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秋之夜,我和家人在月光下赏月。
今天的月光显得格外皎洁,深蓝色的天空映衬着洁白的圆月,这美丽的圆月散发着柔和的白光,将昏暗的夜空照亮,在天空上群星也闪烁着点点星光,形成了众星捧月的景象。这圆月就象一个白玉盘,这玉盘中托着人们的思念之情,将人们的思念传递给亲人。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日思夜想的亲人不能团聚,有多少守卫着祖国的边疆,保卫着祖国的领土,让我们度过美好的中秋之夜。但是,他们却不能与家人团聚,只能将他们的相思之情寄与明月,让明月之光传递到家乡,表达对亲人的祝福。望着这洁白的明月,我想起了嫦娥奔月的故事,每逢中秋佳节,人们便将思念之情寄与广寒宫中的嫦娥,让她带给亲人祝福—平安,使亲人快乐幸福的度过这美好的中秋之夜。
我和家人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残奥会,那奥运健儿们奋勇拼搏,用辛勤的汗水取得了一块块闪耀着喜悦与欢乐的金牌,给这中秋之夜又增添了喜悦,让人们度过了激情与欢乐的中秋之夜。
在这 中秋之夜,我祝全国人民合家欢乐,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几经生活的变迁,终于从南方回到了北方,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故乡,每个中秋的晚上,思乡的愁绪渐渐淡忘,毕竟是久居故土常忘家,笑看了月圆月缺花开落,醉遍了中秋寒冬夏时雨。对于曾经生养自己的江南,只记得烟色朦胧,木棉如血,茉莉飘香,棕榈摇曳。还有中秋晚上的点点萤火。
看一方小巧的月饼,白色的酥皮下,透着淡淡的清香,浅浅地衬着青红丝的颜色,那样的精巧、细致,轻轻咬一口,那种熟悉的,糯糯的甜味,一下勾起我记忆深处所有关于江南的回忆:那是小桥流水的婉柔,芭蕉听雨的清凉,是彩云追月、寒鸭戏水、将军令、步步高的旋律,是长眠于那里的无数的梦的回忆。
是的,离开了不是故乡的家乡,却没有学会不是家乡的故乡的乡音;生长于酒不胜力桃花红的江南,却养就了豪饮江湖道英雄的性格,至今不知我应该是思舟的浪子,还是思马的游侠。
且不论浪子或是游侠,总归都是要漫迹天涯,今夜,应该庆幸自己,可以和父辈一起,摆一份清供,倒一杯淡酒,遥祭九天的明月,还有故去的亲人。可以点一颗烟,默默地祝福远在异国的家人,轻问海外的中秋,可否有家乡的月亮。可以站在静静地院子里,看葡萄藤上随风抖动的叶子,思念着远方的朋友,在异地的此刻,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是否在同看一轮明月。
夜色已经寒了,侵人的月光如丝如网,真想抽刀挥断它,做一根思念的弦,伴以我此刻的低吟,和一曲悠扬的歌,随风寄到遥远的地方,陪你在每个寂寞的夜晚,做一个美丽的梦。
地质工业之光:李四光
2009年09月09日 16:19经济观察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李四光
1953年底,毛邀请了李四光到中南海菊香书屋。周恩来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除在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国家不得不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毛此时接话说:“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
“主席、总理,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李四光并不同意中国贫油。他概括说,有利的生油条件是:有比较广阔的低洼地区,曾长期以浅海或面积较大的湖水所淹没;低洼地区的周围曾经有大量的生物繁殖,在水中也要有极大量的微生物繁殖;要有适当的气候;要有陆地上经常输入大量的泥、沙到浅海或大湖里。
李四光对毛泽东等人说:“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不管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不管是海相、陆相,都可以形成石油。”他还具体提出,关键的问题是要抓紧做好全国范围的石油地质勘查工作,找几个希望大、面积广的可能含油区,作为勘探开发基地。
随后,中央政府就李四光的建议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由陈云副总理具体组织推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找油工作,改变偏于“西北一隅”(以玉门为中心)的局面;地质部和中国科学院参与全国找油工作,并规定地质部从1955年起负责全国的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李四光任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
一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
1904年7月,16岁的李四光被当时清政府选送到日本学习。他在填写护照时,误在姓名一栏里填了年龄“十四”,因无钱再买一张表格,他抬头看见墙上的题字“光被四表”,遂将“十”字改成“李”字,后面加了一个“光”字。
在日本,学习造船机械的李四光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说,“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归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湖北实业部部长。但不久袁世凯上台,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师从地质大家包尔顿,从此走上地质科学研究道路。
1918年底至1920年初,国内地质学的创始人之一丁文江随梁启超一行七人赴欧洲考察,同时作为民间团体和政府顾问列席巴黎和会。此间,丁文江正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议振兴国内地质学研究,却一直苦于北大该专业师资的薄弱。
为此,丁专程去英国找到当时正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地质学的李四光,希望他学成后回国教书。1918年,李四光获得硕士学位决意回国效力。不久,他便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来的聘书。
