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革命遗址观后感,1200字 急急急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来临之际，武昌首义广场的建设与起义门的修复等已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武昌起义并不是辛亥年间的第一次起义，广州早在半年前就发生了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中也发生了成都起义，为何独以武昌起义被尊为“辛亥首义”？这也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辛亥首义’是首次举义成功的意思，经过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天瑜教授对此一语以概之。

　　1954年就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85岁的章开沅教授说，广州起义失败了，武昌首义却坚持下来，是因为武汉九省通衢，影响很快遍及全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湖北和武汉的革命党人都是实干家，不管是宣传工作还是组织工作都扎扎实实，把很多清军都争取过来，学堂里面革命的人更多。　　冯天瑜说，“武汉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其中明确称：“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孙中山先生称之为‘首义’，别有深意。”冯天瑜说，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然而，历次武装暴动，悲歌慷慨，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

　　他说，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他说，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人不仅与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更是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在湖北新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使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远非此前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研究员说，爆发于1911年10月10日晚的武昌起义，虽然晚于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和成都起义，但经过竟夜血战，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光复了武昌全城，并于11日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此后，以都督黎元洪名义通告全国各省，号召共举义旗，得到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不久即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了远东第一个共和政权。

　　据史料记载，10月10日晚一夜激战，起义军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11日在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11月初公布宋教仁草拟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起义军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持续四十天的“阳夏之役”，为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易帜独立”争取到时间。清朝政权终于土崩瓦解，1912年2月，清帝退位，东方大国第一次实现了从专制帝制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转型。

　　广州起义和成都起义均发生在1911年，都对辛亥革命有重大影响。皮明庥说，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由孙中山、黄兴亲自领导，起义军与敌军生死搏斗，前仆后继，义薄云天，全国震动，无疑对武昌起义的爆发产生了影响，但这次也发生在辛亥年的起义毕竟以失败告终了。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冯天瑜说，“无论是从破还是从立的角度来看，武昌起义都可谓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武汉每十年举办一次相关学术研讨会，已成为世界公认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章开沅介绍说，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其影响不仅在国内极为深远，而且在亚、非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有程度不等的传播。因此，辛亥革命史研究，最近50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性的重要史学分支之一。

　　今年85岁的章开沅，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华中师大校长，现任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在辛亥革命史等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他说，过去武汉人总是强调纪念“第一枪”，他认为最要纪念的是“第一步”：伟大的中国、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步，第一个临时宪法在武昌红楼产生，这才是武汉最大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