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纵容腐败引内讧
历史上的南鲁党争，又叫“二宫并阙”，指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在朝廷享受同样的礼遇。按制度，太子作为储君，仪仗、供养等各方面待遇理应高于藩王。
但孙权是情种啊，后宫妃嫔不少，他独宠王夫人。孙和、孙霸，均为王夫人所出，爱屋及乌，对两儿子的感情也就难分彼此。
僭越，本身就是一种腐败。好比处长坐着厅长的车，科长拿了处长的薪水一样。当然，这还不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腐败总是与政治相交织，总是会严重恶化政治生态，譬如出现官官勾结、利益输送、拉帮结伙、人身依附等现象，毕竟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热衷于和有特殊背景之人打交道。
由于孙权的纵容，孙霸如吸铁石般的聚集了一帮“铁杆儿”，与杨竺、全寄、吴安等腐败分子迅速结成了小圈子，从而助长了孙霸的野心，——觊觎太子之位。于是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围猎”太子。
孙权那些日子倒还不算糊涂，听闻和、霸不穆，遂以“精学”为由，下令兄弟二人从此不准见面。可是不见面就能相安了吗？太子为求自保，固然小心谨慎，以淡化兄弟“矛盾”，人如其名，他确实做到了和为贵。
先是驻军湘鄂西的陆逊上疏劝谏：“当使宠秩有差，彼此得所，（才能）上下获安”。他还要求回京，当面“论适庶之分，以匡得失”。
这个表态，让孙权很为难。陆逊，娄县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曾因功封爵华亭侯，后又晋升娄侯，当时以丞相“总司三事，以训群寮”，以上大将军、右都护，节制全国兵马，在朝廷和军中享有崇高威望。
他一发话，其他支持太子的大臣，如太子太傅吾粲等纷纷上疏，要求皇帝明确太子与鲁王的嫡庶之分。显然，陆逊的谏言是正确的。
所谓“在其位，谋其政”，让太子、鲁王回归本位，各安本分，从根源上杜绝腐败分子抱团，是治理两派纷争的上上之策。
然而孙权不准，使得鲁王的气焰更为嚣张，不硬气怕也不可能，他毕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太子的屁股是摸不得了，再摸，就是给父皇上眼药，但太子的臂膀还是可以砍的。
于是，针对陆逊、吾粲等人的诋毁行动开始了，造谣污蔑，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杨竺炮制的“扒皮贴”最为犀利，剥茧抽丝，历数陆逊二十条罪状，其中有“娄人结党，务以攻陛下亲子为事”。
分明是诛心且要命的节奏！说陆逊结党营私，那不客观，但受其影响并追随他的门阀子弟、文武士族，确乎不在少数，坐实其“结党”很容易。
孙权不便把陆逊怎么着，那是国家柱石呀！所以仅派了内侍去训斥几句拉倒。对其他人则毫不手软，迅速的将吾粲下狱（七年后处死），又将陆逊的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太子近臣全部流徙蛮荒之地。陆逊闻之，忧愤难当，于次年即公元245年去世，太子孙和的境遇随之岌岌可危。
2、 是非不分搞清洗
话说孙和也够倒霉的，夹着尾巴做了多年太子，不经意间遭遇“两股势力”的绞杀，“鲁王党”在明处死磕，同父异母的大姐全公主，又在暗地里使绊子。
全公主，闺名孙鲁班，历史上少有的悍妇之一。她倒不是对孙和有啥成见，而是喝王夫人的醋——觉得父皇过于宠爱王夫人，淡薄了本该属于她的父爱。
由喝醋发展到憎恨，对女人而言，几乎没有过程。王夫人哪怕是极正常的言行举止，在孙鲁班看来都是极不正常对自己极不尊重的。就为了这点儿莫名的“仇恨”，她给太子母子扣上了兼具深度广度的帽子。
247年，孙权生病，太子祭祀太庙为老爸祈福，顺便到某个妃子的叔父家坐了坐，被孙鲁班的哨探发现，她立马告发太子不诚心，可能还借机策划了什么，此所谓不忠不孝；
同时，她又告诉孙权说，王夫人见您生病，不但不伤心，还面露笑容，此所谓不守妇道、薄情寡义。
