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在政治上的功绩

宋仁宗赵祯（1010－1063），北宋第四任皇帝，他当政期间，北宋国威不振，长期处于契丹和西夏的威胁之下，只能委曲求全地用大量金钱来维持和平；文治方面似乎也比不上父祖，太宗时的几项重大文化工程润泽百世，真宗东封西祀，亦足以夸耀外邦。天圣八年（1030），刚满20岁的仁宗在崇政殿主持“殿试”，这一科录取了欧阳修、蔡襄、田况、石介等后来的名臣。殿试中仁宗并没有把已经连中两元的欧阳修点为状元，他更青睐于一个19岁北方少年的卷子，这个被仁宗点为新科状元的少年才俊叫王拱寿。仁宗亲自为他改了名字，这就是后来在庆历政坛上赫赫有名的王拱辰。这个事件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此时仁宗在刘太后巨大的政治阴影下已过了九个年头了，他为新状元王拱辰改的这个名字，究竟透露了什么玄机呢？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以政治上的“北辰”自居，行无妄为之德，不出其位而天下大化，这大概是此时青年宋仁宗在新科状元名字上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吧。宋仁宗在他四十二年的政治生涯中，实现了“北辰”的梦想，为我们奉献了一个璀璨的文化星空。宋仁宗与他的合作者们共同构建了一个至少在公元十一世纪看起来很完美的和谐文人世界，这个世界时时被后世文人所回忆、言说和塑造。本文从文人政治文化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仁宗的时代，或许会发现一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

一、宋仁宗和他的时代

在讨论宋仁宗之前，先让我们从文人政治发展的角度对北宋历史作一个鸟瞰。首先是文人政治逐步确立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从北宋肇始断至真宗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经过四十余年的内外交战，这个年轻的帝国终于开始过上和平的日子；第二阶段是文人政治高度发达的阶段，主要包括真宗后期和仁宗朝，文人士大夫在适宜的政治土壤中，培育出文人政治文明之花；神宗至北宋灭亡为第三阶段，彼时单制度层面而言，已臻古代文人政治之化境，但这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因为文人政治的痼疾——党争，渐渐成为烈，往往相似。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而仁宗君德日就，章献亦全令名，古人所谓社稷臣，于斯见之。知白、衍劲正清约，皆能靳惜名器，裁抑侥幸，凛然有大臣之概焉。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章献太后称制，政事得失，下莫敢言。（吴）遵路条奏十余事，语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即使是在后人眼里名声并不是特别好的吕夷简、章得象，也在与刘太后政权合作的过程中表现出凛凛风节，为自己在仁宗亲政后的政治舞台上继续发挥作用，奠定了舆论基础。这些或明或暗的刘氏政权之反对派，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刘氏特别严厉的打击，反映了刘氏尚宽厚稳重的为政特点，这极大地影响了仁宗，为士风在仁宗一朝的张扬提供了空间。

在宋人的记忆中，如果不讨论女后主政本身的合法性问题，刘后的“天圣明道”之治是值得回忆与艳羡的。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去观察这一时期，或许我们会认为它有些保守、持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天圣明道之政恰恰为文人社会发挥到极致作了物质、思想和人才的准备。仁宗朝跨越北宋文人政治确立和发达两个阶段，其交界点在明道二年的仁宗亲政，因为以此为分界线，仁宗朝的政治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不仅仅对仁宗一朝有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北宋历史的发展。南宋刘光祖被光宗选为殿中侍御史后，所上谢表有曰：“本朝士大夫学术议论，最为近古，初非有强国之术，而国势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间，道臻皇极，治保太和，至于庆历、嘉韦占盛矣。”而正是宋仁宗完成了“盛矣”的工作。邓小南先生认为仁宗朝是宋朝“祖宗之法”形成的重要时期，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也恰恰在仁宗时期，文人政治发展到其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许多文人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完成，台谏制度、考试制度得到改革与完善，“和而不同”的庆历士风得以树立，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张方平、包拯等一大批庆历名臣成为这一时代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仁宗朝崭露头角，在庆历士风的砥砺藻雪下，奠定了其在后仁宗时代的成就。当然，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符合理性逻辑，其中也存在深刻的悖论，北宋文人社会的和谐并没有保持很长的时间，就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朋党政治的出现使文人心理受到不可逆转的伤害，这就使人们每当回忆起“庆历士风”，平添了一番复杂的意味。