回国后,李四光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主讲岩石和高等岩石学,边教书,边进行科研工作。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国内山川,并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回国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知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此时,李四光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周后,李的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二
回到中国的李四光不久便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新政府首任地质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1953年,新中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国内“工业血液”石油却十分短缺,而“中国贫油论”、“东北贫油论”是当时国内外流行的观点。
上世纪20年代,美孚石油公司的克拉普和菲尔乐曾花了300万美元在陕北打了七口井,无功而返。斯坦福大学的布莱克威尔德教授曾在我国进行地质调查,1922年他在 《美国矿冶工作师学会会报》发文说,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国内许多论著也随声附和这种观点。
“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啊!”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中央政府迫切希望对国家的石油储备心中有底,以便制定合理的中国能源政策。
1955年1月,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在研究分析了已有地质资料的基础上,李四光着重组织研究了8个地区情况,确定先以准噶尔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鄂尔多斯[16.41 -0.49% 股吧 研报]与六盘山、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6个地区为重点,成立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同时组织力量于1955年下半年开展松辽平原、广西百色盆地、滇中地区地质踏勘工作。
经过3年全国石油普查后,李四光主持决定加强东部地区找油工作,并独创性地提出 “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方针。
而这些坳陷带,主要部分是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而其东则是中国的渤海、黄海和东海。很快,地质部调动部属物探局人马,实行战略大转移,从华北入手,到东北地区,再到渤海地区。
1957年秋,地质部党组将西部的石油普查力量调往上述3个地区进行会战。
由于东部的华北和松辽两大平原普遍为第四纪所覆盖,地表地质工作困难,李四光采纳了苏联物探专家建议,要求在地质工作之前先开展综合地球物理调查,并于1956年初组织了中匈合作地震队(即地质测探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工作),于1957年调到东北地区开展找油工作。
李四光的“物探先行”的决策,在日后的找油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
1958年7月9日至11月1日,松辽石油勘探局的钻井队首先在盆地东北斜坡地区,即安达县任民镇以东14km处钻了第一口基准井——松基1井,井深1879m,钻穿了白垩系地层,到达盆地基底的古老岩层上,但却一无所获。
同年8月,钻井队又在盆地东南部的隆起区构造打了松基2井,遇到了一套致密的下白垩系地层,仅见到了少量的油气显示。
或许是前面两次的无功而返,让接下来松基3井井位的确定,出现了多种意见和争论。有人主张把松基3井定在西部泰康 (现杜尔波特蒙古族自治县)附近的隆起上;也有人主张把井位定在西南部的开通地区,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急需了解深部地层。
1958年9月,石油部和地质部组织松辽勘探的有关技术人员联合召开会议,经过反复论证分析,李四光最终同意松基3井井位定在大同镇高台子隆起上。石油部的主要官员也赞成找油大的方向是对的,但建议要定下井位还需进一步收集资料。
为此,松辽石油勘探局从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拿到了最新地震剖面图,经分析对比,证实了(含油气)地质构造的存在。于是,他们于9月下旬再次向石油部呈报了松基3井井位的补充依据。
10月份,松辽石油勘探局基准井研究大队队长钟其权等人,到黑龙江明水县长春物探大队驻地了解大同镇地区新的地震成果。地震队在现场提交了大同镇高台子地区的地震构造图,图中清楚地表明高台子构造的确是一个大型隆起带上的局部圈闭。
根据这一新的资料,钟其权等人对原定松基3井井位做了小的移动,定在高台子与小西屯之间,随后又到现场进行踏勘,在井位处立下了木桩为据。
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特别强调,第三口基准井对松辽盆地的突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重力、磁力、地震资料都是第二性的,要找出油来还要靠打井,“要真正看看地下是什么东西。”
1959年的大年初四,地质部、石油部的部长们聚集在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开会。时任石油部副部长的康世恩对何长工说:“现在看来松辽很有希望,我们准备在这个地区大干一场!”石油部长余秋里则手指着松辽盆地地质图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我们打算用3年的时间攻下松辽!”
