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流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彝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巳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丘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太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亚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则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前人评说“左氏艳而富”（范宁《谷梁传序》），“《春秋》谨严，《左氏》浮夸”（韩愈《进学解》），这正表明《左传》在文学性方面比《春秋》有了很大增强。从《春秋》只作大事记式的记录，到《左传》中出现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是历史散文的一大进步。如隐公元年记“郑伯克段于鄢”，作者按事件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有组织、有层次地加以叙述，表现了郑伯的狡诈狠毒、共叔段的野心勃勃、武姜的偏心酿祸，概括了郑国统治集团内部几十年斗争的历史。庄公八年齐连称管至父之乱、宣公二年赵盾谏晋灵公、哀公十六年楚白公之难等，都写得有声有色。从中既可看到历史的进程，又可看到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人物的举动神情。把历史的真实性、倾向的鲜明性、表达的形象性结合起来，通过具体的人物活动去展现历史画面，创立了中国历史撰述的优良传统，为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叙写战争是《左传》的所长。全书写军事行动400多次，其中以晋楚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秦晋肴之战（僖三十二、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十二年）、齐晋邲之战（成公二年）、晋楚鄢陵之战（成公十六年）等五大战役最为出色。作者能把每战役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写战场交锋多用略笔，战争之起因、战前的策划及战后的影响则详写，把战争的胜负与参战国的政局、民心的向背、将帅的品格等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写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左传》叙述战争尤其讲究谋篇。短篇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先略叙鲁师得胜，而后详叙曹刿论其所以胜，由表及里，详略得宜。中篇如秦晋肴之战写蹇叔哭而送师，有先见之明，穆公哭而迎师，知错能改，一首一尾遥相呼应。长篇如晋楚城濮之战，标出“取威定霸”为纲，文随战机，时紧时缓，几开几合，使情势波澜起伏，跌宕多姿，最终以周王册命晋文定霸作结。这些都是鲜明的例证。作者还常常在激烈紧张的战争气氛中，插入生动有趣的细节，如退避三舍、一麋之献、下车免胄、执榼犒师等，显得优游不迫，所以桐城派古文家方苞说：“夫记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传》。”
应对辞令也是《左传》中富有文学意味的一个部分。当时诸侯国往来频繁，使臣是否善于辞令，不但关系到个人荣辱，并且关系到国家安危。书中如“阴饴甥答秦伯之问”（僖公十五年）、“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王孙满论鼎之轻重”（宣公三年）、“宾媚人责晋”（成公二年）、“知榼对楚王问”（成公三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襄公十四年）、“子产论毁垣”（襄公三十一年）等部分，记述辞令，无不曲折缜密，委婉尽致，成为脍炙人口的佳作。
唐代刘知几《史通》说，《左传》“其言简而要，要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熙载认为：“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艺概·文概》）可见其语言精要已成为历代楷模。此外，作者运笔灵活多变，如“秦晋嬴之战”中写文嬴请释秦囚，先轸怒，“不顾而唾”；如“宣公十二年”写楚子拊军，“三军之士皆如挟纩”；如“晋楚肴之战”写晋师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如楚兵救晋丘脱扃、拔旆、投衡快跑，而晋丘解嘲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这些描写，或细腻，或夸张，或诙谐风趣，都使文章增色不少。
《左传》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汉司马迁发展了《左传》的传统，写出了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仅内容上与之相接续，体裁、手法亦以之为法。宋人对“《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陆游《杨梦锡集句杜诗序》）。
