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姓氏文化中的避讳避讳制度

　　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作者在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本朝的皇帝、自己的长辈及尊崇的人名时，每每避而不用该字，而以改字、空格、缺笔等方法代替。这种现象就是避讳，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

　　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