取此地。”于是朝廷派新城太守州泰袭取巫、秭、归、房陵，荆州刺史王基逼向夷陵，王昶逼向江陵。在两岸用竹索作桥，渡水袭击敌军。敌人逃到南岸，又开凿七条道路来进攻。王昶让弓箭同时发射，东吴大将施绩在夜里逃进江陵城。王昶派兵追杀数百人。他想把敌人引到平旷的地段，与之交战。于是派五军列队沿大道撤军，以假象蒙骗敌人，同时又派人骑马挑着缴获的战利品在城的四周向敌人显示，以激怒敌人。埋设伏兵，等待袭击敌人。施绩果然派兵追杀大军，王昶出兵与之决战，结果大获全胜。施绩逃跑，他手下大将钟离茂、许旻被杀。缴获敌人的铠甲、旗、鼓、珍宝、武器无数，班师而还。王基、州泰都立下了战功。于是王昶被任命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晋封京陵侯。毋丘俭、文钦反叛，王昶率兵抵抗有功，赐封他的两个儿子为亭侯和关内侯。他被晋升为骠骑将军。诸葛诞反叛，王昶占据夹石，逼近江陵，牵制着施绩、全熙，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诸葛诞被杀后，皇帝下诏说：“从前孙膑辅佐赵国，直逼大梁。西部兵力大举前进，也形成了东征的趋势。”为王昶增邑千户，加上以前所封，共四千七百户，又升至司空，照旧持符节，都督诸军。
王昶最终死于甘露四年(259)，谥号穆侯。他的儿子王浑继承爵位，咸熙年中任越骑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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