现存《左传》注本最早的为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北京图书馆藏宋刻本两部。清有顾炎武的《左传杜注补正》、惠栋的《左传补注》、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近人有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备的历史著作和杰出的历史散文。儒家经典之一。书名本为《左氏春秋》，汉代称为《春秋左氏传》。作者相传是孔了同时人鲁国史官左丘明（公元前6世纪中期到5世纪），唐以后学者对此多有异议。《左传》结尾提到韩、魏、赵灭知伯的事，距孔子逝世70多年，所以后人认为《左传》成书应后于孔子。《左传》仿照《春秋》的体例，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社会事件和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一般认为《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但《左传》记事并不完全与《春秋》相符，其取材范围和所描写的社会面比《春秋》广阔得多，应该说《左传》是一部自成体系、具有独立创见的史书，和专为解说《春秋》而作的《公羊传》、《谷梁传》不同。《左传》所反映的思想观点有许多是进步的、积极的，如曹刿论战（庄公十年），师旷论卫人逐其君（襄公十四年），然明论子产为政（襄公二十五年）、沉尹戌论抚民（昭公十九年）表现初期的民本思想；弦高犒师全郑（僖公三十三年）、申包胥乞师救楚（定公四年）、公山不狙责叔，孙辄劝吴伐鲁（哀公八年），幼童汪锜执干戈以卫社稷（哀公十一年）表现了爱国思想；郑伯克段于鄢（隐公元年），郑伯使祭足劳王（桓公五年）揭露统治阶级内部尖锐的矛盾；晋灵君（宣公二年）刻画暴君凶残的形象；齐襄公和文姜私通（桓公十八年），抨击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等等。书中对一些著名政治家，如郑子产、叔向、晏婴等热情赞颂，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也作了记载，但认识上常常流露传统的天命观。《左传》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故事情节富于戏剧性，人物形象生动，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都极细腻，语言精炼流畅。描写复杂的战事尤为突出，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如齐鲁长勺之战（庄公十年）、晋楚城濮之战（僖公二十八年）、秦晋邲之战（僖公三十三年）、晋楚肴之战（宣公十二年）等都写得非常出色。描写外交辞令也精彩动人，如王孙满对楚子（宣公三年）、烛之武退秦师（僖公三十年）、吕相绝秦（成公十三年）等都具有代表性。《左传》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司马迁继承发展了其优秀传统。注本以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最早。此外，唐有孔颖达等《春秋左氏传正义》、清有顾炎武《左传杜注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代有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今人扬伯峻作《春秋左传注》。
《左传》是编年体春秋史。原名《左氏春秋》，后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儒家经典之 一。关于作者，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均认为是左丘明。清代今文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辑而成。《左传》编年参照《春秋》，以鲁君世次编年记事。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7共255年的史事。书中详细记载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暴露了统治者的腐败和残酷，宣扬了民本思想和儒家的伦理，特别是表述了重视民的意志和民的力量的思想，同时，突出地揭示了当时有远见的政治改革家的实际的业绩，书中也宣扬了某些天命鬼神思想，以及封建的政治和伦理思想。《左传》的不少篇章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长于记事，叙事完整，文笔严密，善于描述战争，曲折生动，有条不紊，不仅生动地再现出战争过程中的各种动态，还善于揭示战争的前因后果，揭示战争的经验教训。善于在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人物语言性格化，善记行人辞令，引用大量的谚语、格言、童谣，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左传》的艺术成就标志着战国初年我国历史散文的重大发展。《左传》大都与《春秋》合刊，为十三经”之一。注本有西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注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清洪亮吉《春秋左传诂》、近人杨伯俊《春秋左传注》等。
左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历史著作，也是一部文学名著。相传作者是春秋时鲁国的史官左丘明。原来独立成书，叫《左氏春秋》，后来被认为是解释孔子的《春秋》的，称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成为儒家的经典之一。晋代杜预分年放在《春秋》的后面，合为一书，加以注释，叫《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与《春秋》相同），止于公元前454年（比《春秋》晚27年）。比较系统地详细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善于用精炼的语言描写复杂纷繁的事件，刻画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是战争和外交辞令，写得更为出色。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
一回事啦
春秋左氏传
简介
《左传》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考证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评价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注释
《左传》的主要注释本有：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看样子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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