文人政治发展过程中，既有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也历史机遇的偶然性。在专制体制下，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君主的素质。那么宋仁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能成为理想文人社会的重要缔造者呢？

笔者认为，宋仁宗是个有着极强角色意识的君主。一个君主关注自己的社会形象，这在政治发展史上是一件值得称赞的事情，文人政治往往会藉此获得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如果翻看北宋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赵匡胤的时代，帝王的任性、无理与无赖还时不时地干扰着正常的政治生活，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会经常被滥用。但这这种情形到仁宗时代则几近绝迹，考仁宗四十二年的统治生涯，我们很少看到他滥用自己的君权，而是对文人臣僚表现出极大的尊重。仁宗何以被称为“仁”？范祖禹在给宋哲宗的札子里写道：“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丰功圣德固不可得而名言，所可见者，其事有五：畏天、爱民、奉宗庙、好学、纳谏。仁宗能行此五者于天下，所以为仁也。”比较全面的概括了仁宗帝德。实际上人们更认同仁宗的宽厚仁慈。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只会作官家。”其言颇能道破仁宗帝王之道的天机。纵览其四十二年在位时间，确实没有出现大的失误，即使是在身后，士人们还是念念不忘他的种种善政。其为人比较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执政期间，朝无巨奸，亦无重大冤案发生，朝野上下多见忠义之士。虽因积弱之军事，在与西夏的交锋中屡遭败绩，和辽国的外交也从没得到什么便宜，但是社会经济文化毕竟在逐步发展，宋代的各项政治制度进一步成熟，朝政没有形成大的动荡，涵养了一大批文化奇才，为宋代文化的登峰造极准备了社会条件和人才条件，这在两宋是非常难得的。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仁宗的持重因循的主流政风，是造成北宋社会问题的关键时期，笔者认为这或许成立，但仁宗难以承担这样的责任，他北宋政治迅速崩溃的催化剂。宋史专家邓小南先生认为，北宋文人成为政治主角，并非开国者赵匡胤的天才之思，而与自唐末五代以来的社会大思潮密切相关，这样的看法给笔者很大的启发。中国专制时代文人政府之真正完善，断自北宋当无疑义，但这应该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思想积累和政治准备绝非一日之功；正是大动乱大痛苦之后的沉思，以及自唐五代以来文人政治力量的逐渐成长，才使历史作出理性的选择。

古代中国虽不乏文人政治的传统，但只有到了宋代，真正的文人社会才名至实归。一个良好的文人社会建立，不仅需要从制度上予以保障，像被我们反复言说的北宋“右文抑武”制度，它还需要两个也许更为重要的条件，其一是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环境，其二是文人独立人格的涵养。对于北宋来说，至少在前三朝，这样的条件还只是部分满足。赵匡胤的革故鼎新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到公元979年宋太宗的部队消灭了境内的最后一个汉族割据政权——北汉，北宋已经在打打杀杀中走过了前二十个年头。然而所有这一切，又宣告了另一场更危险战争的开始，宋太宗开始与北方的强敌——辽正面交战。一直到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双方签订备受争议的“澶渊之盟”，期间两国刀来剑往，战争实际上已经让这个年轻的帝国疲惫不堪。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虽然宋初统治者具有一统天下的胸怀和实力，但毕竟战争才是北宋前四十余年的主旋律，整整一代人，为这残酷的历史进程付出了代价。“澶渊之盟”签订时，宰相寇准持反对意见，认为数十年后契丹又会成为宋朝的大患。但是真宗显然已迫不及待，他说：“数十年后，当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可也。”冠冕堂皇话语中，透露出疲惫与急不可耐的心态。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澶渊之盟后的宋真宗是如何志得意满，忙不迭地做些粉饰太平的事，他等待这个没有战争的日子已等得太心焦。澶渊之盟后，真宗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契丹既请盟，真宗于兵事尤所重，即有边奏，手诏诘难，致十余反”。当时有人建议袭击回撤的辽军，遭到真宗的拒绝。实际上，真宗澶渊之盟后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其后三四十年的国际政治格局，为北宋经济文化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真宗的执政方针不仅为刘后政权所墨守，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继任者宋仁宗。

