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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曹丕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探因
　论文关键词：曹操　曹丕　曹植　文学思想　乐府
　　论文摘要：曹氏父子创作了大量乐府诗，并且注重抒发内心的真实情感，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在经学束缚下文人思想的大解放。曹氏父子的身份地位和皇室生活的经历，对他们文学思想之形成有重要作用。曹氏父子均爱好乐府诗，并且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歌。曹丕提出了著名的“文气说”，提出了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持有的正确态度。他认为作家专才多，通才少。他论述了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的作用，并对当时的文体进行了总结。
　　东汉末年，人们逐渐从经学的束缚之中解脱出来，正统观念开始淡化，思想活跃，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核心。曹丕擅长作乐府诗歌，所作《燕歌行》2首在七言诗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安后期，陈琳、王粲等文人为曹操所网罗，曹丕、曹植兄弟与之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在文学史上传为佳话。曹丕的文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典论·论文》中。
　　一、乐府情结
　　曹丕登上皇帝宝座后，即对当时的“汉乐”进行了大量改制，对此，《宋书》记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日《昭武舞》，改宗庙《安世乐》日《正世乐》，《嘉至乐》日《迎灵乐》《武德乐》日《武颂乐》，《昭容乐》日《昭业乐》，《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武德舞》日《武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五颂舞》，《文始舞》日《大韶舞》，《五行舞》日
　　《大武舞》。其众哥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诗》而已。
　　这则文献不仅记载了曹丕诏令改制“汉乐”的具体内容而且对王粲奉命作“哥诗”(登哥)的情况也进行了披露。在东汉建安与曹魏黄初时期，文人创作乐府诗是有条件限制的。而曹丕平时所接触之乐皆为朝庭之乐的便利条件，为曹丕创作乐府诗提供了最大的便利与可靠的保证。除了出征打仗外，曹氏父子三人大都生活于相府与宫室，终日投壶燕射，如云的乐工歌女，构成了其创作乐府诗的一架温床。
　　曹丕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乐府诗集》收录了22首。对于这位皇帝文学家，史书虽然记载了其“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的天资聪敏，但他从小却是以贵公子的身份周旋于声色犬马之中的，并于18岁时娶甄氏为妻，之后就基本上在邺都的安乐窝里生活。这时的曹丕，于游乐宴游、倚翠偎红、斗鸡走马而言，几乎是无所不为，所以，即位前曹丕的诗赋等作品，主要述写的就是这种贵公子生活，其中又以游宴、两性相思最具典型性。诗与赋这两类文学样式，虽然均可对声色酒乐的享受生活作如实记录，但却不能配乐以唱，于是，属于韵文学范畴的乐府诗就自然成为了曹丕的首选。曹丕热衷于乐府诗的创作，不是因为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而是因其享乐生活的需要。
　　二、“文气说”
　　曹丕论作者时，有一显著特点即“以气”论文。例如，他称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公干有逸气，但未道耳”，又评王粲“惜其体弱，不足起其文”。《典论·论文》又总论文与气的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文气说”，就是从《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开始的。罗宗强先生在《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写道：“文气说的提出，从理论上标志着我国文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着眼于文学的外部联系转向了着眼于文学的内部规律、着眼于文学的特质。文气说的提出，标志着文学理论批评自觉时代的开始。”他充分肯定了曹丕提出“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
　　曹丕论作家的“气”，主要指作者的个性气质而言。他认为，个性气质来自自然禀赋，“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又认为，自然禀赋的不同气质，可以分为清与浊两大类。“凡万物生于天地之间，有美有恶。物何故美?清气之所生也。物何故恶?浊气之所施也”(《全晋文》卷五十四》)。清浊之分，是指气质之优劣，并不是指气质情性的不同特点。作家的气，主要是指气质情性，这正反映了经学束缚解除之后，处于变动不居中的思想领域普遍重视自我的倾向。重视体气、重视个性、重视感情气质等，都是重视自我的表现。气，在作者为气质情性，反映到文章中来，就是指一种表现出个性特征的感情气势、感情力量，是反映到文章中来的生命力。“文以气为主”，就是以感情气势、感情力量为主。不过，这种感情气势、感情力量由于作者气质情性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格调、不同的个性特征罢了。
