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花鸟画成就最大的是那一位？

宋人花鸟画成就最大的首推 宋徽宗 赵佶

主要是两个，一个是黄筌，一个是徐熙
两个不同的风格，都创造了高峰
美术史称“黄家富贵 徐熙野逸”

山水画
山水画即风景画。风景画远在秦时代就有了萌芽，陕西凤翔出土的瓦当中既有田地和树木组成的简单风景，又有树木和人物、鸟兽所组成的画面，都很富有生活情趣。在以后的发展中，在很多画面上，包括石刻和壁画等，都把风景作为重要背景，衬托主题。
风景，包罗人类生存的一切自然环境，在人们的心目中显得很重要。所以独立成画是必然之势。它一旦成为独立的画科，便蓬勃发展。
山水画在中国画中比较突出，早在北周时期，就已渐渐形成独立的画科，展子虔所写山水，就有“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势。”唐代，山水画已盛行，并且达到很高的造诣。李思训所画山水，笔力遒劲，格调细密；所画湍濑潺湲、云霞缥缈之景，曾被誉为“国朝山水第一，列神品”。以后的李昭道、项容、毕宏、刘商等，所画风景，都曾被列为上品。李昭道把山水与人物和建筑融为一体，画风宏赡精细。项容所作山水松石，笔法枯硬放逸，自是一家。毕宏所画松石“松如夜叉臂，鹤鹊啄；石则深凹浅凸，有立体和透空的感觉。”刘商所画松石，时人称“刘郎中松树孤标，毕庶子松根绝妙。”而名噪一时，求画者得其一松一石，弥觉珍贵。五代和北宋时期更大兴山水画之风，画家纷起。如五代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宋代李成、郭忠恕、郭熙、燕文贵、范宽、许道宁、米芾等，诸家山水画已达到高峰，竞相争晖，成为中国画的一大画种。这个时期的山水画重视写实，画风严谨工整，并且不断创新立异，为以后山水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荆浩常携笔墨写生于山中，上观巍峰，下瞰深谷。曾自题诗云：“笔尖寒树瘦，墨淡野云轻，岩石喷泉窄，山根列水平。”全从写生中得来，可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画格苍浑庄严，气韵与笔势雄峻。章法和破法的技巧，在他的画中得到完备，成为北宋山水画技法的开创者，与关仝齐名。董源与巨然，为五代南唐画家，所作山水峰峦出没，云雾显晦，溪桥渔浦，洲渚掩映，开创江南画派风格，后世称其为“江南山水画派之祖”。宋初画家李成，初师荆、关，后隐居山林，以自然为师，凡烟云变幻、林木萧森，栈道、深涧，皆来自胸中。所画平原寒林，尤得清旷洒脱之致。徐道宁袭前人之法，笔墨矜谨；以后游太行山，感受自然造化，又变法创新，风格清润秀丽。米芾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创造了米家山水的“点法”。以描点积叠画法，突破勾、斧劈破的传统技法，开创新风格。自谓“信笔作之，多以烟云掩映树石，意似便已”。
这个时期的山水画，是以写生为基础，在自然界领悟真山真水为妙趣，得之心源而出于笔端，所以笔迹墨法，生动自然，章法气韵天成，妙在其中。所用技法勾、皴、擦、染、点等，已很完备，而且很娴熟。风格严谨浑厚，气势雄伟而端庄，是山水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以后的演变树立了准则。
元时山水画逐步趋向写意，以虚代实，重视笔墨气韵。凭感觉运笔，景与意结合，创造了更多的笔法、墨色和多变的构图。
技法，来自生活与实践，取法于自然界。各种皴法，以其形象命名。近石横断面平直，形似斧劈，于是用笔侧锋横扫，干湿相兼，飞白在其中，称之为“斧劈皴”。披麻法来自草木茂盛的山、石。山势转折处形成竖向皱纹，顺势而下，犹如披麻，于是聚成形象的笔道，名曰“披麻皴”。还有不规则的山石纹理，作者凭感觉应变，顺其自然，创造了多种笔法，如“乱柴皴”、“折带皴”、“马皴被”、“针头鼠尾皴”等，皆从山石纹理所组成的形象而产生笔法。山水画里的各种“点法”，从草木和青苔的形象而来。画家在观察中，取自天然的真实象貌，在用笔中，使之形象化，分别被称为“鼠足点”、“胡椒点”、“蠏爪点”、“大小混点”等。远山的树木，近石的杂草，也以“点”代之。这些形象的笔法.逐渐成为固定的模式，代代沿用。
