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政策实质是什么？

一 、利益驱动在冷战中起的根本作用

在关于冷战的众多原因当中，其最根本的作用的是利益驱动。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进程的基本特征。他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假设,但其表述的内涵却与后者大相径庭:第一,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组织与无秩序,“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一种无形的控制”;第二,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行为体,它具有有限理性,追求的是满意或绝对收益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或相对收益;第三,国际政治是权利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
所以首先，历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可以变，建交对象可以变，敌人可以变成朋友，朋友也可以变成敌人，但永恒不变的，是利益。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各国外交的根本目的。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中起最重要作用的说法并不严密。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再次，认为丘吉尔成为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亦是利益驱动。
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
综上，学术界的许多观点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利益追求上，而其他因素只是对其起影响作用。下面将展开论述其他因素对冷战不同深度的影响。

二、意识形态起到的重大影响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占据优势的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这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美国的一切外交资源都围绕着保存和扩大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中心来进行。当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非意识形态化”时，实际上是对美国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妥协。在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无所不在，对此，迈克尔•H•亨特对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意识形态思维是对历史环境进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极端复杂而令人迷茫的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因素；也是创造一个较好未来的道德行为的基础……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若非如此，苏联不待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当然，进入冷战之后，苏联为何美国对抗又开始对意识形态重视起来。
可见，意识形态影响着两霸主的外交政策，也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一定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对抗，就像当今世界，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不同，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共存的。

三、英国与冷战起源

在研究冷战起源的问题上 , 许多研究者认为英国是冷战的 " 始作俑者 " 。近年来有的学者断言 " 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 ", 有着 " 独立的冷战政策 ; 还有的人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角色 , 而是采取一种 " 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 。但是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评价并不正确 , 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英国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在冷战开始前 , 英国并没有独立的冷战政策 , 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四、冷战中的核因素

美国的两枚原子弹，提前了二战胜利的时间表。同时，也让世界对核武器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美苏的斗争并未过渡升级，核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苏联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同时，其挑战的举动并未十分突出，只是在一些次敏感地区进行试探。而且选择的也多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英国为试探对象。
美国在1947年3月12日正式提出了"杜鲁门主义"。美苏对抗正式开始。任何矛盾从产生到发展到激化都会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和过程，而未等冲突激化到战争的地步，核因素便加入进来，从而使整个竞争格局及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些时间，美苏对抗没有升级成战争的核因素便一目了然了。标志着双方对抗升级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出现在1947年，双方对立的第一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1949年8月成立的。而在1947年底，苏联发表声明，原子弹已经不是秘密了，此时离杜鲁门主义提出尚不足十个月，苏联宣布的核因素无疑对事态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在1949年8月，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宣布，苏联已经拥有原子弹。北约的成立，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竞争核因素的出现所作的无奈地的回应。有危机而没有战争，有军事集团对立而没有兵戎相见，因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赢家。第一个开火的也就是最后一个眼睁睁看到自己和全人类同归于尽的。因此，挑战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斗争，尽管是激烈的对抗，却并未形成战争。这也就是人类历史上会出现如此长期的冷战奇迹的主要另一个主要原因了。
冷战起源刍议——兼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提要：" 冷战" 这一概念并不能涵盖战后世界历史，它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 的一面，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应该说" 冷和平" 或" 核和平" 可能更贴近于 现实。冷战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方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 的，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国家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起着根本作用。

在东西方对峙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武器的威慑作用也是不应忽视的重要因素。

世界各国都已公认，所谓的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冷战思维及氛围至今仍未彻底 消散，并且争论半个世纪的所谓冷战问题再度沸沸扬扬，几乎成为热点1.对于人类 社会一段正常历史的这种近乎不正常的反应，应引起我们的充分注意和认真反思。

而对" 冷战" 用语本身及冷战起源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则是最基本的课题。�

一

二战以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和发展，" 冷战" 这一产生于西方的称谓，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输入东方并为所有国家所认可、使用，至今几乎成为毫无异议的约定俗成的称谓。然而，这一概念是否科学合理、切实得当，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⒇对于二战后首先使用" 冷战" 一词的第一人尽管尚无一致说法2 ，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即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厌恶战争、向往和平是战后民
众的共同愿望和普遍心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大国之间利益争夺的减弱和结束。

为了概括或渲染这种大国之间潜在的争夺，敏感、善于制造新闻的媒体人物或
是别有用心的政治家，抑或其他某些人，创造了" 冷战" 这一用语。最初这一具有某种色彩的用语对于战后世界战争具有某种警示作用，反映了对战后局势发展的普遍担忧和关注，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人们要求并珍惜和平、厌恶和预防战争的普遍心理。

不过，" 冷战" 这一曾被历史埋没，二战后被赋予新涵义的用语，并非科学严谨的政治术语和概括当时大国关系的科学概念。" 冷战" 在理论和逻辑上不科学、不严密，实际上也不能反映当时大国之间关系的实际状况，而且，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战争与和平是相互依存的：和平中潜伏着战争，战争促成和平。然而，它们又是两个截然不同而对立的范畴和现象。它们之间是排它的，非此即彼。两者之间存在模糊甚至胶着的现象：和平状态下的局势紧张、武装对峙，乃至战争期间的近乎和平的休战、停战等。但是，它们之间的界线是清晰而毫不含混的：无战争即是和平。一旦发生武装冲突，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而转为战争状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和平是较长期的现象，而战争是相对短暂的和平间的插曲。这也反映了
人类的普遍愿望。看来，首倡" 冷战" 用语的人或许是为了以此警示人们防止战争。