　　《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用“气”评论作家与汉末三国时期以“气”称述人的气质、才能的风气有关，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申屠蟠禀气玄妙，性敏心通。(《后汉书·申屠蟠传》载蔡邕语)
　　(魏元丕)禀乾气之纯懿。(佚名《凉州刺史魏元丕碑》)
　　(徐干)含元休之清明之气，持造化英哲之性。(佚名《(中论>序》)
　　周成王体上圣之休气。(曾丕《周成汉昭论》)
　　(孙究)气志体懿。(孙权《诏孙虑假节开府治半州》)
　　以上诸例所谓玄妙之气、纯懿之气、精明之气、休气、
　　休懿之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格和高度的智慧等。
　　霍光怀沉勇之气。(嵇康《明胆论》)
　　(毋丘兴)志气忠烈，临难不顾。(张既《表毋丘兴》)
　　(龚德绪、王义疆)志壮气刚。(杨戏《季汉辅臣赞》)
　　(徐邈)才博气猛。(《三国志·魏书·徐邈传》)

　　以上诸例所谓沉勇之气、忠烈之气、坚刚之气、猛气等都用以称道人物坚定果敢的品质、性格。这些材料说明在汉末三国时代，用“气”来解释人的品格、气质、才能、生理等已经相当普遍了。在曹丕所处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用“气”来品评人物、说明与文有关的乐和言辞。正所谓：“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身。…‘乐气”、“气盛”都是以气言乐。郑玄还认为，不同的乐歌便有不同的气，它们各自适合于不同性质的听者。《乐记》载：“子赣见师乙而问焉，日：‘赐闻声歌各有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郑注：“声歌各宜，气顺性也。”东汉边让《章华台赋》有“音气发于丝竹之”之语。曹丕也曾用“清气”一语称赞乐声、歌声的美妙，其《善哉行》云：“长笛吐清气。”又云：“有美一人……善为乐方。哀弦微妙，清气含芳。”曹植《赠丁仪》：“秦筝发西声。…‘气”兼指秦地人民之“声”和乐声之“气”。之所以以“气”言乐，大约是因为乐与律的关系极为密切。奏乐须用律管调整音声，使之和谐。而古人认为十二律与天地阴阳之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代诗、歌、舞往往合为一体，因此所谓“乐气”，就是诗、乐、舞三者的统一。
　　以“气”形容言辞的如《三国志·吴书·张雇诸葛步传》载，周昭称张承“每升朝堂，循礼而动，辞气謇謇，罔不惟忠”，又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同书《藏洪传》说藏洪盟誓“辞气慷慨，涕泣横下”。这些例子中“甚隘”、“鄙俗”、“謇謇”、“壮厉”、“慷慨”等都是形容言辞给听者留下的一种总的印象，这印象是由所说的内容和说话人的语气、态度等共同造成的。与“辞气”相近的还有“声气”一语。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称张衡“气声气芬芳”，是指其谈吐优雅。孔融称祢衡“飞辩聘辞，溢气忿涌”，是说谈论时滔滔不绝，应对不穷，有才智横溢、所向无敌之气概。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之下，曹丕又进而以“气”论文，提出“文以气为主”，并且以“气”评论作家。人们用“气”评论人物、说明乐与言辞时，其内容都较宽泛，是对人的一种总体印象而言的。曹丕所说的“气”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某个作家的创作风格十分接近，是指一个作家由于体气和环境的不同所形成的风格特色。
　　三、“通才”论
　　《典论·论文》对于作家的评价日：
　　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文章的体裁不一样，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除了“通才”，一般作者各有其擅长与不擅长之处。而他们总是以己之所长，轻视人之所短。曹丕在论某个作家时，也常指出他们的优缺点及他们各自所擅长的文体。这种批评方法，与东汉以来盛行的人物品藻有相似的地方。应璩《百一诗》说“人材不能备，各有偏短长”，就是这种理论的内容之一。王充在《论衡·书解》中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刘邵撰《人物志》也反复强调此点，他系统深入地研讨人物的才性的鉴别使用，在《九徵》篇中，他广泛地分析了各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如：“厉直刚毅，材在矫正，失在激讦。柔顺安恕，美在宽容，失在少决。…‘精良畏慎，善在恭谨，失在多疑。”“论辩理绎，能在释结，失在流宕”等。他将此种理论应用于政治领域，指出：“材能既殊，任政亦异。”人君的责任便是适当地使用那些偏材。曹操屡下取士无废偏短之令，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正是当时那种人才理论的实际运用。而《典论·论文_》、《与吴质书》指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可以看作是此种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中的反映。曹丕曾写过《士品》一书，就充分说明了他受当时人物品评风气之影响，并且把这种品评的风气运用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对于当时人才偏至的现象十分明了。所以他说：“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他反对在文学批评上“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是比较公正和客观的态度。

　　四、文体论