风景画是反映大自然的形象，自然界气象万千，风云多变，寒暑干湿，冷热润燥，无不反映在山川树石。于是在用墨中相继创立没骨法、破墨法、积墨法。为了表现润含春雨的气候和季节，追求虚实结合的艺术效果，充分利用对“水”的使用。于是出现铺水法、渍水法、泼水泼墨法等，以便水与墨相破。此法来代韩拙创始，以后在宋、元、明、清的画家中，如米家父子、徐谓、董其昌、原济、朱耷等，皆深谙水法，借以接气生韵。
山水画技法，在实践中加以总结，在理论中又付诸实践，在反复推敲中对诸法作出肯定。在创作中，优秀的作品，除了成功的笔墨技巧之外，还应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即是反映自然界的真实。这个“真实”是经过加工、取舍的典型形象，并使之美化。所以，要得到充实，必需在自然界吸取营养，并能深刻地领悟。提高素养，博学多识，才能达到高深的意境。如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与山水有缘。
作者在观察中留下记忆，“搜尽奇峰打草稿”，胸中有丘壑，笔下才能生烟云；腹稿既成，落墨成章。这是中国画的传统创作方法，历代的画家都很重视。后来者，创作之先，往往刻意摹古，学习前人技法，然后走出家门，悟大自然之妙趣，得山水之灵气。
历代画家，都有相互承袭的关系，尤其山水画。五代承唐，宋承五代，元承宋，明承元，在继承中又不断发展、创造、革新。宋代米芾山水，出自五代画家董源，“天真发露，不求工细，多用水墨点染”。又自辟蹊径。元代画家黄子久，又宗法巨然、查源，卓然自成一家。黄子久常居富春山，领略自然胜景，“每出，袖携纸墨，遇景模记，‘终日只在荒山乱石丛木深筱中坐’。”《富春山居图》出，成为名作传世。罗稚川学荆浩、关仝坡陀树石，师郭熙枯水寒林。明代唐寅、文徵明，“通古人妙迹，重观览其意，师心自诣”。远师北宋郭熙、李唐，近
学吴镇，笔墨苍润秀美。董其昌又以黄公望、倪瓒为宗师，讲求笔致墨韵，气格清润，为文人画正脉。挥向早年学董、巨，用笔圆劲而用墨湿润，纵横淋漓，自成一派；晚年收笔于黄、倪，惜墨如金，挥洒自如，得自然之妙。清初画家王翚，悉心临摹历代名作，遂熟谙诸家技法，与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并称清代“四王”，加吴厉、恽寿平，又称“清六家”。王翚在清初画坛影响很大，素有“画圣”之称。他功力深厚，熔铸南北画派干一炉：“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大成。皴擦不可多，厚在神气。凡设青绿，体要严重，气要轻清，得力全在渲晕。”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和现代。清四家之一，王原祁的曾孙王宸，承袭家学，论者谓干皴中有润泽之趣，气味荒古。他与王昱、王玖、王愫，又称“小四王”，技法相似，风格相近，代表了清代山水画的面貌。至此，山水画技法基本上成为定式而停滞不前，长期受到束缚。
山水画技法，大约由元代始，逐渐形成固定的模式，勾、皴、擦、染、点的成法，代代相袭，绘画风格趋向类同。明末，更出现了固定的范本，用来施教。清代，王概又以明代李流芳课徒的画稿43页增编为133页而在康熙年间付印成书，名曰《芥子园》。作为初学者的门槛，风行于世，在清代20O多年中流行使用，并延续至近代，乃至现代。《芥子园》画谱的出现，更使学画者禁锢在临本之中，技法和思路都受到束缚。以固定的模式学到成法，受限于范本，不敢超越规矩，犹如结壳而不能破。破壳而出者，为数了了。所以致使清代多数山水画家陈陈相因，一味摹仿，泥古而不化。于是便闭门搬山头，造溪桥，形成主观臆造的定式，风格千遍一律，技法大同小异，章法大致相似，使山水画逐步走向衰微。清末汪昉的《仿古山水》就是典型一例。