孙权郁闷了，好像王夫人母子都是白眼狼似的。当然这也是活该！知子（女）莫如父，知妻莫如夫，一句诬告，他就信，老糊涂了不是。
249 年，他终于发出暴烈的吼声，下决心废太子，顺便测试一下，看看到底还有谁没有和自己穿一条裤子。之前所有的口水战、流徙等等，与这一年发生的事件相比，基本上都属于小打小闹小儿科。
古时候废储君，要按部就班落实，比如先软禁，然后朝议，再然后才行文昭告天下。当孙和刚被软禁，朝臣们即已嗅到了味儿。
且不说文臣的反对折子如流水般涌向孙权案头，单说军队将士们，因为深受陆逊的影响，也齐刷刷站了出来！
骠骑将军朱据、尚书仆射屈晃等率领众多将吏以行为艺术表示抗议——头上抹泥，将自己捆绑，天天到宫门外闹腾；随后，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等人也上奏，引述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导致晋国大乱的史实据理力争……
家属干政，不啻现在是腐败根源之一，古代亦然。
比如汉武帝搞“明堂辟雍”，以皇家礼制建筑，象征王道教化，其礼制核心就在于防范“妇人豫政事”。这其中虽有男尊女卑的糟粕，但是对于朝廷律政亦不乏积极意义。
然而孙权似乎秀逗了，不去反思女儿的做法是否正当，而是将目光聚焦于臣子的“外王事功”，即文武群臣唯已故统帅马首是瞻，跟皇帝的意见倒相左，眼里没自己这个皇帝呀，他的自尊心伤不起了，一怒之下，将陈正、陈象满门抄斩，朱据、屈晃等人各杖打一百。
为平息众怒，他还用了转移矛盾的损招，赐死孙霸，以构害孙和之罪诛杀全寄、吴安等“鲁王党徒”，连已死的杨竺也不放过，尸体扔进长江里喂鱼。屠刀一举，群臣再不敢说话。
次年，孙和被废，七岁的孙亮做了太子。
3、人才凋零致灭国
对于孙和，时人后人不约而同的表示了惋惜。
如陈寿说：“和有好善之姿，规自砥砺，或短命早终，或不得其死，哀哉！”裴松之说：“孙权横废无罪之子，为兆乱。”韦曜也说：“和少岐嶷有智意，……好文学，善骑射，承师涉学，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
及访谘朝臣，考绩行能，以知优劣，各有条贯。”在这些人看来，废长立幼倒在其次，主要是孙和德行尚可，若顺利即位，东吴自不会出现“童孺而无贤辅”的窘状。
孙权晚年也正窝心于此，曾打算复立孙和为太子，但其臂膀尽失，回来焉能再有作为？肠子都悔青了！他老泪纵横地对陆抗说：“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言下之意，如果陆逊活着，我还愁什么！
瞧他为孙亮选的两个辅政大臣，就知道有多无奈：
诸葛恪，陆逊称他“气陵其上，意蔑乎下”，本非安邦定国之才；滕胤，循规蹈矩有余，回筹转策不足。此二人不是辅政的料，很快引发内讧被杀。
东吴从此国力日衰，二十年后为晋所灭。
所谓“外王事功”，属于古代官员基于“天理人心”的内圣追求，即存有“保国保天下”的建功立业之心，没把皇帝放第一位。就律政而言，此为正道，宜鼓励而非打压。
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官员有民本思想当然好，如果没有，那么退而求其次，具有外王事功之精神，亦无不可。有了这种精神，必能苛严治吏，有利于赢得民心、巩固政权，取得长远的发展。
孙权晚年纵容腐败，继而无端废太子，其间律政之昏招，导致人才凋零，教训深刻。陈寿尖锐批评道：“遂致覆国，未必不由此也”。
这个事件还存在一个假设空间，即如果没有这些昏招，情况会怎样？据史料分析，以陆逊为首的“太子帮”，贤臣、能臣云集。
陆逊、陆抗父子，都是一代名将兄；吾粲有“卿相之骨”，朱据则轻财好施、才兼文武。陆逊的几个外甥均非泛泛之辈，如顾谭“通敏有识断，入宜委腹心，出可为爪牙”，顾承、姚信等“敦悦儒学”，具参赞之才。
长君、有德之君加贤臣、能臣的治国结构，在历史上一般被称为“中兴之相”。孙权去世时，孙和28岁，倘即位，保守估计也能活三十年。君臣一体，励精图治，西晋想灭东吴，委实不易。
扩展资料
孙权简介
三国时代孙吴开国皇帝
孙权（182年－252年5月21日），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三国时代孙吴的建立者（229年－252年在位）。