宋初几任皇帝，都注重文人在政权中的作用。五代至宋初，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论，确无可贵之士，但赵匡胤虽打心底里瞧不上读书人，却能够接纳、包容和利用他们，立“不杀士大夫”之誓以激士自贵，以期士风涵咏百年之效，确实有一代政治家的高明之处。宋太宗也十分关心文化事业，他曾对秘阁监李至说：“朕无他好，但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善者从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樵书》记载，“太宗阅《太平御览》，自巳至申始罢。有苍鹳自上始开卷，飞止殿鸱尾上，逮掩卷而去。上怪之，以问宋琦，对曰：‘此上好学之感也。’”太宗关注的虽然是与治术相关的书籍，但也确实引导和推扬了社会重文风尚。宋朝的三部大书《策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也都是在太宗的操持下得以编纂。宋真宗亦是好文之人，《贵耳集》载：“真庙宴近臣，语及《庄子》，急命呼‘秋水’至，则翠环绿衣，小女童也，颂《秋水》一篇，闻者莫不竦异。”在近臣面前卖弄一下文学风雅，亦可见千年前的时尚。三任帝王的不懈努力，为北宋文人社会从制度上和社会思潮上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虽然频繁的战争使文人政治还没有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是文人这一阶层经过宋初四十年的人文涵养，已经逐渐具备了政治主体和人格主体的资格了，和谐文人社会确立的两个基本条件已大体满足，文人们还在等待什么呢？

他们在等待一个相对完美的帝王合作者，与他们共同描绘和谐文人政治图景。天圣、明道年间是皇太后刘氏执政，刘氏也是有宋第一位当政的皇后，其当政也为涵养砥砺士风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以敢于谏诤而闻名的士大夫，这无疑成为庆历士人最记忆犹新的从政道德旗帜。如《宋史》所论：“章献太后称制时，群臣多希合用事，鲁宗道、薛奎、蔡齐参预其间，正色孤立，无所回挠。宗道能沮刘氏七庙之议，奎正母后衮冕为非礼，齐从容一言绝女后相踵称制之患，真所谓以道事君者欤！”“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无法超越一个本身就不理想的政治体制。我们或许应该分清社会问题哪些是体制造成的，那些是不合格的管理者造成的，这样的区分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有必要。在北宋当时的政治体制下，仁宗没有让事情变得更坏，这已经值得尊重了。考察北宋九个皇帝，处在仁宗的时代，会有人做得比仁宗更好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假设，而是历史研究中应具有“了解之同情”的研究心态。

细细研究仁宗的执政经历，笔者发现其自有发展脉络。在亲政初期，仁宗似乎急于表现自己的执政能力，两次大的人事变动显示了他欲在朝臣面前表现自己的果敢，急于树立威望的心态。如第一次罢免吕夷简时，事颇出夷简意外。仁宗甫亲政，吕夷简即手疏陈八事，并在罢免太后任用人员上与仁宗有所讨论，表现出极大的合作真诚。有人认为此次罢吕夷简事出于郭皇后，如北宋名臣司马光就这样写道：“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简由是恶郭后。”但这种说法更可能是人们倒果为因，把吕夷简此次被贬和半年后的“废郭后”事件联系到一起，实际上仁宗和郭后琴瑟不和，且亲政之初的仁宗对后宫干政极为反感。笔者以为，这次吕夷简的意外被贬，更可能是仁宗向朝野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权威，是对自己亲政形象的在乎。我们看看除吕夷简外，其他几个因所谓“太后之党”而被贬大臣们后来的政治命运。景祐元年（1034）八月，夏竦加刑部尚书；景韦占四年（1037）四月，以夷简之密荐，用王随、陈尧佐为平章事；宝元元年（1038）四月，晏殊兼御史中丞；范雍后来也在与西夏的战事中得到重用；除张耆年老，未有大用外（但是他得到了仁宗的尊敬），其余诸人都很快重新获得起复，在仁宗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一张一弛之间，显现出仁宗用人之术，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仁宗对太后旧臣的大规模罢免，是向人们发出青年皇帝的权威必须得到尊重的信息，并非出自政治上的报复。