清代山水画因受局限而处于呆滞，墨守成法，很少创新，但在固定的技法中却能达到很高的笔墨技巧，为后世留下不少精美的艺术品，并充分显示民族艺术中山水画的独特风貌，并占据重要位置。
花鸟画。
中国画中的花鸟画，远在唐时期已经形成独立的画科。它以花鸟、草木、虫蝶为题材，立意写真，表现自然之美。在人物画中，常有花鸟作为陪衬，并借以渲染画面，和山石树木一样，服务于主题，不可缺少。在唐代墓室壁画中，就描绘了不少的花鸟形象。在生活中，人们植花养鸟已经很普遍，尤其黄门贵族。所以反映在画面是很自然的。但它形成独立的画科较晚，大约在中唐以后才有以花鸟为主题的画面出现。因为是在人物画技法的基础上产生的，技巧一经俱备，便精彩夺目。
唐代画家边鸾即擅画禽鸟花木，被当时赞为“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夺花卉之芳妍”。画家程修已“所作桃杏、杂卉、蜂蝶、蝉雀之类，六法俱备，造物者不能夺其妙。”被誉为“京都第一人”。以后的左全、刁光胤等，也有高深的造诣，致使前蜀画家黄荃、孔嵩拜他为师，艺得亲授；荃子居宝、居寀，继承和发扬刁光胤花鸟画的风格，形成五代、北宋间的黄氏体制，在北宋画院中被视为程式。五代初期画家腾昌佑擅作花鸟、草虫、蔬果，著名一世。他善写生，而无师承。作画下笔轻利，随类赋彩，宛然如生，诸者谓近边鸾一派。同代画家徐熙与黄荃为五代花鸟画两大流派，素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所作花木、禽鸟，形骨轻秀，独创“落墨”法。草草写枝叶萼蕊，略施杂彩，也不碍笔墨，一变黄荃细笔勾勒、填彩晕染之法，被宋代画家赞为“学穷造化，意出古今”。徐熙常游山林园圃，细察动植物情状，“蔬菜茎苗，亦入图画”。相传黄荃也在居屋旁裁植竹石花木，以供观摩。由此可见，花鸟画分科之后，即重视生活，以写生为本，取其真实、自然之妙趣，为后来花鸟画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徐熙之孙徐崇嗣亦工写生，承袭家学，形成北宋画院的风尚。以后自创新体，摒弃墨笔勾勒，直接以彩色晕染，谓“其画皆无笔墨，惟用五彩布成”。这种“叠色渍染”，称之力“没骨法”。“没骨法”的画法广为推崇，代代延续；直至清代，画家恽寿平仍极推崇之。北宋易元吉更是主张超越时尚，“世未乏人，要须摆脱旧习，超轶古人之所未到，方可成名家”。遂重视写生，深入自然界，观察动物及乱石丛竹。又常开圃凿地，培植梅竹，畜养水禽山兽，透过纸窗而窥其动静和游息之态。所以作品更富有生趣。以后的崔白，在对花竹、禽鸟的绘制中，尤其注重写生，精于勾勒填彩，风格清淡，笔迹劲利，在继承徐、黄两体的基础上别创一种淡雅疏秀之路，一变宋初以来流行的浓艳细密的画风。
北宋末年，徽宗赵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并用科举的办法选拔画家，对绘画艺术事业起到推动和倡导作用。赵佶善书画。书法自创“廋金体”。绘画得吴元瑜传授，又继承崔白的风格，同时重视写生，精工逼真，细腻入微，享有“妙体众形，兼备各法”之誉。这种花鸟画的绘画风格盛极一世，朝野倾慕。影响之下，产生很多画家，如南宋杨无咎、赵伯驹、韩佑、毛益、林椿、李迪、陈可久、马麟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多见绢本小品，内容无所不及，取材奇花珍禽，造型千姿百态，绘制工细入微，为后世遗留下很多珍贵的艺术品。
元代、明代的花鸟画，有继承，有发展，风格逐渐趋于简淡，并且逐步走向写意，论者谓“不求工而见工于笔墨之外；不讲秀而含秀于笔墨之内，遂另开写意之一派”。代表作者如王渊、李亨、王谦、林良、郭诩等。对禽鸟鱼虫、树石的画法，在继承宋代院体画派的基础上，一变为文人情趣的画风。风格飘逸，墨色灵活，千技万花，璀璨于笔端，传神于写真。文人画讲求作者的人品、学问、诗情画意。不少画家博学能文，兼工诗、书，素养全面。明代早期画家边景昭，官居武英待诏，为宫廷作画，为花鸟画法高手。论者谓“花之娇笑，鸟之飞鸣，叶之反正，苞之蕴藉，不但勾勒有笔，用墨无不合。”设色沉着妍丽，一幅画中能描绘多种禽鸟，无一不精。
