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孙龙关于“白马非马”的辩论
现存的《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有关于“白马非马”的详细的论证。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以及他的关于这个命题的辩论，也反映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的问题。他从另一个出发点讨论了上面说的“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问题，得出了与惠施正相反的结论。惠施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公孙龙是从命题出发，他看出了，在每个命题中，如“莲花是一种植物，玫瑰是红的”等，其主语和述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正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不论是在主语或者在述语中，总有点甚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但是恩格斯指出，“述语是必需和主语不同的”；这正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一般人都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对于这个命题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不同。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不同是必需的，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反而把二者割裂开来，加以抽象化、绝对化，由此达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这就是把范畴固定化。其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
在一个逻辑命题中，主词表示个别，谓词表示一般。在一个肯定的命题中，个别与一般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在“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中，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严格地说，这个具体的马是个别。白马也是一般，白马只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马也只能在白、黄、黑等马中存在，只能通过白、黄、黑等马而存在。这就是说：凡实际存在的马总是有白、黄、黑等颜色的，不可能有没有颜色的马。这是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性。
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有矛盾又有统一，所以“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不是表示简单的等号而是表示一种辩证的统一。公孙龙一派发现了这个辩证统一中的对立面。他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表示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矛盾。这是他对于客观辩证法的某一方面的认识。
就逻辑学的意义说，公孙龙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就“马”的外延说，“马”这个名词包括白马在内，但就“马”的内涵说，“马”这个名词指马的本质属性，和“白马”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把这两个名词混同起来。这也是公孙龙的一个贡献。
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但是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且把这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因而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的方面，相互联系的方面。按着他的理论，既然一般和个别是相互对立的，一般也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个别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白马论》)这样，就割裂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联系。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势必将一般看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其结果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于辩证法的一定的认识出发的，可是，结果转化为辩证法的对立面。
二、公孙龙关于“离坚白”的辩论
公孙龙又有《坚白论》，其主要论点是“离坚白”。这个辩论是围绕着坚而白的石的例子进行的。就这个石说，应该说石是坚而且白的。石是个别，属于坚物类之中，也属于白物类之中。坚与白是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石与坚或白各是对立面的统一；坚白石的坚与白都只存在于石中。用当时辩论所用的话说，这就是“坚白域于石”，“坚白相盈”。公孙龙强调一个命题主语与述语之间的差别，强调个别与一般对立面的矛盾，认为坚只是坚，白只是白，有不为任何东西所决定的坚，也有不为任何东西所决定的白，所以坚、白是与石分离的，坚与白也是分离的。这就叫“离坚白”。
公孙龙所用以证明他的论点的辩论有两个部分。他先设问说：“坚、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见与不见离，一二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公孙龙子·坚白论》)这是从认识论方面证明坚白是离的。有一坚白石，用眼看，则只“得其所白”，只得一白石；用手摸，则只“得其所坚”，只得一坚石。感觉白时不能感觉坚；感觉坚时不能感觉白；此所谓“见与不见离”。感觉到的与感觉不到是分离的。就人的感觉说，只有坚石，只有白石，没有坚白石。所以坚、白、石三，不可；坚、白、石二，可。坚、石是二；白、石亦是二。此所谓“一二不相盈，故离”。“不相盈”是说，坚之中无白，白之中无坚，石之中也无白和坚。
公孙龙又说：“且犹白以目见，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公孙龙子·坚白论》)这是说，眼不能直接看见白的颜色，必需靠光(“火”)，手也不能直接感到坚硬，必须靠抚摸(“捶”)。可是光和抚摸都不是人的感觉，都不能感觉东西，最后只有依靠精神作用了。但如果没有眼和光，没有手和抚摸，精神也无法感觉坚和白。这说明，人的认识作用的各部分也是彼此相分离的。这样推论下去，可以达到不可知论的结论。