仁宗在亲政之初，力图扮演一个刚毅决断的有为之君角色，同时也要示人以仁，因政治问题被贬斥的大臣往往不久就得到起复。在一些生活中的细节上，他却精心塑造出仁君的形象。仁宗曾经对辅臣们说：“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倘霖淫未止，当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闻之，嫌其近名耳。”《东轩笔录》载：“仁宗圣性仁恕，尤恶深文，狱官有失人人罪者，终身不复进用。至于仁民爱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兴，语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饥，思食烧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闻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为例。诚恐自此逐夜宰杀，以备非时供应，则岁月之久，害物多矣。岂可不忍一夕之馁，而启无穷之杀也？’时左右皆呼万岁，至有感泣者。”该书还有一条类似的记载：“仁宗尝春日步苑中，屡回顾，皆莫测圣意。及还宫中，顾嫔御曰：‘渴甚，可速进熟水。’嫔御进水，且曰：‘大家何不外面取水而致久渴耶？’仁宗曰：‘吾屡顾不见镣子，苟问之，即有抵罪者，故忍渴而归。’左右皆稽颡动容，呼万岁者久之，圣性仁恕如此。”类似的事例也多见于其他宋人笔记中。所谓的“语近臣”、“密示”、“不欲使外闻之”云云，看起来无人知晓的隐秘事件总是能够得以流传，则它的发生，总是具有一定传播取向的。

帝王的角色意识对文人政治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角色意识使帝王加强了道德自律意识，意识到自己在一个政治体系中应该担当的责任，使他成为一个接近职业化的政治家。关于封建帝王角色意识的看法，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评论唐太宗时说：“太宗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形象，在一群精心挑选出来的亲密大臣面前‘扮演’他的皇帝角色。”宋仁宗实际上并没有多少直接评论唐太宗的言论，但他和唐太宗一样，有着极强的角色意识。他的角色虽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总体而言，仁宗力图扮演的是一个“仁君”角色，一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合作者角色，一个居于其位、而能使“众星拱之”的和谐文人政治缔造者角色。事实证明，当北宋的在金人的杀伐之声中彻底谢幕后，我们回过头来再仔细审视，仁宗的角色扮演得相当不错。

二、宋仁宗与和谐文人社会

宋仁宗的角色意识直接影响到他的行政风格和政治素质。笔者认为，在古代君主专制背景下实现文人社会的和谐，与君主的政治素质和人格取向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帝王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整体素质并不高，而且极具不稳定性，这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增添了不少非理性因素。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与专制政治的偶然性，构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文化景观，宋仁宗与北宋文人政治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研究标本。