院体画家中，以宣宗朱瞻基为首。先后被征入宫廷的，如戴进、石锐、周文清、商喜等，都是多能的画家，山水、人物、花卉、竹石、翎毛、草虫皆精。风格淡雅而精巧，笔法简括放纵，墨色灵活多变。形成一派文人画画风，并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历代推崇的画家中，绝大部分为居官显要、博学多识的士大夫阶层的文人学士，他们所标举的“士气”、“逸品”，即读书人的高雅情趣，他们崇尚品藻、讲究笔墨意趣、脱落形似，以求神韵，并且重视文学与书法的修养，求得诗、书、画相合。这种对画意的要求与素养，成为中国画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对唐王维的画就曾评述：“唐王右丞授诗入画，然后趣由笔生，法随意转，言不必宫商而邱山皆润，义不必比兴而草木成吟。”以后历代文人画对国画，尤其山水花鸟画的拓展以及对水墨写意画的发展，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人画多取材于山水、花卉、虫蝶、草木、树石等。明清时期，尤以梅、兰、竹、菊、松、石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借物抒情，表达性灵，或感怀个人抱负，标榜清雅高洁之气。宋元时期，画家就常以此为题材，以后影响逐渐广泛，成为花鸟画科的分支。竹、梅、松在同一画面，称“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中又加菊花，名为“四友”图。明代末年，黄凤池编辑《梅兰竹菊四谱》，以后即名“四君子”，是画家乐意表现的对象，久画不衰，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
清代画家胡慥，尤善写菊，能尽百种，各见神妙；涤荡华美，独存霜雪。徐眉善画兰蕙，能出己意，不袭前人；姿态妩媚，如绝代佳人。朱耷所画花鸟、竹木，笔墨凝炼简括，形象多变，生动尽致；所写残山剩水，意景荒寂，所写鱼、鸟，每以“白眼向人”。不同程度表现了作者冷漠处世的心情。工写梅花的周鲲、汪士慎，也各领风姿；或赋色妍丽，或以繁枝见胜，均致气清而神腴，笔墨趣足，秀润恬静。高翔、金农也是画梅能手。笔意疏秀，墨法苍润，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擅画兰、竹，笔力劲峭，体貌疏朗，自称“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借以寄托坚韧倔强的品性。李方鹰善写松、竹、兰、菊，尤长画梅，纵横跌宕，苍老浑古，墨气淋漓，如同作者傲岸不羁的秉性。以后的吴大澄、任颐、赵子谦、缪嘉蕙等，皆以花卉见长，并反映了不同的个性。直到近代的吴昌硕、吴观岱、陈衡烙等，仍博取先辈诸家的气势；但奔放处不离法度，精微处照顾气魄。对用笔、施色、题款、铃印等，均慎重从事；对画面的轻重疏密，章法气韵，独运匠心，配合得宜。
纵观花鸟画的发展历程，大凡由工笔到写意，也即由写实到泼墨写意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来自自然真实的院体画，逐渐步入融会思想意识，而且内涵丰富的文人画。文人画范围缩小，以梅、兰、竹、菊为题材的绘画遍及朝野，尤其明清时期，为民族绘画艺坛留下了很多不朽的篇章。
陕西藏画，多为明清时期的作品，虽然受到时间范围的限制，不能见其民族绘画的全貌，但从承袭关系中，仍可追溯历代发展的途径。它的艺术成就，足以反映博大的民族精神和独特的绘画形式，在人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永葆民族绘画的个性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