4月11日,松基3井由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开钻。9月7日开始下提捞筒抽汲,8日在捞出的水中发现有油气味和油花。以后几天,随着捞出液量的增多,开始见到较多的原油。
这一情况使井队和试油组的专家们大为欣喜,大家想先了解一下这口井的出油能力,决定暂停捞水,转而准备采取深层捞油求产能的措施。康世恩当日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去电:只准捞水不准捞油,一定要捞个水落油出。
9月26日上午,液面恢复到井口并开始外溢原油,经测试原油日产量13.02吨。
经过多年的努力,地质部和石油部终于在国庆10周年前突破一个大型油气田——大庆油田。
从1976年原油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后的27年中,大庆油田产量一直维持高产。
四
学术界曾对“李四光发现石油”有些许争议,但中国地质科学院院士赵文津几年前在一篇长文中提出李四光在发现大庆油田的过程中的五点重大作用:向党和国家领导人正式阐述了中国地下有很丰富的油藏,驳斥了“中国贫油论”;具体组织推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找油工作,改变了找油工作偏于 “西北一隅”的局面;具体主持从1955年开始的全国石油天然气普查,在找油方面发挥了作用;地质部按照李四光关于 “到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坳陷带找油”的指示,到东部地区找油,并开展工作;重视地震勘探的重要性,将在鄂尔多斯组建的中匈合作地震队,转入到东北地区找油。
事实上,李四光的作用也在国家领导人口中得到了高度评价。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而这一独创,正是李运用新华夏构造体系理论指导找油。
发现大庆油田之后,李四光指挥石油队伍南下,沿新华夏系沉降带向华北、江汉和北部湾推进,相继发现了胜利、大港和江汉等油田。此间,李四光亲自选定华北、江汉平原的突破点和关键井位并打出高产油流。
李四光还十分注重和经常指导大西北、苏北乃至西藏等地的找油工作,派出柴达木石油调查队伍并发现了冷湖油田;他力主在塔里木盆地寻找古生代油田,皆取得重大突破,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当时石油资源匮乏的问题。
在陆地上指挥发现多个大油田的李四光,断言中国的“海上石油远景在东海”。
而此后中国海洋地质工作者20多年的调研,也用事实证明了李的断言。据测算,我国近海大陆架上,渤海北部湾、珠江口、莺琼、南黄海、东海共六大沉积盆地,经勘探石油资源量在90~180亿吨之间,这六大盆地中东海盆地最大,不仅石油资源丰富,天然气也居六大盆地之首,达3.5亿立方米。一经开采,这将是世界最大的油气田之一。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四光一直关心着铀矿地质的开展,多次听取找铀队伍汇报、指导工作。根据其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李四光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并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循着李四光的思路,覃慕陶、吴磊伯等经过艰苦工作,找到了“211”特大型铀矿床。到“二五”末,我国已发现一系列铀矿床,铀产量已能保证我国核工业发展需要。
李四光晚年还极大地关注地震研究。他经常分析大量的观察资料,还多次带兵深入实地考察地震的预兆。逝世的前一天,他还恳切地对医生说:“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地震预报的探索工作就会看到结果的。”
1971年4月29日凌晨,李四光的动脉瘤破裂,被送往北京医院抢救,不治,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