宋仁宗虚心纳谏、鼓励言职，使文人的参政意识增强，提升了他们的主体人格。明道二年（1033）三月刘太后的去世，是仁宗朝第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宋仁宗很快稳定了局势，避免了由于刘太后去世而可能给北宋政坛带来的动荡。很快，太后死后一个月，仁宗即以刘太后辅政时交通请谒的罪名，贬内臣江德明、罗崇勋等人，一些在刘太后当政时鼓吹“还政”论调的人和刘氏政权的反对派大都得到了重用。如林献可曾抗言请太后还政，被流岭南，他也在刘太后死后的第二个月即被迁为三班奉职；同月召知应天府宋绶、通判陈州范仲淹赴阙，其后张士逊、李迪、王随、李谘、王德用、蔡齐、范讽等人也都得到重用，而这些人，都是刘太后当政时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沆、曹修古二人均于刘太后时期，鲠直敢言，如今诏刘直集贤院，赠曹为右谏议大夫，明道二年九月，赠曾直言请太后还政的刘越为右司谏；刘涣曾上疏请太后还政，太后怒，夷简处理得当，仁宗以之为忠，至此从吕夷简之请，以刘涣为左正言；翌年，以反对过刘太后的滕宗谅为左正言等。仁宗在朝廷上进行大规模的人事变动，主要是出于一代新君急于施展抱负的心理。但是他如此大量起用刘太后执政时期的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职务不高但勇于讨论“还政”的官员，则无疑向士人们树立了一个政治风向标，那就是统治层对直言的欣赏与奖励，而这种信息对仁宗朝的士风和政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也由此影响了仁宗朝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士风的砥砺与转变系于具体的社会现实政治，而北宋中前期的历史确实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刘后执政这一环节，北宋中前期士风之张扬，至少还要推迟一段时间。仁宗注重台谏职能，为了大力提拔人才，特地恢复或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从政治制度上保障了士人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随着执政经验的逐渐丰富，宋仁宗对言官越来越表现出特别的尊重、理解和宽容。庆历三年（1043），王拱臣任御史中丞期间，遇事敢言、不避权贵，得到了仁宗的赞许；知谏院王素、余靖、欧阳修、蔡襄因“言事不避，并改章服”，当年十月，王素除外任，任宗还对他说：“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在欧阳修出外时，仁宗也曾鼓励他不以内外为念，要积极向朝廷建言。仁宗对台谏之臣抱有极大的宽容和好感，虽然后人对之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仁宗还是以虚心纳谏的形象为后世所接受，他的这种姿态，为当时和谐文人社会构建奠定了基础。而纵观仁宗朝的不少大臣，也确实做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可以说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成为庆历士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标志，确实离不开仁宗朝现实文人政治环境的涵养。

仁宗不仅树立了虚心纳谏的公众形象，他对文官和文官制度表现出的尊重，在宋代君主中并不多见，正是在仁宗朝，三权相互制约、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得以形成，使庆历之政在整个古代专制政治史中，显得别有生面，其中的一些核心内容，被不断重塑、整合到北宋“祖宗之法”中，成为后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记忆。《清波别志》卷三的一条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嫔御久不迁，屡有干请，上答以无典故，朝廷不肯行。或奏曰：“圣人出口为敕，批出谁敢违？”上笑曰：“汝不信，试为汝降旨。”政府果执奏无法，命遂寝。后又有降御笔进官者，上于是取彩笺，戏书某官某氏特转某官，众喜谢而退。至于给俸日，各出御笔乞增禄，有司不敢遵用，悉退回。诸嫔群诉，且对上毁所得御笔，曰：“元来使不得。”上但笑遣之。

尊重政府的集体决策，缔造新的文人政治论理体系，体现了仁宗守成之君的高明之处。而且宋仁宗善于防微杜渐，最大程度上保护这种他与文人官僚一起建立起来的共治制度，对一些丕变的苗头给于坚决抑止，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仁宗出“梳头夫人”事，在当时就获得士论称赞，被认为“以此则过文帝远矣”。

正是宋仁宗在对虚心纳谏、尊重政府决策的政治家素质，以及涵容宽广的胸怀，使宋代文人政治获得良好的发展平台，一个和谐的文人社会得以以构建。如《世纬》一书中，就把北宋庆历年间和唐之贞观、开元年间对举，当作君臣关系融洽的两个最美好的时代，“亲贤礼下，大臣有赐坐之仪、造膝之请。谏官有人阁议事、对仗读弹文之典，君臣之交蔼如也”。正是有了这样“蔼如”的君臣关系，一个良好的文人政治风气才能得以形成，文人官僚间才能达到真正的和谐与合作。北宋统治者坚持“异论相搅”，实际上是保持政治生命力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庆历士风的核心精神是“和而不同”，“和”也只有在“不同”的前提下才更有价值。庆历四年，邱睿因作诗讪谤朝政降职，执政欲重诛之，仁宗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最终对邱睿作了较轻的处罚。嘉祐六年，苏辙应制举，在策论中大肆攻击当局，言过其实，其中有“闻之道路，陛下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样的不实指斥，引起了考官的争议，“谏官司马光考其策人三等，翰林学士范镇难之，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宿以为策不对所问，而引唐穆宗恭宗以况盛世，非所宜言，力请绌之”。当时执政也力主黜落，但是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坚决主张录取。这一方面再次说明仁宗对自己角色的在乎，另一方面也说明他的宽容胸怀，士人内部尚不能容忍与认同的意见，他也能以统治者的大胸怀涵容之。在仁宗的时代，“党议”之说确实存在，但其对政治的破坏程度确被后人的朋党思维夸大了，当时的政坛主流还是文人政治的和谐局面。文人们在政治上获得极大的尊重，文人官僚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在“和而不同”的维度上发展，此处仅举一例：