孙权的父亲孙坚和兄长孙策，在东汉末年群雄割据中打下了江东基业。建安五年（200年），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之掌事，成为一方诸侯。建安十三年（208年），与刘备建立孙刘联盟，并于赤壁之战中击败曹操，奠定三国鼎立的基础。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权派吕蒙成功袭取刘备的荆州，使领土面积大大增加。
黄武元年（222年），孙权被魏文帝曹丕册封为吴王，建立吴国。同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刘备。黄龙元年（229年），在武昌正式称帝，国号吴，不久后迁都建业。
孙权称帝后，设置农官，实行屯田，设置郡县，并继续剿抚山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他又多次派人出海。黄龙二年（230年），孙权派卫温、诸葛直抵达夷州。
孙权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反复无常，引致群下党争，朝局不稳。太元元年（252年）病逝，享年七十一岁，在位二十四年，谥号大皇帝，庙号太祖，葬于蒋陵。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三国吴帝孙权晚年昏聩 任用小人与魏国间谍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孙权晚年时昏庸无道 太子孙和遭姐姐陷害被流放
前期的孙权，备受各方豪杰的推崇，不但曹操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感慨，刘备也有“吾不可以再见之”的赞叹，至于曹魏的谋士，如程昱、刘晔、贾诩等，也都对孙权的政治之才百般推崇，而蜀营的诸葛亮、蒋琬等人也对孙权的用人之术钦佩不已。但晚年的孙权，性情大变，言行举止好似昏庸君主一般，极度敏感、猜疑成性，并十分容易产生焦虑和妄想，由此他越来越独断专权，滥杀功臣，使得东吴的稳固局面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误信公孙渊
吴嘉禾元年，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使者向孙权称臣，因为当时公孙渊是魏国的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魏称臣的举止让孙权异常自得，打算派遣使者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更派张弥等将兵万人支援。对此，文武大臣都极力反对，声言这是公孙渊的计谋，因为他背叛魏国后受到压迫，想利用东吴来对抗魏国，所以不必如此兴师动众，只需派个使者去即可。可孙权不听群臣所劝，坚持派了使者和将领前去。事实证明，孙权果然上了公孙渊的当，公孙渊杀了孙权派去的使者，又归降了曹魏一方。这使得孙权勃然大怒，声称：“我活了六十岁，还没有被这样的人所骗，要不杀掉这个鼠辈，我还有什么脸面在皇帝位置上坐着！我一定要亲自去杀了这个小人，以解我心头之恨。”这次没有任何胜算把握的战争，最终在大家的苦苦劝说下被放弃。但孙权独断专行的决策，与他早期的表现截然相反。
与张昭较真
嘉禾元年，孙权由于没有听张昭的苦心相劝，一意孤行，派遣使者去辽东，结果自取其辱。张昭一气之下装病在家。孙权闻知后很生气，命人弄来泥土，将张昭家的门口堵住。张昭气愤之余，也让家人从里边也用泥土堵住，自己干脆不出门了。虽然后来孙权亲自求张昭出门才化解了这场闹剧，但与其前期的虚怀若谷相比，孙权明显变得固步自封起来。
残害陆逊等贤臣
嘉禾三年，孙权设立中书校事，以监察各级官吏。而校事吕壹等人恃宠弄权，离间君臣，擅作威福，挟嫌报复，且手段又十分残忍，使得许多大臣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即使是重臣陆逊，也不敢尽言直谏，只能与潘濬窃窃私议，“言至流涕”。赤乌四年，由于太子孙登早逝，东吴朝政陷入太子之争。孙权听信谗言，有意废黜新立太子孙和，陆逊屡次上疏陈述嫡庶之分，并请求到建业来面述自己的意见，孙权不但不许陆逊还都建业，还以亲附太子之名处罚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等流放外地。此外，孙权还多次派遣使者前去责骂陆逊，由此陆逊忧伤过度，含恨而亡。如此令人心寒的行径，也与之早年对陆逊的重用成鲜明对比。
