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一个民族的文学，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能否联系你学过的文学作品，举例说明一下？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由这个民族的人民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奋斗所创造出的，它是这个民族历史的进程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所以每个民族的文学都反映了每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潮流，比如诗歌，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体裁，源于原始人的劳动呼声，是一种有声韵、有歌咏的文学，可以很好的反映出创作年代的背景，人民思想，社会生活等。
因为语言文字有工具性和人文性，所以大凡文学作品，有实际反映记载世事的，如史书，也有根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如诗歌小说散文，当然也有脱离现实的，那些作品大多不是主流。所以综上可见，文学与现实是不分家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就是史实和文学的最高结合。

文学是什么？自从文学产生以后，人们就一直思索着这个问题。由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存体验是千差万别的，因而对文学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然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总是和一个民族的发生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兴衰史，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承载着该民族复杂的文化心理和深厚的思想意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载体。

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加剧的全球化语境下，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着眼于当下我国文学创作中民族精神缺失的问题。尽管当前的文学创作相当繁荣，然而，在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所谓“70后”、“80后”的文学创作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单一的时尚化的都市生活表象，其中充满了无尽的欲望追求、苍白的孤独意识、怪异的个人趣味等等，很难看到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内容和特有韵味。虽然当前文学创作的时代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却是放逐了民族性的，是缺乏必要的历史深度的。别林斯基说过：“要使文学表现自己民族的意识，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必须使文学和民族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并且能有助于说明那个历史。”作为民族精神载体的文学，必然要表现自己民族的精神和意识，而文学对一个民族的精神生活的表现必然会深入到本民族的历史深处。文学的民族精神追求就是对一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历史的精神探寻，只将文学创作的重心放在对当下单纯的商业化物欲生活的呈现上显然不利于我国文学的发展。

文学毕竟是一种审美的艺术创造，因而文学的民族精神也表现在对艺术形式的追求上。由于作家的个性及其所处时代的差异，不同时代的作家对文学形式的民族性探求是多样化的，要对文学形式的民族性界定一个绝对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在我国古代屈原、李白、杜甫、柳永、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与传统社会及其生活相适应的辞赋、诗词、戏曲和章回小说等艺术形式，这些文学形式当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但它们毕竟不属于我们当今时代，与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很大的距离。“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在外来的文学形式的影响下，能够全面展示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的新的文学形式产生了，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歌、曹禺的戏剧等等都是最能体现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文学形式。对于那些所谓“70后”、“80后”的作家来说，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而随意否定我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形式探索。果戈理认为：“真正的民族性不在于描写农妇的无袖长衣，而在于具有民族的精神。”当前的文学创作只要切实地展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只要和我们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生存与命运息息相通，则不论它采取什么样的艺术形式，都一定是充满了民族精神的。

其实，民族精神并不是什么特殊的抽象东西，而是融入了一个民族的全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文学作为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艺术表达，自然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的表现者。因而，我们的作家必然要面向历史。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宁可不要一百个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从中可以看出莎士比亚作为经典作家对英国人的重要程度。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曾经产生了众多的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中饱含着我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内涵。“五四”新文学革命以后，我们的文学又形成了具有现代气息和世界视野的新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像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沈从文、曹禺、巴金等一批经典作家。对于当下正在制造“文学商品”的作家来说，重新思考现代经典作家在自己创作中的意义是完全必要的。正如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一周年时所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道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现代经典作家的创作是融入了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思考的，对他们的尊重就是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和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