　　《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时是这样说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自东汉以来，各种文体得到了蓬勃发展，其中奏议之类公文的写作，是随着封建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而日益发达的。东汉时期还曾把考试章奏作为选举官吏的一项内容。安帝时胡广举孝廉至洛阳，试以章奏，为天下第一。应劭曾撰《汉朝议驳》三十卷，陈寿撰有《汉名臣奏事》三十卷(均见《隋书·经籍志》)，是有汉一代奏议的结集。曹丕认为此类经常用于朝廷军国大事的公文，其语言风格应该典雅。
　　东汉时期，社会上流传着两种风气。一是文士写作子书和论说文的风气，一是清谈高议、互相辩论的风气，这两种风气互相影响。扬雄仿《易》而作《太玄》、仿《论语》而作《法言》后，子书作者蜂起。桓谭《新论》、王充《论衡》、崔寰《政论)、应劭《风俗通》、哿晚《申鉴》、徐干《中论》、仲长统《昌言》、王符《潜夫论》等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东汉末年以来的文人好辩论的风气，也深深影响了建安文人，当时，为表现自己的才能，文人们往往一见面就滔滔不绝，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地谈论，如曹植有四言诗云：“高谈虚论，问彼道原。”(曹植《四言诗》)便反映了这一时期风气。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士子们写作书论的风气也很是盛行，曹丕认为“书论宜理”就是针对这一种风气而提出来的，这是对当时人们对于书论写作要求的高度概括。刘劭的《人物志·材理》将当时人们经常讨论的议题加以归纳，对于论者的性格差异进行了分析，他说：“夫辩有理胜，有辞胜。理胜者正白黑以广论，释微妙而通之。辞胜者破正理以求异，求异则正失矣。”又说：“善喻者以一言明数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善难者务释事本，不善难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则辞构矣。”刘劭这些话指出论辩当以理为主，不应仅以言辞求胜，不然就会枝蔓诡异，虽然主要是针对谈论而说的，但与写作书论的道理是相通的，曹丕提出“书论宜理”之主张，或许就是受这段话的启发。
　　碑诔之作至东汉大盛，当时出现了擅长作碑文的大家蔡邕。作碑铭之风既盛，谀墓之作也就大量涌现，蔡邕就曾说：“吾为人作铭，未尝不有惭容，唯为郭有道碑颂无愧耳。”(《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续汉书》)许多碑铭都是称颂死者的溢美之辞，这种风气与送葬的奢靡陋习结合在一起，被一些人认为是败坏风俗之举。据《宋书·礼志》记载，建安十年曹操曾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铭诔尚实”之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含有憎恶碑铭失实之意。它是对此类作品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是要求作品应具有朴实而不求华辞的风格。
　　自东汉后期以来，人们作五言诗的风气日盛、诗歌语言日趋华丽，相对于《诗经》较为质朴的风格而言，当时五言诗从民间进入文人创作领域后，逐步趋于讲究词藻，追求华丽。曹丕、曹植的创作就体现了这一风尚。《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人的看法。
　　五、文章的价值和作用论
　　《典论·论文》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把各种文章称为“经国之大业”，充分肯定了文章在国家制度中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在古代，各种应用性文章，如诏、策、章、表、奏、议等文体使用都非常频繁。盟誓为外交场合使用；檄文系战争时期所用；赋、颂用以褒赞功德，赋还可用于讽谏；某些重要人物逝世，文人们竞相作诔，甚至“连珠”之类杂文体，也经常被使用。每当封禅的时候，文人们也是竞相创作诗赋，这充分说明文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难怪曹丕称文章为“经国之大业”。
　　从文章创作对个人的作用来说，它又是“不朽之盛事”。除《典论·论文》所引相关文字之外，《与王朗书》亦云：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他编撰自己的《典论》和诗赋，并且抄写赠与孙权、张昭。春秋时即有立言不朽之说。自扬雄以后，著书以求不朽的风气相当普遍，只不过大多数是那些地位不高，政治上不甚得意的文士，藉著书以求不朽。曹丕拥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为了表现自己的文才，也欲通过著书以求不朽，这是相当可贵的。他创作了表现真情实感的赋作如《离居》、《感离》、《永思》、《出妇》、《悼夭》、《寡妇》、《感物》、《哀己》，咏物者如《弹棋》、《迷迭》、《玛瑙勒》、《车渠》、《槐》、《柳》、《茑》，共占一半以上，另有一些叙行旅或者赋登临的赋大多属于抒情小赋，较少政治意义，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心中的真实情感，写自己日常生活和情感。
　　综上所述，曹丕在建安文坛上具有重要地位，他重视乐府诗歌的创作，他在乐府诗中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与他的宫庭生活有关。当时的社会现实，促使他关注社会民生，写出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他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文学思想观点，如“文气说”的提出和对文章作用的高度评价，表现出他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和独特的文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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