骄奢淫逸 为所欲为
孙权到了晚年，骄奢淫逸，又好神仙术，一度遣将入海求亶州仙山，导致吴国赋役繁重，刑罚残酷，由此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人民经常起义反抗。当时陆逊曾上书，劝谏孙权实行恩德治国，放宽刑罚，并减轻赋税。孙权却在复信中为自己残酷刑罚作辩护：“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警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为太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为之耳。”孙权的这些表现与其早期的恤民如子有天壤之别。
胤嗣废毙 老悖昏惑
赤乌四年，太子孙登病逝，年仅33岁。在以后的9年内，孙权先后废了第二任太子孙和，赐死了四子鲁王孙霸，最后立七子（幼子）孙亮为太子，并立孙亮之母潘氏为皇后。而潘皇后生性妒忌，虽身居皇后位置，但仍不满足，还想做女皇。孙亮10岁登基，政令不由己出，终身苦受权臣威逼之祸。这为日后的吴宫政变埋下祸根。公元260年，孙亮遭到宗室大将孙琳的罢黜和杀害。而东吴第三位皇帝孙休也饱受权臣之苦，在位7年即英年早逝。到了第四位皇帝孙皓，则是残暴荒淫，最终导致吴国被晋国所灭。
综合孙权晚年的昏聩表现，及其早年可圈可点的政治谋略和用人之术，其人格裂变之巨，可见一斑。不过这是帝王晚年常见的通病，前有汉武帝，后有明太祖，孙权的人格裂变也就不足为奇。
公元222年前后，是孙权人格分裂的分水岭。而其人格转变，并不是突发而成，而是深有缘故的。概括说来，这是他角色的转变的恶质化结果。
具体来说，前期的孙权只是东吴的统治者，尽管东汉的皇权已经名存实亡，但孙权仍旧是处于人臣之位。而后期的孙权则越来越是个君主，而从“一人之下”的地方诸侯到“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的帝王，孙权的心理产生了质的变化。他由礼贤爱士，虚心纳谏变得越来越自以为是，刚愎自用。
此外，权力使人产生自信，也使人产生焦虑。其权力越大，焦虑也越大。根据帕森斯原理，在官场上，上级选拨下级，一般都不会选那些比他本人聪明或能力比他强的人。尤其是在和平年代里，上级是不会允许下级在任何方面超越自已的，那样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损害了他的威望。例如陆逊，本是“世江东大族”，家族姻亲甚为显赫，由此功高震主，为孙权所畏忌。这样，陆逊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怕将来陆逊也导演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戏剧。因而他逼死陆逊，而选择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侨居大族诸葛恪为首辅。
再者，相比较前期动乱不安、征战不断的环境，吴国立国后，疆域大致确定，政治环境相对平和。孙权对外攻虽不足，守则有余，足可划江自保。因而将政治重心放在吴国的治理上，整顿内部，回笼权力。孙权也由此变得骄奢淫逸，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警惕。
误信公孙渊
与张昭较真
残害陆逊等贤臣
骄奢淫逸 为所欲为
胤嗣废毙 老悖昏惑
综合孙权晚年的昏聩表现，及其早年可圈可点的政治谋略和用人之术，其人格裂变之巨，可见一斑。不过这是帝王晚年常见的通病，前有汉武帝，后有明太祖，孙权的人格裂变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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