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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建成之后,曾在金国和蒙古国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产生了较大影响。元朝定理学为官学,其影响超过了宋代。明承元制,崇奉朱学为正宗,直至明末清初之际王夫之等人对理学展开总批评、建立起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之后,才宣告理学的终结。宋代理学家所建构起来的、以伦理为主体的哲学本体论,将中国文化重伦理的传统精神推到极至,从而对宋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深远而又复杂的影响,冯天瑜在《中国文化史纲》中把这种影响归结为礼治秩序重建、“内圣”经世路线高扬和理想人格的建树 三个方面,现做适当引申于下:
1、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的礼治秩序在经过了魏晋六朝的乱世裂变之后得以重建。理学家们对“礼”重新诠释,使“礼”在以“理”为最高范畴的伦常系统中获得了至关紧要的地位,仁义礼智信成了终古不易的天理,“礼”的权威性和永恒性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已确认。而且,理学家们在哲学意义上确立了“礼”在宇宙大系统中的绝对权威,更对现实社会中的礼仪秩序加以描绘或规范,使之具体化。如二程曰:“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朱熹则曰:“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皆天理也。”理学家们无不在人伦关系中强制注入以“理”为依据的封建纲常伦理。经过理学家“天理化”的人伦关系,变成了一个具有贵贱等差秩序的网络,在重建传统礼治秩序的同时,使之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2、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国古代的经世路线由“外王”事功转为“内圣”修身。将原始儒家“内圣”之学提到空前的本体高度,从而造成中国经世(治世)路线的改变,这是理学的又一深刻影响。在孔子那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是一体的。后来孟子发挥了“内圣”之学,荀子则高扬“外王”之学。此后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都奉行“外王”经世路线,而且事功显赫。但是,统治者也发现,没有人性心灵的修养也不行。在西方,铸造灵魂和限制君权的任务由宗教和神学来完成。在宗法家国宗教占主导地位的中国,这一任务则是由理学家来完成的,即以“内圣”控“外王”,它要求人们不管做什么事,必须先学会修身做人。“内圣”之学对中国文化性格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3、理学的建构使得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得以完善和实现。理学家都行“圣人之教”,以求达到“内圣”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的意蕴大体有三:一是“孔颜乐处”。二是“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是天理与人伦相互沟融的经典概述,展示了中华民族博大而宽广的胸怀。三是浩然正气。宋代理学家建树理想人格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载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见《张载集》),文天祥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由他们所传递下来的社会、历史、道义责任感,闪烁着理想人格的灿烂光辉。
程朱理学是钦定的思想教育课程,属于洗脑必备良药。反者道之动,故宋代书法放旷不羁风格极富个性,可以视为个人对官方思想钳制之反动。
1.书法绘画的形势由重视写意逐渐向现实转变
2.文化上孔子思想逐渐占据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