公孙龙说：“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原作甚，依陈沣校改)石也？”“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为坚而坚必坚。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白固不能自白，恶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则不白物而白焉。黄黑与之然。石其无有，恶取坚白石乎？故离也。离也者，因是。”(同上)这是从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说的。公孙龙认为坚这个一般是不定所坚的坚；白这个一般是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白的白，不定所坚的坚，是一切白物或一切坚物的共同性质(“兼”)，怎么能说是在石之内？“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坚不只是坚石的性质，也是任何坚物的性质。纵使没有任何坚物，而坚还是坚。不过如果天下没有坚石或任何坚物，则虽坚必坚而不是个别的坚物，好像藏起来一样；此所谓“其不坚石物而坚，天下未有若坚而坚藏”。若果不定所白之白不能自白，它怎么能使石与物白？若白能自白，则不必借他物而亦自白。黄黑各色皆是如此。白可无石而自白，坚可无石而自坚，何必待坚白石？此可见坚、白是与石离的。公孙龙企图用这些话证明，一般可以独立于个别而存在。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论。公孙龙的哲学正是客观唯心主义。公孙龙看到作为事物属性的一般，是某一类事物所共有，就这一点说，他是正确的。但因此得出结论说，一般可以脱离个别而独立存在，就是把一般和个别割裂开来，成为客观唯心主义。
三、公孙龙关于“指”、“物”的辩论
公孙龙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上面所说的“坚藏”。他还有一篇《指物论》进一步发挥这个思想。
凡名都有所指，公孙龙所谓“指”，就是名之所指。就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个别。公孙龙说：“名，实谓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名所以谓实，实是个别。就另一方面说，名之所指为一般。例如马这个名，可指此马彼马等个别，亦可以指马这个一般；白这个名可指此一白物，彼一白物，也可指白这个一般。一般亦称共相或要素。从认识论方面说，就是概念。
抽象的一般与具体的个别是对立的。唯物主义认为，抽象的一般，只能在个别之中，通过个别而存在。离开个别的一般是抽象的概念，只是人的思想的产物，没有客观的存在。公孙龙的《指物论》的主张，正是与此相反。
公孙龙认为每一个个别都是许多一般联合而成的，也就是说，个体是许多共相联合而成的。他认为天下之物，若将其分析，则惟见其为若干共相；但是共相却不是由共相组成的，不可再分析为共相。所以《指物论》开头说：“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无指，物无可以为物。”但共相必有所“定”，有所“与”，就是说，必通过个别的个体，通过物，才能在时、空中占有位置，成为感觉的对象，否则不在时、空之中，就不能为人所感觉，所以说：“天下无物，可谓指乎？”又说：“指也者，天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这两句话肯定，无所“定”、不“与物”的共相，是天下之所无；实际上是说，共相不是具体的事物，不是感觉的对象；这是正确的。不过他认为天下所无，还不就是没有，只是“藏”起来而已。这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一般本来是寓于个别之中的，但当人认识事物的属性时，通过思维的能力，可以靠抽象的作用，把一般单独地作为思考的对象。这样，人就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事物的本质。但抽象化了的一般，仅仅存在于人的思维之中。它只是客观事物的属性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它本身却并没有独立的客观存在。公孙龙看到了一般可以单独地作为思考的对象，以及抽象在认识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他把它片面夸大了。在他看来，既然一般可以抽象化而不存在于时、空(“指也者天下之所无”)，可以概括许多特殊(“指也者天下之所兼”)，它就可以不依赖特殊事物而独立存在(“奚待于物而乃与为指？”)。既然通过一般可以认识许多特殊(“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特殊的东西就应该依靠一般而存在(“物莫非指”)。这些只是脱离实际的幻想，其结果把抽象化了的一般看成了客观存在的实体，从而导致了先有抽象的一般而后才有具体事物的倒因为果的结论。
四、公孙龙关于“变”的辩论
公孙龙对于“此岸”世界也有讨论。他认为在“彼岸”的共相是不变的；在“此岸”的个体是变的。或变或不变，《公孙龙子·通变论》讨论了这个问题。《通变论》说：“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这是说，二的共相只是二，不是两个一的共相，所以“二无一”，它不仅不是“一”，也不是“左”或“右”。但“左”加“右”却是两个共相，所以说，“左与右可谓二”。下面接着说：“曰，谓变非不变可乎？曰，可。曰，右有与，可谓变乎？曰，可。曰，变奚(原作只，据俞越校改)？曰，右。”这是说，共相不变，但个体常变，所以说“变非不变”。“右有与”的“与”，即《坚白论》所说“坚未与石为坚”的“与”。公孙龙认为，共相自身虽不变，但表现共相的个体却可变。所以右的共相不变，而“有与”的右则可变。例如，在这个东西的右边的东西可变而为在这个东西的左面。《通变论》中设为问者说：甚么东西在变？回答说：右在变。这里所说的右是指具体的事物中的右，即“有与”的右，并不是右之共相。
就认识的过程说，共相或概念的不变，只有相对的意义。当客观具体事物发生了变化，或当人对具体事物的知识进一步深入以后，一事物的共相或概念的内容是要随之改变、丰富和发展的。公孙龙不了解这一点，把共相或概念的相对固定性片面夸大，从而得出了共相永恒不变的结论。按着《通变论》的理论，变的只是现实现象，现象虽在改变，还可以有永恒的不变存在。这种理论在社会实践上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社会中的君主虽然变成了臣子，但君主的共相却永恒不变；旧的社会制度的共相是永恒不改变的，具体社会中的改变只是暂时的现象。这样，公孙龙的哲学就成了为旧事物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工具。从这里可以看出，公孙龙的客观唯心主义是为旧的奴隶制度服务的。
五、公孙龙关于“名”、“实”的辩论
公孙龙子》中还有一篇《名实论》，集中地讨论了名实关系的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同样地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及其与政治的联系。
公孙龙认为一个命题中的主语和述语的关系就是名和实的关系。他说：“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公孙龙子·名实论》)这就是说，天、地以及其中的一切东西都是物。一个物就是那个物，不多不少(“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这就叫实。实必定在时、空中占一定的位置，把它充实起来(“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这就叫作“位”。公孙龙的这几句所说的，倒都是唯物主义的命题。
公孙龙是主张名实相符的。名实不符，就是不当，这是公孙龙所反对的。从表面上看，在名实问题上，他似乎表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实并非如此。在如何使名实相符的问题上，公孙龙认为不是使名符合于实，而是使实符合于名，是用名去校正实。《名实论》说：“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不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这就是说，正名的首要任务在于纠正实而不在于改正名。这就暴露了把名看成是第一位的唯心主义观点。也正因如此，公孙龙特别强调对于词和概念的分析，推崇一般，而轻视个别，把一般和概念看成是脱离具体事物的永恒不变的实体，幻想用抽象化了的一般去纠正现实世界的变革，阻止新生事物的发展，从而达到维护旧制度和旧秩序的目的。
参考资料：http://share.jxlib.gov.cn:8088/datalib/2003/Phylogeny/DL/
主张去尊偃宾，也称“辩者”、“察士”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於「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白马非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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