范文正公于景祜三年言吕相之短，坐落职、知饶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寻改陕西都转运使。会许公自大名复入相，言于仁宗曰：“范仲淹贤者，朝廷将用之，岂可但除旧职邪？”即除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上以许公为长者，天下皆以许公为不念旧恶。文正面谢曰：“向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尔奖拔。”许公曰：“夷简岂敢复以旧事为念邪？”

“范吕释憾”是宋学研究中的一段公案，笔者认为，把这样一件事放到庆历士风的大背景中，其发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另外我们再看看“水洛城之争”的范仲淹与韩琦、欧阳修与尹洙，“滕宗谅、张亢过用公使钱”案中的王拱臣、李京，“进奏院狱”的张方平、赵祐等，不少文臣们都表现出专制社会难得的行政理性，坚持“和而不同”的君子风格，共同构筑了和谐的古代文人社会。

三、余论

以上笔者论证了宋仁宗政治文化史作用之如何可能，以及其地位和意义，并没有打算把宋仁宗抬到一个超越历史的高度，他也具有专制统治者所难以避免的弊病。比如他在亲政之初，有时候也听不进不同的意见，决策上也有重大失误，造成内政和外交的被动局面；在庆历革新中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没有摆正对待“朋党”的态度，革新终止后迅速退回改革前的旧有体制；晚年因循持重的政风又占据政坛主流等。仁宗也有性格上的局限，最为显著者是他的多疑，范仲淹在仁宗朝的起起落落，实际上也与仁宗多疑的性格有关，比如他虽然很早就认同范仲淹的忠直，但总是怀疑范仲淹“尝有疏乞废朕”，这也无形中影响了范仲淹在仁宗朝的政治命运。宋代不是特务政治盛行的时代，但仁宗虽然足不出皇宫，他也有自己特殊的信息获得渠道，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担任了他的耳目，这也使他的决策难免受到影响。对已经出外的大臣，仁宗也不总是放心。如名臣富弼、杜衍也曾受到仁宗的怀疑。用而不能尽其能，信而不能持其久，这大概也是仁宗政坛最大的问题，也为和谐文人政治的颠覆，埋下异质的种子。仁宗坚持的“异论相搅”政治原则，虽然人们至今对此褒贬不一，但它确实成为“和而不同”文人社会构建的重要前提。所谓“和”，正是体现在“不同”之中，是矛盾的稳定体。没有异论不见得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恰恰可能隐藏更大的危机。但从更长的历史发展时段来看，文人党争政治虽盛于元祐，仁宗朝“庆历党议”确实有以启之，余风所及，也影响了后世文人政治格局的党议。清人王夫之在论宋仁宗时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乃其召下之烦言，以启上之佚志，则自仁宗开之。而朝不能靖，民不能莫，在仁宗之时而已然矣。”虽然说得有些过于偏激，但是确实击中文人政治发展的要害。

虽然在仁宗之后，庆历士风也由于文人阶层内部种种原因而发生丕变，文人政治在后来的日子里再也没有提供更加先进性的政治文化内容；虽然人们习惯于欣赏那些事功昭昭的统治者来寄托自己一种现实情怀，而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重要保障者不甚关注，但宋仁宗在北宋历史上独特的贡献不容忽视。苏轼说宋仁宗“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南宋李璧也认为“仁宗尤以涵养士类为急，故自治平至元祐，悉获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