而后来的西方政治家和学者逐渐默认了这一概念并用来概括当时东西方和平对峙的局面。从所谓冷战的整个时期来看，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战事。在此期间虽然冲突频仍，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
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说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并不是否认国家之间在利益和安全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和争斗。至于备战乃至战争，那是各国军方始终考虑的永恒主题，是他们的职业，而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面和经常的题目。另外，" 冷战" 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以苏美对峙为主的世界政治格局的概括，很难说明后期变幻复杂的国际关系格局。总之，" 冷战" 这一狭窄、片面的用语，无法涵盖战后长期丰富的历史内容，只强调了军备竞赛对峙的一面，而忽略了和平这一时代主流和主要现象。�

从战争的角度或是从和平的角度观察、概括和界定客观局势，除了是否符合实际外，其影响和后果也大不相同。" 冷战" 这一划归为战争或用战争来形容紧张关系的说法不免存在某些误导作用，加重了战争式的对抗意识和气氛，致使不少研究者动辄论证" 冷战的爆发" ，追究挑起冷战的责任这一不存在战争罪犯和祸首的问题；而且，这种产生于" 战争" 角度认识世界局势的用语使参与者潜意识地处于临战状态而追求克敌制胜，加重了战争的气息和氛围。这不符合人们普遍的要求和平
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以及政治家的思维和决策，而不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谓的" 冷和平" 或解体前夕苏联学者提出的" 核和平" （
ядерныймир）3 从逻辑上和实际上更贴近于当时和平对峙的局面，也能从心理上减缓" 战" 的情绪，而增加" 和" 的气氛。因而，即便我们继续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说明，清除用不符合实际、具有负作用的" 冷战"概念来概括当时和平对峙的非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误解，阻止当今某些人继续使用冷战思维思考并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再度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

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4 ，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
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
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持其不变的" 只有永恒利益" 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

一 、利益驱动在冷战中起的根本作用

在关于冷战的众多原因当中，其最根本的作用的是利益驱动。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领军人物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国际体系进程的基本特征。他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的假设,但其表述的内涵却与后者大相径庭:第一,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无组织与无秩序,“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一种无形的控制”;第二,国家是国际社会中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行为体,它具有有限理性,追求的是满意或绝对收益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或相对收益;第三,国际政治是权利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
所以首先，历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外交政策可以变，建交对象可以变，敌人可以变成朋友，朋友也可以变成敌人，但永恒不变的，是利益。获取最大的利益，是各国外交的根本目的。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学术界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中起最重要作用的说法并不严密。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再次，认为丘吉尔成为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亦是利益驱动。
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
综上，学术界的许多观点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利益追求上，而其他因素只是对其起影响作用。下面将展开论述其他因素对冷战不同深度的影响。

二、意识形态起到的重大影响

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下，占据优势的意识形态往往决定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向。这在冷战期间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至于美国的一切外交资源都围绕着保存和扩大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这个中心来进行。当1988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非意识形态化”时，实际上是对美国发动的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的妥协。在现实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总是无所不在，对此，迈克尔•H•亨特对意识形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意识形态思维是对历史环境进行有益反思的源泉；是在极端复杂而令人迷茫的现实中必不可少的指导性因素；也是创造一个较好未来的道德行为的基础……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若非如此，苏联不待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当然，进入冷战之后，苏联为何美国对抗又开始对意识形态重视起来。
可见，意识形态影响着两霸主的外交政策，也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意识形态的不同一定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对抗，就像当今世界，仍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不同，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可以共存的。

三、英国与冷战起源

在研究冷战起源的问题上 , 许多研究者认为英国是冷战的 " 始作俑者 " 。近年来有的学者断言 " 英国绝不是盲目追随美国政策的小伙伴 ", 有着 " 独立的冷战政策 ; 还有的人强调英国并非扮演消极被动的美国追随者角色 , 而是采取一种 " 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 。但是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上述评价并不正确 , 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被夸大了。英国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在冷战开始前 , 英国并没有独立的冷战政策 , 也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对抗性政策。

四、冷战中的核因素

美国的两枚原子弹，提前了二战胜利的时间表。同时，也让世界对核武器产生了深深的恐惧。美苏的斗争并未过渡升级，核因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苏联加紧研制核武器的同时，其挑战的举动并未十分突出，只是在一些次敏感地区进行试探。而且选择的也多是美国的战略盟友—英国为试探对象。
美国在1947年3月12日正式提出了"杜鲁门主义"。美苏对抗正式开始。任何矛盾从产生到发展到激化都会经过一系列的事件和过程，而未等冲突激化到战争的地步，核因素便加入进来，从而使整个竞争格局及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不妨对比一下这些时间，美苏对抗没有升级成战争的核因素便一目了然了。标志着双方对抗升级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出现在1947年，双方对立的第一个军事集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在1949年8月成立的。而在1947年底，苏联发表声明，原子弹已经不是秘密了，此时离杜鲁门主义提出尚不足十个月，苏联宣布的核因素无疑对事态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而在1949年8月，杜鲁门向美国人民宣布，苏联已经拥有原子弹。北约的成立，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对竞争核因素的出现所作的无奈地的回应。有危机而没有战争，有军事集团对立而没有兵戎相见，因为战争的结果是没有赢家。第一个开火的也就是最后一个眼睁睁看到自己和全人类同归于尽的。因此，挑战国家与霸权国之间的斗争，尽管是激烈的对抗，却并未形成战争。这也就是人类历史上会出现如此长期的冷战奇迹的主要另一个主要原因了。

就是说，不可能国家之间因为意识形态而对立，即使苏联是资本主义国家，冷战也在所难免。
也不可以说是美国一手挑起冷战。历史书说上说铁幕演说挑起了冷战，这基本就是扯淡，邱吉尔的演说只是在陈述现实，何谈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